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与分裂—民族主义思想要素在印度国民大会党建立与分裂中的作用
时间：2021-06-02 00:00: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印度特殊的强社会——弱国家特点的政治制度之下，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兴起与分裂均与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变化过程密不可分，本文在印度特殊的政治制度之下，研究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对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建立与分裂的影响，分析民族主义思想在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起到的不同作用。
【关键字】印度国民大会党；民族主义；建立；分裂
印度于1951年1月26日完全独立之后，在1952年到1977年开始了多年的以国民大会党为领导的威权主义政体时代。在国民大会党第一次下野前夕，印度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并出现了多次分裂。国民大会党的建立与分裂过程中，印度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一、印度政治制度的历史传统
印度的政治制度特点是强社会——弱国家模式，而且其具有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与印度的政治发展的历史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印度的早期与中国相似，均为分支式部落结构，即酋邦制度：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而由等级分明的政府在领土范围内行使强制性权力。但印度却未形成如中国般“早熟”的官僚体系，是因其未经历过中国历史上长达数世纪的战争，故无需应对社会动员的压力。在印度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即瓦尔纳（varnas）与迦提（jatis）制度，瓦尔纳制度将印度社會分为四大阶层，最上层的是道德权威与神圣法律监护人的祭祀婆罗门（brahmins）阶层，第二层是刹帝利（kshatriyas）武士阶层，第三层是吠舍（vaishyas）商人阶层，第四层是首陀罗（sudras）的其余阶层；而迦提制度，也就是种姓制度，将瓦尔纳分为数百种分支式，只能在内部通婚的职业群体，使得职业秩序神圣化，迦提制度重叠于血统结构之上，为氏族的异族通婚设定界限，保留了部落分支的特点。瓦尔纳与迦提制度，将印度的世俗与宗教权力一分为二，既是社会的基石又限制国家对于权力的渗透与掌握。总体而言，印度的独特社会制度产生了几项政治后果，一是限制了社会的军事动员能力；二是以迦提为基础，形成了诸多小团体自我管理；三是对于印度形成多元民主政体有极大影响，各种社会团体均能方便地组织起来。
二、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生发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兴起
首先对印度国民大会党从建立到分裂的基本发展历程进行介绍。在19世纪晚期，以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印度国民大会党由英国殖民政府退休官员A.O.休谟，在当时任总督的D.阿瓦的默许之下，于1885年12月28日在孟买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同时成立印度国民大会党。印度国民大会党建立在1843年在孟加拉成立的英印协会、1851年在加尔各答成立的英印人协会和孟买协会、1876年在孟加拉成立的印度协会基础上。起初是一个各阶层、各宗教人士的松散组织，骨干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上述表述来看，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之初，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组织。根据现代政党政治学的理论，政党是集合民众以行使国家权力为目的的组织，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组建是由于在印度殖民地与英国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激化之下的一个调和矛盾的产物，其作用更加类似于一个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而非一个政党组织。印度国民大会党真正转变为一个政党组织，产生代表自身社会群体利益的主张，开始于1905年对英国殖民政府提出的《分治孟加拉计划》的回应。190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激进派代表B.G.提拉克提出“斯瓦拉吉”（自治、自立，出自《梨俱吠陀》）；1906年于勒克瑙年会上正式通过；1915年M.K.甘地掌握印度国民大会党，并于1916年提出对英不合作，1921-1922年开展不合作运动。到1926年，J.L.尼赫鲁掌握印度国民大会党时期，由于其赴往布鲁塞尔参加“世界被压迫民族大会”并于1927年访问苏联，而对印度脱离殖民控制有了深刻认识，故提出“印度必争取完全独立”的政治主张。经过不断斗争，印度于1951年1月26日实现完全独立。
印度国民大会党由一个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有政治主张的政党，到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兴起与执政过程中，印度民族主义思想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印度民族主义思想与反抗英国殖民者是密不可分的。即印度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印度人民的自我意识重建密不可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转变是由印度处于英国殖民之下时的自我否定，向自我认同的转变，而自我认同的重建是通过对于印度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同实现的，如甘地所述“印度人民丧失民族自尊心”，应当抛弃“英文化上优于印度人”进行“文化语言传统复兴”。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基于对于外来者的恐惧之上，本质上是“自我防御性”的，进一步而言是一种对于内心未被承认的恐惧、心理上无归属感的恐惧的防卫。由于英国殖民行为的开始，印度社会开始解体，人们初始的连接纽带开始断裂，且有着不同肤色等天生差异的外来者成为最高统治者，使得人们丧失了旧有的自我认同，对于自身群体的评价也降至低点，而民族主义思想恰好能够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替代补偿效应，产生一种自我安慰的效果，虽然这一过程是无意识的。在泰戈尔对于民族主义思想探索的三部小说《戈拉》、《家庭与世界》、《四章》里，他提到民族主义是一个人在他所处文化认可范围内，对于认识到“我”的边界可渗透、可穿透性质的防卫心理。这种自我意识的产生必然伴随一个社会心理上共同的“敌对者”形象，在印度的民族主义心理体系中，“敌对者”就是英国殖民政府，最突出的例证就是19世纪80-90年代的瑙罗吉提出的“印度财富外流论”，与杜特提出的“英国殖民者不可能扶植印度工业”的思想主张。综上而言，印度国民大会党真正成为一个政党，与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密不可分，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一是基于印度人群体的自我防卫与自我认同危机的补偿心理，二是与英国殖民政府的“敌对者”社会心理形象的确立相伴随，并通过对于印度传统文化的认同实现自我群体的认同。而印度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借以进行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工具，如尼赫鲁所述“我确实喜欢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最终不得不作为政治外衣，将民族主义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