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以前梁启超的党会活动与政党主张述论

时间：2021-06-02 16:00:5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民元以前，梁启超即已对政党问题频频发声，筹组学会乃至政党的动作所在多有。从近代中国政党与政党思想萌生和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梁氏有关政党的主张弥足珍贵。他对政党问题的探求成果，是民初各派系政治家组建政党和诉求政治权力的重要学理依据。
　　关键词：梁启超；宪政；政党；政党思想
　　中田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7)06-0072-05
　　
　　民元以前，梁启超创导的改良派系政治上最明显的主张即为在现存国体之下，基本上是用和平方式去改造清政府，以建立事实上的立宪民主政治。在这一政治理念的导引下，通过成立各种政治团体或政党，以之推动并达成对清政府的改造，是该派政治主张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政党实践方面，梁启超是改良派的翘楚；在政党理论的探索和阐述方面，梁启超更是集大成者，梁启超在政党问题上的探索成果，成为民元以后改良派和革命派政治家组建政党和要求民主宪政的共同理论武器。
　　
　　一、政治实践中的党会自觉
　　
　　1890年8月，梁启超在陈通甫的引荐下，拜师康有为。次年，在梁、陈的建议和请求下，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设万木草堂，招收弟子，公开讲学，于今视之，万木草堂既是教学机构，也是研究“救中国之法”的政治团体；康有为既是师长，又是这个团体的领袖。梁启超等众多弟子朝夕相处，共同探讨救朝廷、救万民的办法，形成了具有共同目标的“康党”。当然这里所谓“党”，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政党相较，尚不可并论。但如果考虑到中国士人参与政治，无一不是从聚众讲学肇其端，进而人权力之中枢，那么这种肇始，又岂能忽视?多年以后，梁启超在《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中说：“抑先生虽以乐学教吾侪乎，然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嘘，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谥日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
　　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改良派应时而起。经过1895年春的“公车上书”，康、梁认识到要发动变法，必须集合为“群体”，要“合群”，则需有一可借用和依傍的组织。由是，该年11月初，强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康有为等组织强学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梁启超在会中担任书记员这一颇为重要的职务。民国初年，梁启超在一次演说中，对强学会的性质和作用作了如下陈说，因为虑及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寇，“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1897年11月，梁启超受邀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氏民主意识与湖南维新热潮中的激进思想相摩相荡，对湘省维新事业产生了相当影响。他积极参与南学会的创办，并有意使之成为地方议会的基础。翌年春，梁启超又在北京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保种、保教的“保国会”。
　　企图以西方立宪政治制度改造中国君主制的“百日维新”失败后，在海外过着流亡生活的梁启超，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实际的政治活动，汲取新知和宣传鼓动成为他的主课。粱启超总结维新变法失败的教训，努力学习和输入包括宪政和政党思想在内的西方先进思想，奠定了其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地位。1905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认为：“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因而趁势提出组织政党的主张。梁氏思想可谓敏感，行动可谓迅速。同样热衷于组党的杨度于此时致信梁启超，认为国内民众对于政党问题了解非常有限，组党为时尚早，并提出这样的建议：“欲党成而有势力，则必社会上结党之观念大盛而后可，今则惟少数人有此意，余众尚未尽然者，非以政党为不必要，乃不知政党之起欲为何所行动，何所经营，疑惧而不敢发也。”为此，杨度的设计是以开国会为号召，“然鼓吹立法，仍不必专重政党，但宜专重国会。若专重政党，人犹不知结此党将何所为，虽鼓吹而仍无效；但使国会舆论将成，人人皆欲得此而无其法，则一言结党，而须臾立成矣。”梁启超认为杨度所言有理。转而将注意力放到鼓吹召开国会方面来。梁氏当时很想超越海外保皇会的旧垒，联络江浙士绅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地方立宪派势力，并着力争取中央和地方大吏如袁世凯、端方等的支持，把国内宪政运动串演成一场大戏。然则，在宣传和运作召开国会的过程中，梁启超很快发现，欲使国会召开成为现实，仍然得倚靠政党这一工具，舍此全无凭借。
　　梁氏筹议组党，始于1906年秋；终有一结果，则要延至来年秋天。此间，1906年底，张謇等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春、夏问、杨度组织了“宪政讲习会”。至1907年10月17日，梁启超与蒋智由、徐佛苏等酝酿多时、目为政党基础的“政闻社”，终于也在东京锦辉馆成立。梁启超在成立大会上演说近两个小时，主要内容即为阐述设立政党和实行政党政治之重要性，并确定当前的主要工作是用政党来宣传立宪，用政党运动来要求早开国会。这次成立大会因受到张继等革命党人的冲击，招致日本警察出面干预。立“党”伊始，即有此插曲，颇使梁氏感慨，但又“深恐吾国人因政见不同之细故，致烦外国官厅之传讯，乃派会友向日警力白会中之稍稍纷扰，纯系本会中人偶起争论之故，既非他党来涉，亦末毁物伤人，请贵厅勿介意此事。”梁启超在“政闻社”成立会上的表现甚有深意，一是要维护留日学生和革命、立宪两派的形象，免招日人嘲笑；二则蕴涵党争必循一定之规、力戒暴力冲突。政闻社成立后，梁启超派大批社员前往国内，要求清政府开放党禁和速开国会。面对国内外要求立宪的巨大声势，清政府恼恨成怒，以政闻社内有康梁之类“悖逆要犯”为借口，查禁该社。企图以“政闻社”为未来立党基础的梁启超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但他对于立宪事业并不灰心，而且似乎早有准备：“十年来，以虚誉忝负一部分人民之望，社会之恩我不为不厚，此身惟有奉献之于政治界也，若外界之阻力，则纡曲其途以达之可，时机之未熟，再养晦以待之可也。”当立宪请愿运动进入高潮时，在梁氏直接指挥下，政闻社的重要成员徐佛苏、汤觉顿、潘若海等在北京、上海等地，积极联络立宪派各势力，寻找时机在国内筹组大党。
　　谘议局联合会成立及立宪请愿运动开始后，梁氏等一派立宪人士认为，将分散的立宪小团体组成统一政党，已是时候，1910年6月，《国风报》上发表了由梁代拟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意见书指出：“吾国人若欲速开国会，当有政党之预备，使号称多数而势甚散漫的立宪派，组成政党，有一结合之机会。”梁氏还指出组织全国性政党后有四大好处：可以集合多省人士以扩充请愿之声势；可以养成他日大党之精神与其基业；可以消弭地方党之弊害；可以矫正国中一切不正当之舆论。当清政府颁示改于宣统5年开设议院并拟

推荐访问:政党活动梁启超

民元以前梁启超的党会活动与政党主张述论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