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当个县长有多难
时间：2021-06-13 04:00: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上不易
国民政府时期的县长任用， 有考试和荐举两种途径，但想要通过考试当县长很不容易：首先，县长考试举行的次数非常少。据统计，1928-1929年湖广和东南各省先后举行过一到三次县长考试，共录取1300余名，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多数省区都没有再考过。其次，考试竞争非常大，比如1928年广西举行第一次县长考试，与试者数百，仅录取一名。再者，即便考上了也得不到实际的任用，比如江西省在抗战前考试录取63人，而实际任用为县长者仅12人。
更多的县长是通过保荐选出来的。当时规定，举荐县长由民政厅长提名二到三人，然后按法律手续转请任命。这就意味着民政厅长大权在握，难免滋生腐败，甚至有人公然将出卖县长当做敛财工具。比如1929年，传闻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出卖县长职位：一等县县长6000元；二等县县长5000元；三等县县长4000元。
安稳更难
民国县长更迭非常频繁，以河南为例，仅1931年就更换县长226人次（当时河南共有112个县）。很多县长的任期不满一年。
首先，要祈求省府主政者不要更换。每一位省长官上台，必然出现一次县长大换血。以甘肃为例，据1936-1940年任西和、成县县长的马廷秀回忆，在西安事变之后，朱绍良任省主席，前主席于学忠的势力被驱除，相应的“陇南原有十一个县长中，十个都被撤换了”。
其次，得跟当地土豪劣绅搞好关系。“县长如不和豪劣勾结一气，必站不住，若和豪劣一同剥刮，那钱得了，官声也好。”而那些锐意进取者，多半铩羽而归。比如冯玉祥主政河南期间，力谋刷新政风的县长吉介到任后，就因各乡镇士绅处处阻挠无法施政，最终被迫离职。
上级管辖机构林立也让县长不胜其烦。据统计，在四川，县政府之上的管辖指挥机关多达37个；在湖南，直接间接指挥监督县政府的政治、军事机关有33个；在湖北，县政府的各种上级机关也有31个。县长职责繁杂，仅国民政府《县长须知》中所规定的基本职责就有民政31大项、财政28大项、建设48大项等172大项。每一大项中，又分出来许多小项，如民政类31大项又可细分为160小项。
在二三十年代，一个县政府少仅10余人，多亦不过20-30人，而省政府公务员人数，少则四五百，多则逾千。这么少的人，做这么多的事情，除了对各方面都敷衍塞责，几乎没有别的办法。
民国期间对县长的惩戒之多奖励之少，也是罕见的。以河南为例，1931年到1935年河南省县长所受惩罚总计750次，奖励仅116次，甚至连“境内电线被窃”都要给县长惩戒。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在军阀混战时期或者战争年代，要想当好县长，筹钱募兵的工作一定得做得漂亮，要不然轻则丢官罢职，重则可能性命不保。比如甘肃高台县县长因为给青海马步芳集团筹款不力，就受到了软禁。从县长受奖和受惩的原因来看，征粮征兵占到了80%以上。
面对军阀们的威逼，一些县长为了自保，想出各种奇妙的招数。比如1947年在河西临泽县任县长的袁第锐，赴任前特意致信马步芳要了一张照片挂在办公室，让来县府催粮催款的驻军认为自己与马步芳关系非同一般，以有所震慑。
去职也不省心
民国时期县长实行的是“承包体制”，即一位县长上任、卸任，不仅从科长、秘书到收发、差役全套班底随他同来同去，解职时财政收支也要全盘交代清楚。县长更替交接一次，全县田赋、积谷、城墙、衙署、文庙、公产等，均须清查一次。而全部盘查全县积谷往往就需要几个月，更别提其他事项了。繁琐的移交手续一般需要数月甚至几年时间，这期间所需各项费用要由县长个人承担，甚至远远超出县长所能承受的范围。比如江西有一位县长在职不满两年，计其所得薪金不过4000元，而办移交的费用即高达2000元。
这样高的交接费用，如果奉公守法的话，当县长就肯定会成为赔本买卖。事实上，根本不会有县长傻到真正自己掏腰包来做这些事情，即便是为了筹集去职时的移交费用，县长在任期间也难免贪污腐败。
因为县长存在贪腐行为，离任时交代不清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成为当时官场的通病。比如在广东，1925-1936年间移交不清的县长共有548人，每年平均有49人，占到去职县长人数的80%以上。这些移交不清的情况很容易激发民愤，引起官民对立，损害政府威信。
民国时期曾任酒泉县县长的魏允之曾说：“全副精力，须以百分之三十应付土劣；百分之三十周旋驻军各军官；百分之二十办理等因奉此；其余百分之二十姑得努力地方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