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抗战时期知识界的
时间：2021-06-05 08:00: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东北沦陷后，中国边疆危机越来越严重。为此，知识界从边疆行政建制、边疆政教制度、达赖班禅两系合作、边疆政制现代化还是恢复边疆旧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边疆政制变革方案.试图以此来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解决边疆问题。这些方案虽然存在着激进与渐进的不同，但是无疑都为日后团结边疆人民抗战作了舆论准备，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局部抗战；知识界；边疆；政制变革
东北沦陷后，内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方的战略位置显得格外重要，然而，边疆旧有制度依然存在，严重阻碍了边疆社会的发展。如何变革边疆旧有政制，恢复中央与边地之间的正常关系，一时成为国民政府和知识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边疆旧有政制变革问题，以往学界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对边疆旧制的改造举措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知识界的边疆政制变革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新亚细亚》、《边事研究》为中心，以中华民族复兴为视角，对知识界的边疆政制变革舆论进行一个简要的历史考察。
一、局部抗战时期的边疆问题及知识界的关注
东北沦陷后，外部势力对我国边疆构成严重威胁。中央政府对边地的实际控制力非常有限，中央与边地之间的关系紧张，形成了严重的边疆问题。正如时人所描述道：“从九一八开始，中国的边疆便闹出不少的岔子来，……东北三省送掉了之后，在内蒙方面跟着有热河的沦陷，察北的丧失，以德王为领袖的自治运动的爆发；在新疆方面，发生回民反对金树仁政权的大暴动，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战争，南疆喀什的独立；在康藏方面，有藏军与刘文辉军队的交战，藏军的人犯青海省境，达赖喇嘛死后西藏内部的纠纷等。”
就内蒙古方面而言。自东北沦陷后，日本迅速占领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呼伦贝尔等地，并将热河纳入“伪满洲国”的版图。1933年，日本唆使内蒙古各王公召开百灵庙会议，要求内蒙古“高度自治”，策划建立伪政权。1936年2月，成立了以德王为首领的蒙古军总司令部.并由吴鹤龄等人设计成立伪蒙古军政府，进而成立伪蒙古国的方案。5月，在内蒙古西部正式成立伪蒙古自治军政府，德王出任掌握军政实权的总裁。次年，伪蒙古自治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政府，德王总揽一切事务。总之，在局部抗战时期，日本通过在蒙疆建立傀儡政权，侵占了内蒙古西部的大部分国土，形成了严重的内蒙古危机。
就康藏方面而言。正值东北沦陷之际发生了第三次康藏纠纷，并迅速蔓延为康藏战争。在战争中，英国政府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使得康藏纠纷更加复杂。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主政西藏的热振活佛有内向倾向，国民政府派黄慕松入藏，在拉萨设立办事处，西藏噶厦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缓和的趋势。但英印政府掌握到这种信息后，立即派特使威廉逊“访问”拉萨，谓“中央派员驻藏非善意”、“反对中央派遣专使和仪仗兵（护送班禅喇嘛）入藏”，挑拨西藏噶厦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1937年，英国在拉萨正式设立代表团机构，一方面窥探西藏局势，为英国政府提供情报，另一方面抗衡国民政府的在藏机构，以阻止国民政府行使对西藏的主权。正如有学者指出：“英国一直希冀藏军占领《西姆拉条约》所定的‘外藏’界限，充当‘调停人’的角色，供给西藏地方武器弹药，在关键时候出面干涉中国内政等，这一系列的事实，是不容‘淡化’和歪曲的。”康藏战争的爆发及英国的干涉，使班禅回藏无望，国民政府与西藏政府关系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甚至有倒退的危险，康藏社会面临严峻危机。
就新疆方面而言。局部抗战时期，先后主政新疆的金树仁和盛世才完全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加上苏联势力的入侵，中央基本上丧失了对新疆的统治权。金树仁主政新疆期间，在苏联设立领事，完全超越地方政府的权限。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此事发出电令，要求金树仁召回新疆驻苏五领事，金却不顾中央政府的命令，力陈新疆情况特殊.仍维持现状。1931年10月，未经国民政府批准，金树仁擅自与苏联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新疆省政府对于苏联商务机关及其国民，在喀什、伊犁、塔城、阿山、迪化各区，准予自由执行交易之权。……无论现在或将来，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所完纳之关税及其他税款，比之中国商民及商号，不能有较高或加重情事”，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1931-1934年，新疆爆发长期动乱，英、日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大土耳其主义和新疆民族矛盾，试图将“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马仲英分别作为他们的代理人，鼓动其在新疆发动暴动，建立傀儡政权。1933年4月，于新疆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中，金树仁在迪化武装政变中被逐出新疆。为了确保在新疆的利益，苏联支持盛世才获取新疆政权。盛主政后极力迎合苏联的利益，使苏联的势力全面进入新疆。1933年，盛世才曾提出将新疆划为苏联领土的请求，虽然没有被苏联政府批准，但是双方达成一项秘密协定，明确规定苏联和新疆共同维护新疆的社会秩序，如果新疆从国民政府中分离出来而宣布独立，苏联将提供援助。局部抗战时期，苏联对新疆的干涉严重威胁到中国领土完整。
在此历史背景之下，知识界对边疆问题高度关注。边疆问题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一大批研究边疆问题的学术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创办，诸如新亚细亚学会成立并发行《新亚细亚》，边事研究会成立并发行《边事研究》，等等，由此形成了一个研究边疆问题的高潮。边疆危机促使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强精神，使其“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士亦岌岌莫保，忧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松付诸敌人”。
受此种民族主义精神的鼓舞，围绕在边疆学术团体及其刊物周围的知识精英人士，把边疆问题的解决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新亚细亚学会成员为主体的《新亚细亚》作者群体指出，“西北为中华民族之故乡，文化发祥之圣地”，欲复兴中华民族，必先从事西北建设。他们认为，边疆问题是抗战时期中国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问题的解决维系着中国的国防安全及民族复兴，意义极为重大，“开发边疆是今后中国民族一条最光明的出路”。以边事研究会成员为主体的《边事研究》作者群体，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大力呼吁边疆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要复兴中华民族，应先挽救边疆的危机”。他们建议，对边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分别门类的实地考察，然后制定详细发展计划，图谋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些无不表达了知识界对边疆问题的关切。正如时人所指出的：“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投资，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查，使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尽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