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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欧贸易模式变革与汉萨同盟的兴衰

    时间:2021-06-29 04:00: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内容摘要: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北欧区域贸易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变革,这与14世纪和17世纪欧洲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关,也与担任贸易活动的组织者和保护者角色变化以及制度应对的能力紧密相关:大宗转运贸易催生出的汉萨同盟在14世纪末达到鼎盛,但随着英、法等民族国家的兴起,王国时代的区域经济被统一为国内市场并建立起国民经济体系,因而大宗转运贸易走向衰落。17世纪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建立后,汉萨同盟最终消亡。
      关键词:北欧 贸易模式 汉萨同盟 国民经济
      12-17世纪是西欧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正式确立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西欧经济在结构上的两次调整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调。与这两次经济结构的调整相同步的是北欧在区域贸易模式上的两次变革:14世纪时补充型远程贸易发展为大宗转运贸易;17世纪左右,大宗转运贸易则固定为北海-波罗的海的国际性区域贸易。这两次大的变革涉及到正在形成的北欧国际市场的各个地区和国家,其中起串联作用的汉萨同盟的命运则与这两次大变革息息相关。
      远程贸易的复兴与哥特兰商人共同体的诞生
      汉萨同盟的兴起和繁荣得益于12-14世纪整个西北欧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动。作为一个海上贸易帝国,其繁荣的本源自然首先要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10-11世纪农业和商业的复兴是汉萨同盟作为商业共同体出现的根本。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构成汉萨同盟的两个最为基本的要素:商人和商业城市。德意志的商人阶层较早就已出现,在11世纪时已经在北海-波罗的海上与占有优势的弗莱明、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展开了竞争(刘程,2013)。12世纪中叶以后,在德意志东进运动推动下,北德地区沿波罗的海海岸一带出现了密集的移民城市,如吕贝克、罗斯托克、斯特拉尔松、但泽、里加等。同时德意志商人积极向海外开拓,在英国的伦敦、基辅罗斯的诺夫哥罗德、挪威的卑尔根和弗兰德的布鲁日建立起著名的汉萨四大海外商栈。为管理和保护海外商栈和商人,移民城市与商人的相互配合构建了汉萨同盟的第一个组织形式—哥特兰商人共同体(Gothland Community),德国学者如多林格、齐默恩等称之为“德意志商人汉萨”,将之看作是汉萨同盟的第一个组织形式。
      哥特兰商人共同体出现自12世纪末,作为一个自发性的海外商人团体,左右其出现和运行的因素诸多,其中至为重要的当属联系欧陆的远程贸易的复兴。最初的远程贸易只是各地区因资源差异而产生的、对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而已,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对谷物等食品的需求、弗兰德城市对羊毛、蜂蜡和毛皮的需求以及斯拉夫地区对工艺品的需求等。远程贸易地域覆盖广、商品种类多、从事者较为独立松散的特点就要求哥特兰商人共同体能够提供完善的制度来应对封建混乱和贸易挑战。因此该组织就以哥特兰岛上的维斯比城作为中枢,通过一个宣誓互助达成的商人委员会来组织和管理所有北德意志海外商人。该委员会的领导层成员通常被称为执事或元老(olderman),主要从吕贝克、维斯比、泽斯特和多特蒙德四城选出,以代表四个主要的德意志商人故地。该委员会制定出一系列内部管理条例,最初是用来管理里加、诺夫哥罗德等海外商栈,后来被延至所有北德商人;其颁布的《维斯比法典》通行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所有来往于该海域的商人和海员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Semple ,E.C.,1899)。这些制度性保障维系了哥特兰商人共同体在波罗的海近一个世纪的海上贸易垄断地位。
      但随着远程贸易的深入、贸易量的增长、贸易地区的扩大以及贸易纠纷的频繁,依靠宣誓互助运作的商人共同体已无力继续指导和组织德意志海外商人。到13世纪中后期,该共同体的领导身份被逐渐转移到德意志本土城市之中。1298年,吕贝克通过汶德城市同盟获得了掌管和使用代表所有德意志商人的“帝国商人往返哥特兰的商业印玺”的权利。至此,哥特兰商人共同体彻底丧失了在组织上和法律上的核心地位。领导责任则转移到地处日德兰半岛东西两侧,联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汉堡和吕贝克同盟手中,这也为以后德意志汉萨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大宗转运贸易兴起与汉萨同盟的繁荣
      如希克斯(2007)所言:“商业组织的完善得益于商业规模的扩大”。汉萨(城市)同盟的出现正是为适应14世纪西北欧贸易模式的变革——远程贸易发展成为大宗转运贸易——而出现,这也成为汉萨同盟能够建立起贸易垄断和海上霸权的根本原因。
      14世纪之前,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依照自由来往、自愿交换的原则进行。贸易在自然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只是人们经济生活的一个补充。直到14世纪中叶因饥荒、鼠疫和战争对欧洲造成灾难性的冲击之后,商品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地域分工才进一步扩大,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出现了层级市场主导下的、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这成为西北欧大宗转运贸易兴起的根本前提。之后贸易模式的变革变得格外清晰:由行商独立从事、商品结构单一、商品数量小额、贸易对象随机的远程贸易被由家族化公司运营、商品结构多元化、商品数量大额、贸易对象固定的大宗转运贸易所取代。迅速增长的贸易利润增强了北德城市间的合作和团结,到14世纪初时,汉萨同盟的雏形已经完全形成。
      如果说远程贸易是将北海-波罗的海沿岸城市(12世纪时仍是孤立的“点”)串联起来,最终促进了这些“点”的繁荣,那么14世纪以后汉萨同盟就在北海-波罗的海地区实现了由“点”(城市)到“线”(海陆商路)再到“面”(贸易区)的历史整合(Postan.M,1970)。因此可以说,汉萨同盟的出现既是北欧大宗转运贸易出现的必然要求,也是北海-波罗的海区域贸易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推动力。15世纪中叶德意志东进运动基本停滞,德意志商人已移居到西斯拉夫各地的城市当中;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库尔兰和利沃尼亚的征服,确保了陆上商路的稳定和安全,此后从诺夫哥罗德经由陆路直达布鲁日的陆上交通完全确立起来,而海上商路则一直由汉萨海军牢牢掌握,因而四通八达的水陆贸易网络大大促进了区域贸易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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