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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笔记7则

    时间:2021-07-01 12:04: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从“政道”层面推行现代国家治理


      在新近的《社会科学报》上,高全喜发文强调国家治理中“政道”的重要性。
      高全喜认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支撑是要在宪法的框架之下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法治不仅能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一个基本的制度框架,更能成为培育和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平的孵化器。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而非仅仅在“治术”的器物层面上。
      第一,在注重提高治理能力绩效的同时,还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这种合法性认同是关涉一个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根本,缺乏人民的政治认同,一切的治理最终都将是无效的,都将是无源之水。
      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与“法治中国”、“法治政府”的构建结合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发展不能构成政府获得合法性认同的全部,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政治社会问题采取高压政策,或者不管不顾,只能使问题越积越多,从而降低人民群众的合法性认同。政治合法性的获得,首先在于要有一个法治的政府与国家制度,其次才是它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否则,即便体系再完备、能力再强大,也只能是一个专权擅权的政制,不可能获得人民的拥护。
      一个法治的政府,必然会产生一套优良的治理体系,在其中,各级公务员遵纪守法、精明强干,民众的意见能够及时与政府进行沟通,社会矛盾能够在司法机构中得到公平正义的判决,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能够获得政府及时回应和有效解决。这样一个法治昌明的政府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这样的国家就是一个治理现代化的国家。
      第二,政治治理的对象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一定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对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发现,使每个人都能在其所在的职位和领域焕发出强大的动力,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是否能够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维护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进而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这里面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用法治的手段保护每个入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二是政府在制定政策、行使职权时,一定要考虑作为施政对象的人的价值和尊严,合法约束自己手中的公权力,防止其恣意妄为;三是开放社会空间,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建设,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
      第三,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政治文明首先表现在政治制度结构的合理化。
      一个健全的政治制度结构需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畅通的民意表达和沟通渠道,以便能够将民众的意见和诉求纳入到政府的立法及决策之中;二是组建对民众负责任的政府,以便能够对民众的诉求进行快速的反应,以及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的和平、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三是公正的司法体系,以便能够在社会出现矛盾时提供一个能够维护公平正义的地方。这三方面的内容及其相对应的功能,虽然在现代国家的治理结构中未必是一模一样的,英美有英美的做法,中国有中国的做法,但其制度结构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安排,却都是作为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所必不可少的。这是“第五个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高全喜认为,就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说,制度建设在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建设一个在宪法框架下的法治国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有了这个制度,官场腐败、道德沉沦、社会溃烂等不良现象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一个文明的社会亟需文明的政治,就现代社会来说,法治和民主无疑是政治文明的首要标准。
      (林风)

    康有为与保守主义


      新近一期的《21世纪经济报道》刊载了甘阳在“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
      甘阳认为,晚近这几年学界对康有为的兴趣似乎明显在增长,已有一些专著出版,同时还有一些即将出版的成稿。对康有为的评价,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在港台甚至海外,实际上历来基本口径都比较一致。大体来说,就是比较肯定、甚至推崇康有为前期的变法思想和变法实践,但同时基本上是否定康有为之后作为保皇党的思想和实践。今天或者今后康有为的研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近年比较不错的康有为研究正好反过来,即对戊戌变法之后的保守派康有为有更多同情的了解,甚至比较多的肯定。反过来说,今后可能会对他前期有更多批判的考虑。这可能是目前康有为研究与以往比较不同的一个地方。最近几年看到的论著基本都比较集中在对后期康有为作同情的阐释和理解。
      这大概是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重新再思考当年保皇派对革命问题的反省,这种再思考也可以看成是对保守主义的再思考。康有为大概是唯一一个前后一以贯之反对革命的人。他之所以要保皇帝、保君主,基本上是希望中国避免法国大革命的道路,走上英国、日本式的非革命的改良道路。在这点上,似乎晚清只有他一个人前后一贯,不遗余力,其他人包括梁启超都从来反反复复。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路线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康有为比任何人都认识得更清楚。从他前期给光绪帝的上书谈各国政治到后期他那些海外游记的比较政治思考,他对世界各国政治史的认识,对政治变革的认识,可能比今天很多人还要深刻。
      当然,当时保皇党与革命党的争论是以政治的方式展开的,孙中山以后的中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革命的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康有为的政治保守主义以后必然会被全盘否定。我们现在是在革命一百多年的历史基础上,重新思考这段历史。不过,我们不要陷入一个悖论和怪圈,即仅仅以康有为的保守主义来反对和否定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这未免太幼稚。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在一个“后革命”的社会重新培养一个健康的保守主义心态和态度,培养一种以保守主义的、渐进改良的态度看待目前问题和社会变革的方式。历史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重要的是,在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在百年革命以后,如何以一种比较稳健的态度来建立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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