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霸权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时间：2021-06-28 04:01: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霸权曾经是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但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国家权力控制的新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人们开始对霸权理论提出了质疑和反思，“后霸权”（post-hegemony）概念应时提出。后霸权概念使我们更为深入和全面地理解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但后霸权理论不应被看作是对霸权理论的颠覆和否定，而应是对霸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着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而且还将继续下去，这是我们所必须关注的。
关键词：后霸权；文化研究；葛兰西
中图分类号：G02；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2-0022-09
作者简介：
和磊，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后 （山东 济南 250014）
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国家权力控制的新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人们开始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提出了质疑和反思。有的学者就认为，“霸权逻辑已经耗费殆尽”，甚至明确提出“葛兰西已死”的论断①；也有学者明确提出了“后霸权”（post-hege-mony）的概念，以此来超越曾经的霸权时代。本文将在考察近年来人们对霸权理论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和评价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一、从霸权到霸权的霸权
霸权（hegemony，或译为“领导权”）这一概念出现得很早，经由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富有创造性的阐发，再经由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的引入，它几乎成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②，或“‘枢纽’性的概念”③，甚至被引入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角角落落④。霸权理论（这里主要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为主）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
1、霸权理论强调霸权并不是通过武力或压制，而是通过赢得被统治人民的同意而获取的，是双方谈判或协商的结果。这也就决定了霸权并不是一种静止的或静态的统治模式，而是一种动态的统治方式，是一种“运动中的平衡”。
2、霸权理论通常以民族国家的建构为最终目标，或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分析框架，权力的争夺也往往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的目标是一致的。
3、在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中，社会运动被建立在霸权与反霸权这样基本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权力的争夺成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核心因素，即便不完全是以武力为手段。
4、无论是霸权一方还是反霸权一方，其基本的构成还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即便葛兰西慎用“阶级”这一术语而改用“历史集团”（historic bloc），但其核心还是强调一种阶级的历史联合。
霸权理论经由葛兰西的阐发后，在人文社科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际政治领域几乎成为政治的代名词，甚至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的新葛兰西派（注：参见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欧洲》2000年第1期。
）；在文化研究领域，霸权理论更是被广泛运用到权力分析中。比如在大众文化的研究方面，大众文化就被看作是权力争夺与协商的领域（注：参见Tony Bennett,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Turn to Gramsci’”, in Tony Bennett et al.(eds.),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xi-xix. 中译本可见陆扬、王毅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9-68页。）。在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uffe）那里，霸权也成为他们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霸权理论运用如此之广，乃至被过度使用，其本身甚至形成了分析问题的“霸权”模式，这就是“霸权的霸权”（the hegemony of hegemony）。
瓦伦丁（Jeremy Valentine）在《霸权的霸权》一文中，批判了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理论，指出他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注：中文版本见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中并非是阐释霸权这一概念，而是在极力为这一概念的必要性寻求合理和正当的解释，其最终目的是要把这一概念普遍化和客观化，从而也就取消了其与现代政治的差异，甚至成为现代政治的同义语。由此，霸权也就成为了“霸权的”（hegemonic）了（注：Jeremy Valentine, “The hegemony of hegemony”,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ol.14, No.1, 2001.）。汤姆里斯（Bron Tamulis）在2010年对霸权理论的批判也与此相通。他认为霸权理论潜在地包含有一种社会“总体性”（totality）的观念，它通过霸权/反霸权、对抗/共同体、认同/差异、主体/客体这样的二元对立结构，提供了一种单一的总体化的社会分析逻辑，并以此凌驾于一切政治实践之上，从而也就无法阐释社会的各种具体的政治实践（注：Bron Tamulis, “The Hegemony of Hegemony: Illusion, Thought, and Practice”,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0 Annual Meeting.）。
代义（Richard J.F.Day）在《葛兰西已死》中指出，霸权逻辑本身就预先假定了在社会与文化理论中存在一个霸权机制。霸权模式就建立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并且是在这一框架中思考问题，强调自下而上进行反霸权斗争，以推翻霸权统治，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这就是他所称的“霸权的霸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夺取国家政权中也使用同样的霸权逻辑，试图去颠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对于以拉克劳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们，代义也认为他们同样执行了这样的霸权逻辑，只是模式不同而已；不是在强调夺取国家政权，而是强调通过民粹主义的合作与冲突来影响国家权力的运作（注：Richard J.F.Day, Gramsci is Dead: Anarchist Currents in the Newest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8.）。
总之，在瓦伦丁等人看来，霸权模式在其本身走向霸权的过程中，也失去了对问题的充分阐释能力，后霸权概念呼之欲出。
二、后霸权概念提出的背景
后霸权概念的提出，除了“霸权”概念本身在走向“霸权”中失去了对现实问题的充分阐释能力之外，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国家权力统治与反霸权斗争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
（一）霸权之后与国际政治新秩序
早在1984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就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明确指出国际关系已经走向“霸权之后”时代，曾经的霸权理论已经不适合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现状和发展。
基欧汉在这部著作中首先肯定了以前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所谓霸权稳定论，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国际机制的形成一般要依赖霸权国家的存在；而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基欧汉认为，霸权国家的存在会给国际关系带来积极的作用，比如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等。基欧汉还举例阐述了美国霸权对国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比如通过设计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促进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自由流通，为整个世界提供各种商品的开放市场，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等 ②（注： ③ ④ ［美］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0、37、8、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