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教养兼施”与中国传统慈善事业
时间：2021-04-28 08:02: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慈善事业在我国历史渊源颇长，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高度繁荣。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和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国传统慈善事业面临着新的转型，其主要表现即为“教养兼施”理念与传统慈善机构的结合。
[关键词]教养兼施慈善事业近代转型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偏重于“养”，即只为受助者提供生活救助，因而只能维持救助对象基本生存需要，使其不致冻饿而死，其保障的范围和层次较低，属消极的慈善救济之法。据有关研究证明“教养兼施”理念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产生了。（1）晚清时期，一些有志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慈善事业的不足，他们提出“教养并重”即（教养兼施）理念，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即不仅仅对受救助者进行生活上的救助，同时还向其传授知识技能。随着西学东渐思潮的冲击，“教养兼施”理念逐渐普及，教养结合的慈善机构逐渐增多，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目前，学术界关于“教养兼施”理念研究的成果颇丰，朱英、王卫平、彭南生、池子华、周秋光、黄鸿山和曾桂林等著名学者在其研究中均有论及。（2）日本学者夫马进在其《中国善会善堂史—从“善举”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中亦有涉及。本文仅从“教养兼施”与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简单梳理。
一、“教养兼施”理念渊源
“教养”一词本为教和养的合称，在儒家传统思想中是统治和治理民众的基本方法。孔子曾提出养、教和治三种治民术，其中教和养是最主要的形式。孟子在其政治学说中亦提出“以教养二大端概之”（3）所谓“养”是指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要，使其能正常生产生活，偏重于物质方面。“教”是指教化，对民众或救助者进行礼仪和文化教育，偏重于精神方面。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教养百姓，如清乾隆皇帝曾提出“帝王治国之道惟在教养两端，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4）可见“教养’理念我国自古就有。
至晚清时期，“教养”理念才被普遍重视，在一些传统慈善机构中，“教养兼施”的理念已经十分明显，如清代官员裕谦设立的恤孤局，其在保障孤儿的基本生活的基础上，恤孤局分别教授孤儿知识工艺，并使聪颖者读书识字，平庸者学习纺花、织布、结网、打草鞋等手艺，并对残疾孤儿因材施教。（5）同治年间苏松太道应宝时创办的上海抚教局也采用了“教养兼施”的办法，应宝时认为对孤儿，“养为目前计，教为终身计”只有“抚养而兼教习”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6）光绪初年，华北地区发生了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江南地区的绅商发起了近代意义的义赈，在赈济过程中，他们亦借鉴江南慈善机构的救助办法。如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二十日，在山东青州负责收养灾区儿童的谢家福就提出采用抚教局和留养局的办法进行救助，并制定了具有“教养兼施”色彩的《收养弃孩章程》。（7）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养兼施”理念逐渐在传统慈善机构中得到实施和普及。
二、“教养兼施”的发展与传统慈善机构的转型
鸦片战争后，清朝内部一些先进人士和开明官员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苏州著名的慈善家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冯桂芬十分注重学习西方国家的慈善救助办法，他的思想丰富了传统慈善事业的内容，尤其是他提出了对贫民收养教养并重的观点，成为近代中国倡导“教养兼施”理念的领军人物。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就已经提出，在处理失业和流民问题时，通过介绍西方的恤贫院、养病院、工作厂和育婴堂等机构的教养救济之法，进一步突出“教养兼施”理念的重要性。（8）陈炽亦在其《庸书》中指出：“彼泰西诸国之善举，法良意美，规制精详”，他所提及的诸如施医院、养老院、绣花局和养废疾医院，这些机构的“教养兼施”色彩是十分浓厚的。
义和团运动以后，“教养兼施”内涵逐渐发生了变化。慈善机构救助对象范围扩大了，除收养贫民、残疾人和嫠妇外，不肖子弟、地痞无赖、妓女和罪犯也被纳入其中；“教”的内容扩大，除教授传统的手工技艺外，还通过实施强制和惩戒色彩的手段改造救助对象的思想，矫正其恶习，“教养兼施”色彩更为鲜明。关于这一点，黄鸿山在其《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一书中有较详细介绍，该书通过对洗心局、迁善所和习艺局等机构的救助办法进行详细阐述，是“教养兼施”理念进一步发展的最好证明。
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采用机器进行生产，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传统慈善机构亦不例外，对救助对象所教授的技能由传统手工技艺向传授近代工业技术转变。陈炽在其《工艺养民说》中提出：“天下穷民谋食之路，惟机器工作场为最丰，亦惟机器工作厂为最易使居者制以为器，则外财可入而内患潜消矣”，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制造工艺，使贫民各得其业。（9）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京设立的善后工艺局其主办人黄思永及黄中慧认为，善后工艺局旨在收养无业游民，并教授各项工艺，以收“寓养于教”之效，在以后拟定的《北京工艺局创办章程》中规定，育婴堂附设蒙学堂，教以西方科技知识；养济院、栖流所、清节堂附设工艺厂，教授制造技艺。工艺局所请教习多为精通书画、算术、镌刻技能之人，局中附设英文、格致和蒙养三所学堂为学习之所，工艺局还购置蒙学、白话、工艺、商务等各种报纸，以随时进行宣讲。（10）这一变化是“教养兼施”理念与慈善机构的高度结合。
“教养兼施”理念我国自古有之，但随着西学东渐和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其近代色彩日益浓重，其突出表现即是促使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具有“教养兼施”特点慈善机构的严惩、处罚色彩越来越浓厚，后来建立的“’劳动教养机构”（1）已然成为一种监禁机构，这种机构又侵犯了人的自由权利，在建设民主、法制、自由的现代社会的今天，这种劳动教养机构该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深思。
（1）黄鸿山：《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2）朱英：《经元善与晚清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王卫平：《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彭南生：《晚清无业游民与政府救助行为》，《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池子华：《“振兴工艺”：清末“再就业”工程的一个断面》，《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周秋光、曾桂林：《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内容和特征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6、58-64页，转引黄鸿山著《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4）《清实录》第9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4页。
（5）裕谦：《武昌府恤孤局纪》道光十三年，《裕忠节公遗书》卷四，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353-357页。
（6）《赈济奇荒记》，《申报》光绪三年十月十六日（1877年11月20日），第11册第490页。
（7）郑观应：《善举》，《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253页。
（8）陈炽：《工艺养民说》，《陈炽集》，第228-231页。
（9）《北京工艺局创办章程》，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九《工艺》，第755-7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