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要素与期待
时间：2021-06-27 08:00: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1978年至2008年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5%;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到300,670亿元(人民币,下同);人均GDP从281元增长至22,600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343元增至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34元增至4761元;外汇储备从1.7亿美元增至1.9万亿美元;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从86万人增至2021万人。中国还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且在眼前这场重创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有相当出色的表现。为此,记者就“中国模式”问题于2009年12月下旬专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下面是他的主要观点,华林整理。
什么原因使中国取得巨大成就
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并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答。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引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具有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低成本优势,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官方的标准答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简单地概括一下前年举行的中共十七大的主要精神,就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在我看来,如果从国际比较和发展模式的角度看,中国官方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要素
从基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方面来看,“中国模式”的要素是:
(1)在所有制方面,中国既不推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同时,中国放弃了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而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但又不是简单的一党政治,而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
(3)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又允许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处于并存的局面。
(4)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不允许军队干预政治,但又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
(5)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正像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引导的市场经济(government-led market economy)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government-led civil society),多数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看,“中国模式”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从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方面看,“中国模式”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国力求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并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转型,在推进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整体性变迁的同时,没有出现国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荡。同时,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稳定的内容与形式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原先的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逐渐让位于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从改革和发展的策略来看,“中国模式”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必须从总量上增加大多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
除了现实的理论概括和分析之外,我对中国模式还充满期待和理想。我认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模式,决不只有成功的经验,也必然有其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吸取的教训。中国模式的优势和成就不容否定,但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不能回避。中国模式的未来前途,在很大程度中将取决于我们如何成功解决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我认为,在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模式”的以下战略选择将变得更加重要,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的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GDP的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两者不可偏颇。在改革的初期,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的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对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
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要努力深化以民主法治为重点,以善政和善治为最终目标的政治改革,在民主治理和政府创新方面,需要有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改革的社会政治成本将大幅度增加。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以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正像福利是一种基本价值一样。政府不仅担负着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担负着领导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发展重任。政府既要推动以法治、参与、人权、透明、稳定为目标的全社会的民主治理,也要推动以分权、效率、责任和服务为目标的自身的民主治理。
如何处理好“自主性”和“普适性”的关系
“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现代化战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能否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化、普遍化与特殊化的关系,国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体现为控制和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全球化就是东西方的趋同,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同质化。由此产生出两种极不相同的全球化对策:一种认为应当舍弃一切去寻求全球的同一性;另一种则认为应当以自己的传统特色去抵御全球的趋同倾向。这种把全球化仅仅视为一体化和同质化过程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缺乏对全球化过程的辩证性质的认识,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有害的。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从全球化与自主性的关系来看,“中国模式”的主要启示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对外开放。邓小平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把它当作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战略,表明了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这种时代背景的深刻认识。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全球化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也拥有自身的优势,只要政府应对得当,就可以成为全球化的赢家;反之,发达国家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如果应对不当,同样可能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在这里,成功的关键在于将自身的优势与全球化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正是采用了这样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