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公安部整风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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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2月至4月，我正同我所在的公安部劳改局处长何一零，陪同苏联劳改工作顾问普高夫根，到广西、湖南、河南、山东考察、调查劳改工作，回到北京不久，机关里正在开始酝酿整风运动。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该报又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广泛开展整风运动的宣传动员。接着，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周兴、王昭整整齐齐地在礼堂召开的全部工作人员大会的讲台上，动员、号召工作人员“帮助党和领导整风提意见”，号召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接着，各局、处室层层布置学习文件，领会中央指示精神，武装思想，深入思考。我们劳改局的领导又召开干部动员会，以及各处室酝酿讨论，还召开了青年干部座谈会征求意见，局领导还进行个别谈话、启发等一系列号召、动员。
　　经过酝酿、学习阶段之后，公安部的整风提意见于5月底正式开始。在“帮助党和领导整风提意见”的八九天时间之内，就我所了解，工作人员大致就如下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与批评、建议：
　　一、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如，办公厅研究室的廉英，在部长罗瑞卿参加该室的整风会上发言：“第二次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的粗糙现象，源于领导机关的轻率决策，而轻率决策又源于敌情不明，胸中无数。本来，第一次（1950年10月-1953年6月）大镇反刚刚过去，1953年全国范围内按中央公安部确定的标准，逐乡逐县进行了镇反彻底情况的判定。毛主席还要求每一位县委书记向他交一份本县镇反情况的报告，大家都认为镇反彻底了，该抓的人抓了，该杀的人杀了。可是一年之后，（农业）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毛主席（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毛主席的指示当然应该执行。但是，首先要摸清敌情，然后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从我们（研究室）掌握的情况看，当时的敌情并不严重，但又要发动镇反运动，才有‘算大账’这项措施出台。（我们）参谋部门根据领袖人物对中国社会的政治估计，具体计算准备打击的人数，比如，反革命分子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二、三，第一次镇反中捕杀多少，剩下多少，再捕杀多少，地主、富农分子中有5％的进行破坏活动，全国约有多少人，需捕杀多少；合作化运动必然触犯富裕中农的利益，其中有的可能对抗破坏，全国大约多少人，需捕多少人等等。这是一种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工作方法。当时从事这样‘算大账’的工作人员就曾互相开玩笑说，我们算出来的数字是‘神仙数字’，‘算盘一响，人头落地’。可是这样的‘神仙数字’，部领导竟然认可了，并据此制定了捕杀计划。所以，总结第二次镇反和内部肃反，也应该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进行总结，接受教训”（摘自我姓孙的同事2012年2月出版的《烟云录》P59-61）。
　　在罗瑞卿参加的这个整风会上，开始，发言不踊跃，罗指定研究室主任谢光先说。谢光发言的大意是：“建国后，我们办了一件大事，即成功开展了镇压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运动。那次大镇反，对于巩固新生政权，保护人民利益，起了很大作用。虽然捕杀的人不少，但质量很好。……1955年开展的第二次镇反和内部肃反，情况就不同了，据各地典型调查，第二次镇反粗糙草率现象相当严重，在抓获的人犯中，属于可捕可不捕的占15％，完全错捕的占5％，按此比例推算，就有几万老百姓当成敌人关进了监狱。如果算算，对他们的亲属和社会影响，问题就更大了。以每人都有5名至亲好友计算，将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人由此产生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希望部领导关注这个问题，做补救工作”。（《烟云录》P58）
　　其他局的一些同志在各自单位的整风会上提了类似的意见与建议，如，政治保卫局的吕起超、缴济东等，治安局的王伦堂等。经保局的陈胜荣同志在整风会上提出教育要进行改革，让有知识有能力的教师治校等。
　　二、对机关工作制度、秩序、人事制度、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如，铁路保卫局的李金亚同志，针对公安部等级森严，形容为“像一股幽灵在公安部上空游荡”。办公厅研究室的廖贤金同志，在部长罗瑞卿参加的整风会上发言：“公安部等级森严，处处都能表现出来。官高一级，分配房子，配发家具都不一样。有些区别是可以的，但有的毫无道理，比如，科长家里配一把铁水壶，科员没有，难道科员就不喝水？办公用具也按级别配发，处长发写字台、皮椅子；科长发一头沉（桌子）、木椅子；科员三屉桌、小方凳。研究室的科员，办事员每天和文件资料打交道，要处理文件，掌握情况，起草文稿，三屉桌根本摆不开；而主管行政事务的单位，一年到头看不到几份文件，也没有起草文稿的任务，放一张写字台，是摆样子，没有多大用处。这种按级别配发办公和生活用品的方法，是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也反映在使用干部问题上，有的同志文化水平甚低，办事能力不高，战争年代冲锋陷阵不怕死，混得一官半职，有的职位还很高。和平环境不打仗了，他们又不爱学习，没有别的本事，却占据高位，在那里瞎指挥，误国误民。”“对这些同志既要尊重，又要妥善安排……（让他们）腾出位置，让会办事的人来办事，这样才利国利民。总之，公安部存在封建等级制度的残余，要解决”。（《烟云录》P61-62）原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后调劳改局的殷奇同志在整风会上对公安机关的用人制度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说：“公安机关在调配使用工作人员以德才画线，有德有才搞政治保卫，有德无才搞机要、人事，有才无德搞治安，无德无才搞劳改。”
　　三、对领导作风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劳改局的李中秀同志对劳改局领导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劳改工作必须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不力，对一些地方劳改工作干部打骂虐待犯人，搞超体力劳动，造成一些单位犯人大批死亡，发现不及时，纠正不力的官僚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还批评个别局领导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不正常（后面专谈）。各局对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
　　四、一些领导人和党组织设套、设陷阱，引诱人往里钻。办公厅秘书处打字员朱正洪，时年21岁，处领导在整风期间问他：“小朱，你应该帮助领导整风提意见呀！”朱说：“我没有意见。”又问：“你对机关工作、领导作风有什么看法？”他说：“没有。”又问：“你对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建设有什么看法？”他说：“很好，苏联老大哥派专家、顾问帮助我国，还有什么意见？”后在这位领导一再询问下，朱说：“听说，苏联红军在东北帮助我们打败日本后，有些苏联人在东北强奸妇女，将机器设备运到苏联去”等，提出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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