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劣根性”学说是怎样兴起的？
时间：2021-06-27 04:01: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国民性：一个西来的殖民话语
中国国民性批判问题，并不是从中国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外来的问题。来自哪里？来自西方世界。
西方人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对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并将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传播给被否定的非西方世界，要他们学习领会并最终认可接纳。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提供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非洲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这一切都因为他们离文明的欧洲最为遥远，是东方黑暗愚昧的中心。
至于中国，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面临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不幸的是，中国处于东方的尽头，比印度离文明欧洲的距离更加遥远，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东方黑暗愚昧的最后堡垒。为什么对印度和中国作出此种区分？因为印度已经被英国占领，正在接受启蒙和拯救，而中国一直拒绝拯救，可见在罪恶的道路上堕落得更深。
一个英国人说，英国也许确实需要几块殖民地，但是非洲、亚洲更需要英国。需要英国干什么？当然是需要英国用欧洲文明和基督福音来拯救他们。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英国和欧洲的文明人来掠夺并享用他们的财富。在整个殖民过程中，无论是殖民当局还是欧洲文化界，他们的声音汇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共同的意思：“他们不是掠夺者，而是启蒙者，他们不是逐利而来，而是为了完成造物主或君主赋予他们的某种使命，帮助那些不那么走运的东方人，设法使他们接近西方或提高到西方的水平。”〔1〕但是，如果这些野蛮部落不给启蒙者奉送银子，那就应该劫掠他们；如果这些愚昧国家抵制启蒙者的拯救，那就屠杀他们。
所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丝毫不需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是为了建构一个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满足西方文明扩张和殖民掠夺之需要。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在当下占统治地位的学术体系之中，为什么这个地球上只有西方人完美无缺，所有其他种族的民人之道德、性格、人格为什么如此丑陋、罪恶。
西方学者对中国国民性发表过高见的人，不乏鸿儒硕彦。孟德斯鸠、休谟、赫尔德、黑格尔等等赫赫有名的精英人物，都对中国国民性的缺陷深有研究。他们还分别从自然环境、历史境遇、法律风俗、政治制度等等角度，对中国国民性的文化背景及其成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周宁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指出：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思想界试图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个知识体系，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此时，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生产与组织“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已经具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中国国民的奴性；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如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专制、道德堕落、愚昧迷信、历史停滞如何塑造并表现这种奴性；已经表现出一种既定的陈述方式，如首先在与西方对应比较的东方化语境中确定中国国民性的精神核心并历数其多种特征，尤其是历数道德范畴内的反面例证；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的征服、掠夺、屠杀与扩张提供了正义理由。
除了精英学者之外，西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等各色人等，都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发表过形形色色的描述和评价。他们大多以唯我独尊的心态对中国的现象进行了或善意或恶意的批评。黑格尔的“中国研究”毫无疑问曾经以这些描述和批评意见作为依据，可是，他的学说和意见一旦公之于众，就以大学者的权威力量极大地规范着、启示着那些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各色人等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角度和描述模式。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群的互动之中，中国国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残忍”等等特征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强调。
周宁指出：“在西方文化中，黑格尔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国民性话语精英层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则标志着大众舆论层面的完成。十九世纪西方在中国人身上观察到各种特点，其描述复杂、混乱，甚至相互矛盾，它们的作用不是使西方视野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不是使西方人能够轻松地把握中国人的性格，而是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了。《中国人的性格》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结束了这种难堪的局面。在明恩溥归结的中国人的二十六种特征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似乎清晰了，可以把握了。”
所有这些研究并不是一种学术的分梳、学理的推究，进而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这些研究只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被西方人征服、服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是一切野蛮部落和野蛮帝国的必然命运，中华帝国也只有屈服于这种命运才有出路。就拿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来说，作者虽然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中国人二十六种病状，但他最后想说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皈依西方人的宗教（基督教），才能拯救这些病入膏肓的野蛮人。由此看来，近代以来西方宗教的扩张，与殖民军事当局的权力扩张基本上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同样，西方社会所生产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知识，并不是为真理服务的，而是为殖民权力服务的。
历史上的西方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从否定面来建构中国形象的。与此相反，在伏尔泰之前，欧洲所有关于中国的言说都是充满了礼赞和憧憬，在他们对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专制、思想禁锢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中国被欧洲文化精英描述为富庶、自由、和谐、欢乐的世俗社会，并以此作为欧洲之楷模。直到1721年，德国学者沃尔夫还在一次演讲中称赞中国的道德哲学，描述孔教理想国是如何尽善尽美（他因此遭到普鲁士国王的驱逐，被迫流亡异国十六年）。1730年他又提出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典范，其内圣外王的统治模式符合柏拉图《理想国》的构想。有的欧洲学者甚至盛赞中国古代文明超过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伏尔泰的《风俗论》依然保留了这种美化中国的流风遗韵。《风俗论》是一部描述中世纪世界政治、历史、精神文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长达一百三十万字，它以中国内容作为全书的开篇，这种安排似有以中国作为文明典范的含义。伏尔泰说，当中国人在创造伟大文明的时候，偏居西方一隅的欧洲人还是奔波于丛林中的野蛮人。作者也从传教士的著作中读到若干中国社会的缺点，但是他对那些描述不以为然，处处为中国人的这些缺点辩护。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学者心中，中国形象跟乌托邦一样完美无缺。
当他们建构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时，并没有足够的现实材料，也没有一本扎实的专门著作进行学术论证。严格说来，这只是一场思想上的虚构。在启蒙运动之前，中国文化成了欧洲文化人进行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重要资源和理想标准。当然，这并不说明欧洲学者对中国有多少了解和研究。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反抗基督教的教权专制，几近武断地描述了一个理想的“他者”为自己所用，这种描述不但严重脱离实际，甚至包含着故意歪曲的成分。这种言说对知识和真理不负责，对言说对象也不负责，而只对自己的愿望和需要负责。
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出版）开始，欧洲学者笔下的中国形象发生了逆转。启蒙学者们在建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历史过程中，一步一步将中国建构为现代性的反面形象。中国不幸沦为他们急于抛弃的一切与现代性相对抗的负面价值的化身。中国被置于“他者”地位，成为打造现代性价值、表达他们的文化理想、突显他们的先进性和优越感的镜子。就像他们将中国描述为理想天国时缺乏足够依据和严谨论证一样，西方学者将中国描述为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妖魔形象时，也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和需要随意捏造的。就像伏尔泰对于批评中国缺点的言论不屑一顾一样，孟德斯鸠、黑格尔对于那些正面描述中国形象的文字置若罔闻，因为这些材料不符合他们的需要。伴随着启蒙时代的文化繁荣，西方殖民当局正在高唱着“理性战胜愚昧、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自由战胜专制、基督战胜邪教、优秀种族战胜原始民族”等等“文明信条”，理直气壮地用军舰和枪炮实施着屠杀和掠夺。西方文化精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捏造，正好为殖民主义者的屠杀和掠夺提供了具有现代性的“道义”依据。就此而言，西方圣哲也是西方殖民征服的参与者。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居民来说，通过反对擅长屠杀的政府而一步一步建立了现代性价值体系的西方知识精英，骨子里包含着与现代性价值体系相对抗的一切负面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