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顾远中国法律史观述评
时间：2021-04-11 16:00: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本文以陈顾远先生的《中国法制史》为考察对象，首先论述的是陈先生关于中国法制史疑问题的观点，主要从推测之辞不可为信、设法之辞不可为据、传说之辞不可为确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其次论述的是陈先生关于中国法制史实问题的观点，即不应妄依朝代兴亡而求中国法制之变迁、不应专依或种标准而言中国法制之变迁、不应偶依个人主观而述中国法制之变迁；接着论述的是陈先生关于中国法制之变问题的观点，主要是从变法上，法统上和律学上三方面讨论。
关键词 陈顾远 史疑 史实 中国法制之变
作者简介：刘建国，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7-178-03
陈顾远（1896-1981），字晴皋，陕西三原人，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升入本科，攻读政治学，1923年北京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并留北大政治学系任助教；1926年任教于上海法科大学。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台，继续任立法委员和中央评议委员，并为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吴大学、中兴大学等校兼任教授。综观陈先生一生，可知他以两种身份行世：为大学专任或兼任教师55年，为民意代表（立法委员）45年。这两种身份结合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法学家。其中国法律史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关于中国法制的史疑问题
所谓历史，就是真实的发生过的事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客观实在性。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应该是严肃认真的，它不同于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传说，期间可以掺入大量的个人喜恶。不错，历史的确包含了为数众多的典故，但是这并不是说典故本身就等同于历史。明确这一點是相当必要的。
具体到中国法制史而言，真实性同样应当被摆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弄清楚几千前的时间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那些细枝末节。无稽的神话传说自然不可以轻信，然而，即便是白纸黑字上的“铁证”，也未必就是历史的本来模样。
“然信史未存，即无由知其梗概；证据不全，更莫能定其真假。”
考据探索本身无可厚非，毕竟任何一件事实都需要大量的证据去支撑，否则便只能沦陷为一厢情愿的空谈。然而，太过于依赖考据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那些所谓的证据本身，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就没有一个定论，用它们去支撑起一个历史，恐怕有些单薄。人云亦云按图索骥的后果很可能使人们走入一个缘木求鱼的误区。这样的话，历史岂不是变成了闹剧？
就此，陈顾远先生指出：“今人治中国法制史学者，往往不辨古籍之时代真伪，不问史事之根据虚实，择取杂言，信为正史，自不免为古人所欺！”“贪多而失真，不如安少而阙疑。”这是一个认真严肃负责任的法制史学者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精神，即“求真”与“务实”。脱去哗众取宠的外衣，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
针对中国法制史的史疑问题，陈顾远先生主要有以下三个建议：
（一）推测之辞不可为信
治史学者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史事之记载”与“史事之观察”。前者因为确实有证据，所以姑且能够认为它们是真稿；后者则是出自推测，不过一家之言，不可以盲目地信以为真。比如盘古开天辟地之事，无论民间传说赋予了它怎样神圣的地位与细致入微的情节，也无论在民间它存在多少年具有多少的信奉者，它依旧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如果硬要以史论之，未免幼稚。
荀子曾云：“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即相信那些确实值得相信也应该相信的东西，是一种正确的信任方法；怀疑那些本身存在着疑点的东西，也是一种正确的信任方法。陈顾远先生认为，治法制史者，颇可以以此话自勉。
（二）设法之辞不可为据
周秦两代，因为距离上古的时间比较接近，所以有些人认为那时的典籍所记录的尧舜以后的事情应该可以相信，但是因为儒家托古改制的缘故，儒学家们往往将尧舜神化，以便更好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使人信服，因此多做设法之辞。对于这一问题，陈顾远先生亦有精辟的见解。他说：
“孔子祖述尧舜，正与农家之宗神农，道家之称黄帝，墨家之法夏禹为同一旨趣，各求有所本耳。”
由此可见，对于古人的设法之辞，我们应该追本溯源，认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一概肯定和一概否定都可不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通过阅读古人留下的文献材料，看到里面真正表达的意思，再结合作者的政治主张与著述目的，使真相浮出水面。
故先生主张，“苟确有可疑为设法之辞者，即不能仍为真实之据，惟有割爱或存疑而已”。
（三）传说之辞不可为确
古代史料的确定，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古代遗物。这些被深深埋藏于底下的不说话的证人，才是历史的最佳见证人。因此，地下学问的开采发掘，对于中国法制史来说，具有莫大的意义。相对于地下学问的是纸上学问，所谓纸上学问，顾名思义指的就是记载于书册之上的文献典籍。陈顾远先生认为，“古代史料莫确于古物之采掘，是地下之学问最可宝也。纸上之学问有价值者，惟确为当史代之载籍耳。”故两者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
就目前断代工作的成果而言，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于夏商时代，但是，周以前的历史文献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匮乏之感，更无须提秦火以后的远溯上古了。
可是，三皇五帝的远古时期并非无迹可寻，这一时期的历史被大量的神话传说充斥着。这样神乎其神的故事情节自然不是历史，然而说它们全部都是无稽之谈未免不太公平。于是，这些故事的真真假假一直被后世之人争议着，至今难有定论。
陈顾远先生认为，对于传说，我们固然不能武断地说它们是假的，也不可以确信它们就是真的。至于那些起于推测之辞或隐然设法之辞的，则伪之甚重。
故先生主张，“然传说究异于载籍，苟无地下之证据，终觉真伪莫决，结果惟有存疑已而。”
那么，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史疑问题，陈先生认为：“夫既推测之辞，不可为信；设法之辞，不可为据；传说之辞，不可为确。则中国法制史之始页，惟有断自殷代，以殷确有其国，而今日治史学者亦暂认为中国史之开始故也。然因地下之史料，尚不断发掘，旧日之传说，且有待证实，则欲追述中国法制之最初情况，仍然莫能免于依据旁推，比附为说，殊难使吾人之主观不再留于史迹之中。明知之而故犯之，实亦莫可如何之事。至于以周为始，甚至从秦说来，此固近于取巧，但较妄信后人伪书，而言洪荒之制，盲从前儒陈说，而论太古之法，尚觉其妥，亦应许其为一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