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熠熠生辉的改革之星

　　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
　　
　　1981年,项南同志来福建主持省委工作。尽管当时粉碎“四人帮”已经数年,党的正确路线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然而在福建的各项工作中,“左”的遗害依然严重地压抑着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特别突出和严重的是,中央有关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决定,由于一些人不理解,说什么包产到户是“砍大寨红旗”、“大寨别人不学我们学”,对上顶住不办,把农民和基层干部积极推行的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封堵,以致在全省广大农村迟迟不能落实。尽管阻力重重,项南同志仍以极大的革命坚定性,排除干扰,不顾个人毁誉,当机立断,把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作为首要任务,联系福建工作实际,再一次组织全省各级干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学习、大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清除“左”的毒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批驳“砍旗”论,对一些地方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把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工作在全省农村迅速铺开。当时,福建的广大干部群众,把这次重新学习形容为“思想补课”。而正是这样结合工作实际的“补课”,才把福建广大干部从“左”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全省人民看到了福建的希望,看到了福建的光明前景。
　　长期以来,福建在干部问题上,有一个“死结”始终难以解开,这就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大批的冤假错案。特别是有关地下党的冤案,使大批在解放前复杂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出生入死的原闽浙赣、闽西南地下党的同志蒙受冤屈,长期得不到平反。甚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又把一批原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出党,逮捕入狱。
　　项南同志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后,1981年即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如果福建地下党的冤假错案再不认真对待和解决,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改革开放的大业也难以顺利进行。项南同志多次指出,建国至今几十年了,许多人都从当时朝气蓬勃的青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甚至已离开人间,这些同志到底有几个是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如果不是,当然要给予公正的待遇。随后,项南同志即按照胡耀邦同志“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先从福建抓起”的批示精神,经省委研究,确定了“坚决、彻底、尽快、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方针,并迅速组成工作班子主持其事。在项南同志的亲自主持下,从实际出发,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本着宜粗不宜细,不追究个人责任的原则,进行调查研究,做到既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又有利于安定团结。经过四年多的细致工作,艰苦努力,到1985年夏,终于为原闽浙赣、闽中及闽西南地下党“三大案”蒙冤受屈的大批同志先后平了反。
　　与上述地下党“三大案”相关的,还有一个地下党中知识分子党员的问题。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党先后在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建阳)、集美学校和福建其他大中专院校,发展了1400多名知识分子党员,且多为学有专长的专业人才。他们长期坚持对敌斗争,开展游击战争,为解放闽中、闽南作过重要贡献。解放后除少数离开福建或远走海外,绝大部分都留在福建。他们受到地下党“三大案”的影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查”及“海外关系”的株连,大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打击,极少数被整致死,有的生活十分悲惨。直至80年代前,他们既不能得到平反,更不能得到很好的使用。以解决地下党“三大案”问题为契机,1984年春,项南同志又根据耀邦同志在老同志江一真一份报告上批示的“中组部协同福建抓紧进一步解决”的精神,亲自抓了这个问题。项南同志总是从全局的高度上,从团结绝大多数人一起搞现代化建设这个大目标上,循循善诱,反复地做各方的思想工作。他说:“一个大学生,受到错误处理,现在工资还是二十几级,跟我们机关大院的勤杂人员同级待遇。这怎么叫人看得下去?怎么能叫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对这些吃了半辈子冤枉的同志,提个三四级,也才二十级,算多吗?”
　　正是出于这种正义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项南同志以高度的胆识和毅力,在干部路线上坚决拨乱反正,使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得以平反,重新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这不仅是这些同志个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还牵动着他们的亲属、朋友的心,关系着党心、民心。
　　
　　要让福建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列
　　
　　项南同志矢志通过改革开放振兴福建,“让福建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列”。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在思路上高瞻远瞩,行动上坚决果断,既是领路人、先行者,又是实干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福建人多田少,这是发展农业的不利条件。有史记载,自宋朝后,福建粮食便需从外地调进。然而,福建倚山面海,有广袤的山区和水面,资源丰富,潜力很大,又处于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天然的大温室。项南同志鉴于福建的自然条件,总结前人经验,从大市场、大流通出发,富有远见地提出福建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大念“山海经”,建设大农业。这是一个符合福建实际,利省利民的好主意。实践证明,凡是贯彻这一战略的地方,不但粮食产量逐年稳步提高,而且山海资源得到合理开发,丰富了城乡市场,提高了农民收入,使农村五业兴旺,给整个经济带来生机和活力。例如项南同志生前大力支持的漳浦县,向大山大海进军,从贫困中迅速崛起,成为水产大县和龙眼、荔枝等亚热带果品的生产基地,改变了贫困面貌。漳浦是大念“山海经”的一个典型,也是为项南同志树立的一座有形无言的丰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国有企业原先的那种自上而下,只讲生产不看市场,只讲产量不管效益的经营管理体制,已大大落后于形势,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1984年3月23日,在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给省领导写了一封信,诉说旧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他们。在今天看来,这只能算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而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举。项南同志见信当天,立即要求《福建日报》在次日一版头条发表,并且亲自写了一段饱含改革激情的导语,说此信“情辞恳切,使人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真的就不能前进了的感觉”。随后,在项南同志的亲自指导下,《福建日报》对“松绑”问题作了连续报道。《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上面这封信,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这封呼吁书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旧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对此作了连续报道,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还邀请这55位厂长、经理的代表,来京座谈体制改革问题,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一个月后,即4月30日,项南同志再次亲自执笔为《福建日报》写了一条检查落实松绑放权情况的消息。消息说:“省委、省政府决定5月中旬再开一次55位厂长经理座谈会,对松绑放权进行检查,有哪些权没拿到手,还有哪几条绳索没有解开,是谁对放权松绑搞得好,是谁把着权不放,不给松绑。检查将指名道姓,找出促进改革的单位和个人,找出阻碍经济改革的单位和负责人,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摆脱企业对行政的附属地位。”字里行间,透露出项南同志对改革的极大热情和坚定决心。
　　项南同志还大力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他认为,福建地少人多,工业基础薄弱,但有着华侨众多的优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福建经济的希望所在。他热情赞誉我省东南沿海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是福建经济发展的“一枝花”。另一方面,当他发现晋江陈埭镇涵口村一些农民以白木耳饮料充当感冒冲剂出售时,又严肃指出这种作法是完全错误的,并及时如实向中央反映,主动带头检查领导责任。同时采取果断措施,严肃处理,关闭所有制造假药窝点,销毁全部假药制品,并提出“除虫护花”的正确方针,指导乡镇企业整顿转产,健康发展。他强调指出,要保护来之不易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大好局面,千万不能因为一时出现了某些问题而否定乡镇企业。在项南同志挺身而出的执言下,尽管当时“晋江假药案”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乡镇企业并未因此放慢前进的脚步,晋江还因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而在1994年进入全国百强县(市)第十五名。项南同志离职后,1995年重返晋江参加建市3周年庆典,群众以满街的鞭炮夹道欢迎他的到来。人民公仆如此受到群众自发的爱戴,这是项南同志“无愧于福建人民”的有力证明。
　　1981年,福州成立了我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日电视机公司,引进日本资金和先进技术,造出名牌产品。项南同志为此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80年代初期,根据项南同志的倡议,我省在全国率先引进了全自动程控电话。
　　又是项南同志力排众议,利用科威特贷款,1983年建成了厦门国际机场,随后又成立了全国首家地方航空公司——厦门航空公司。如今厦门机场和厦门航空公司的规模和效益,在全国民航系统均名列前茅。
　　1983年,在项南同志的倡议下,我省又果断地利用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贷款,建成我省第一支远洋船队。如今这支船队已经走遍五洲四海。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项南同志在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建议将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并在厦门实行自由港政策,得到小平同志首肯,不久经中央批准后组织实施。厦门改革开放从此进入新的阶段。
　　往事已矣。项南同志不计个人得失,日夜操劳,为福建的改革开放、经济振兴所作的巨大贡献,将载入福建的史册,永志福建人民的心中。
　　
　　为科学教育和舆论宣传倾注心血
　　
　　项南同志以极大的热情,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他认为,国际间的斗争,不单表现为极端的战争形式,更多的将表现为经济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实际上是教育的竞争。在我们诸多困难中,人才缺乏是最大的困难。因此,他提出“以智取胜”的发展战略。他说:“福建要由现在的落后地位走到全国的前头,实现这个跳跃式的前进,必须强调‘以智取胜’,即注重智力开发,增加智力投资,大力培养人才,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科学技术,缩短由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过渡的时间。这是关系全省经济建设在本世纪内以至下个世纪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在项南同志主持下,中共福建省委先后于1982年7月和1984年8月召开了两次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决议》,有力地促进了福建教育与科技工作的发展。
　　项南同志对福建的新闻出版和对外宣传工作,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鼓励新闻工作者要先当改革者,要站在改革的前头,为改革叫好,为改革排难,对改革者要满腔热情地同情支持,造成大兴改革的舆论,要有勇气敢在那些阻挠改革的太岁头上动土。他以政治家的敏感和娴熟的宣传艺术,指导着福建的报纸、广播、电视工作。本文前面提到的《福建日报》关于国有企业松绑放权在全省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亲自执笔为报纸写新闻、社论和按语,这本已十分难得,而其立意的深刻、见解的精辟、文风的朴实,有的每篇仅二三百字,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令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老报人也不禁击掌叫好。
　　1984年,一位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写信给项南同志,反映了广播电视战线面临的政治待遇、人员、设备、经费诸多困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1月5日信才发出,第二天下午,当事人便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项南同志认为“意见很对”,省委最近要专门研究一次广播电视工作。5月2日,项南同志又亲自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电台、电视台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及时解决了提高两台政治待遇和增加经费、编制等在当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并向两台提出了“面向全省、面向华侨、面向台湾、面向世界”的“四个面向”方针。此事不但大大增加了两台的宣传实力,鼓舞了两台人员的斗志,而且也使福建成为全国各省两台前来“取经”的地方。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台,是全国的重点侨乡,又是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先行省。然而,由于多年受海峡两岸形势的制约,消息闭塞,少为人知。项南同志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大业,从1982年起便多次与新闻出版界座谈,启迪思路,交待办法。他说:“中央对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福建走在前列,但是,几百万闽籍海外华人华侨却不了解故乡的今天,叫他们如何支持福建,更何况外国人?我们也不了解世界,又如何走出国门?”正是在项南同志的支持和指导下,福建的对外宣传工作有了质的飞跃,出版了大量介绍福建乡情、建设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特别是由项南同志亲自策划、作序的《中国福建》和《福建画册》两种大型书籍,其内容之丰富,资料之翔实,装帧印刷之精美,均开福建出版界的新纪元,博得海内外人士的一致赞誉。
　　令人难忘的是,1981年10月由项南同志提议安排的港澳记者团的访闽之行。记者团包括了香港、澳门各种倾向的二十多家大报和通讯社的资深记者近30人,并有多家报社老总亲自出马。在当时,国内一个省有如此之多的港澳媒体记者来访是空前的,在今日也不多见。记者团来闽后,项南同志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会见了他们,并特地交待在晚宴上请记者团吃地瓜。陪同人员在席间解释说:“地瓜本是最粗贱的食品,历来都是家里人自己吃,不能待客,更不能用来招待远方的贵客。今天项南同志不把诸位当作客人,而是当作家人一样看待。”使记者们深深感受到了闽港澳亲情。港澳记者团回去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十多家报纸上,陆续发表了全面介绍福建的新闻稿达数十万字之多。在历史上,香港华文、英文报纸还从未有过声势如此之大、时间如此集中地全面介绍福建的报道。此事不但在海外华人世界引起很大反响,成为福建对外开放、让世界了解福建的重要步骤之一,连台湾的报纸也十分关注,评论说“香港报纸刮起了福建旋风”。
　　项南同志对科学、文教、宣传方面的重视,也是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和鼓励。他不仅是大家崇敬的领导,更是知识界的良师益友。
　　
　　热情关怀爱护华侨归侨和侨眷
　　
　　福建有800多万华侨、华人居住在世界各国,他们一向热爱祖国,关怀桑梓。项南同志认为,这是福建做好工作的重要特点和优势。他把做好侨务工作同发展经济、做好对台工作,并列为80年代福建的三大任务。他指出,做好侨务工作,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加快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促进我国同世界人民的友好往来,都有重要的作用。他一再说,侨务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要广交朋友,努力扩大团结面,以诚待人,以心换心;要尊重华侨、理解并保护他们爱国爱乡的热情;要加快落实侨务政策的步伐,华侨多的地、市、县委书记要亲自抓,切实加强领导;要调动华侨、归侨、侨眷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引进人才、资金和先进技术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充分发挥侨乡信息灵、人才多、资金和劳力多等优势,积极从政策上扶持归侨、侨眷办企业,繁荣侨乡经济,促进山海共同发展。他还特别强调党和国家干部必须廉洁奉公,在同华侨交往中不能接受礼物,对华侨赠送的礼物应婉言谢绝。
　　项南同志非常关心归侨、侨眷和归侨学生的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在广大的侨乡,在华侨农场、工厂,在华侨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侨办学校,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经常能看到他同归侨、侨眷和华侨子弟谈心的场面。1981年1月,他来福建还不到一个月,就到福州华侨新村看望了住在那里的归侨、侨眷,同1965年从缅甸回来的87岁老归侨郑逸清亲切谈心。在闽清城关养鸡场,他向归侨子女聂志红了解养鸡情况,回福州后还亲自给她写信,并寄了两本外国养鸡经验的书,勉励她努力学习,争取成为养鸡专家,为人民多做贡献。
　　项南同志对于被毛泽东誉为“华侨领袖、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非常敬仰,并把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作为全省人民和华侨、归侨、侨眷的学习榜样。在陈嘉庚诞辰109年和陈嘉庚亲手创办的集美学校成立70周年时,项南同志不但亲自主持了纪念活动,广邀海外同胞,大力弘扬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还饱含热情地写下《纪念陈嘉庚》一文。他说,“陈嘉庚是个重要人物,他的影响远远越出了国界。”“陈嘉庚的全部历史,都是同华侨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爱国华侨的光辉旗帜,是革命事业的忠诚朋友。他受到全国人民和千百万海外华人的尊敬和爱戴,决不是偶然的。”
　　胡文虎先生是又一华侨领袖。多年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胡文虎先生的评价均持否定态度。项南同志来福建后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以史实为依据,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胡文虎先生的一生作了具体分析,在1983年作出胡文虎先生是爱国华侨的结论,并归还胡氏兄弟在福州、厦门的永安堂和星系报业财产,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了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
　　项南同志本人未曾旅居海外,也没有什么海外关系。但是项南同志以对海外乡亲的无比关怀和自己巨大的人格感召力,成为海外华侨华人众望所归之人。
　　
　　公正廉洁 作风深入 胸怀坦荡
　　
　　项南同志作风深入,公正清廉,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在福建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中,有口皆碑。
　　项南同志非常重视学习。他曾说:“人人重视学习,是国家兴旺发达之所在。”他不论工作多忙,每天都要挤出时间读书,汲取各种新的知识,从而能够运用渊博的学识来思考问题,指导实践。福建许多同志都说,听项南同志讲话是一种享受,每次都能得到新的启迪。
　　项南同志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要求省委政研室的同志每年要有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时间深入基层。闽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又是较贫困的地区,他爬山越岭,走乡串户,访问老农和生产能手,共商发展大计。永定要建一座棉花滩水电站,经过长期规划,坝址始终难以确定,项南同志不愿只听汇报,他亲自带领专家实地勘察。坝址距山乡小路有8公里,项南同志不辞辛劳,毅然和水电专家一起,坐上拖拉机,头顶烈日前往。
　　项南同志下乡视察、作调查研究,最反对小汽车一串前呼后拥,他说这么做既妨碍深入调查,又脱离群众。他每次都是和大家挤在旅行车上,边走边聊,研究工作。到了各地,又总邀请当地负责人一同上车,在车上听取汇报,然后直奔调查研究的目的地,不搞繁文缛节。就这样,不知在车上开过多少场会,布置了多少工作。福建省在农村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见,就是在车上由项南同志口授,你一言,我一语形成的,这种作风和效率,大家形容为延安精神的再现。
　　在衣着、饮食上,项南同志反对奢靡,崇尚简朴。除了会见外宾等正式场合,平日开大会作报告或会见一些海外企业家、学者,他总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给人以强烈的清新亲切、平易近人的印象。他反对豪宴,提倡小吃,并多次著文阐述他的观点。到省内各地视察调研时,他总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先给当地打招呼,说交多少伙食费,就吃多少饭菜,不可超过标准,不能随意加菜。他喜吃牛肉,有一次当地招待所为他多煮了一碗牛肉汤,项南同志发现超过标准,当即叫把汤退了回去。在武夷山准备会见港澳记者时,身边没带工作人员,他就到职工食堂吃了两个花卷、一盘小菜和一碗清汤。有几次他到果园瓜地视察,主人端瓜果招待,说是自己生产的,他说:我可以吃,但要付钱。
　　项南同志严于自律,堪称一介不取,两袖清风。在他离职之后,有人请他参加庆典等活动,他去了,但拒收礼品、红包。他的书法极佳,有人求字或题匾,送来润笔,他也婉拒。项南同志的清廉,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光洁照人的形象。
　　(本文作者均曾在福建省担任领导职务:胡宏曾任省委常务副书记,温附山曾任副省长,黄明曾任省顾委副主任,许集美曾任省政协副主席,张明俊曾任省人大副主任,王镇辉曾任省人大侨台委主任,刘学沛曾任省社科院副院长,宋祝平曾任福建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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