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内涵解读
时间：2021-04-09 04:01: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2012年修订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问题作出重要修改，其中第50条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被普遍认为是一项标志性的进步。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现行制度体系下，如何解决“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应当如实回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沉默权”的界限等问题？以上几点，都需以厘清“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规定的内涵为前提。因此，本文从三个不同角度出发，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规定进行理解分析，旨在确定此规定的含义以及立法目的，并对现行的法律条文进行解读，以图该规定能真正扎根我国的法律土壤。
关键词 如实回答 坦白从宽 沉默权 刑事诉讼
基金项目： 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创新活动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周京、黎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本科。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52-02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此举创设性的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规定，为实现刑事诉讼立法价值之一的人权保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理论界对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内涵争议依旧较大，而争论的焦点实则是对于“强迫”一词的理解不同。为了明晰相关概念，厘清法条内涵，笔者将从三个层次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依次进行阐述。
一、禁止刑讯逼供、精神威胁的“强迫”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官方解读是：“不得采用刑讯逼供、威胁等强制力的手段强迫任何人提供证明自己有罪的言词证据。”由此可见，“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第一层最基本含义即：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必须基于自愿，不得对其施加任何物理的或精神的强迫。
而对于最基本含义的把握，重点则是在于其立法目的和意义。对此，立法机关的解读是：“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一贯坚持的精神，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里就有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所以为了进一步遏制这样的现象，这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司法机关是一个刚性的、严格的要求。”笔者认为，禁止刑讯逼供、精神威胁这一层面的解读是恰如其分的，此含义侧重于对于司法机关权力的限制。立法者制定这一规定的目的就是遏制刑讯逼供，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讯过程中人身权利不受侵害，而这一规定可以通过合理限制公权力，杜绝侦查机关采取强迫性取证手段来实现。
二、禁止诉讼程序、诉讼制度的“强迫”
不得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诉讼程序、诉讼制度的强迫，是“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二层重要内涵。诉讼程序上的强迫是指犯罪嫌疑人在拒绝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时，侦查机关对其拒绝供述的行为加以苛责，或在随后的诉讼中做出对其不利的评价或推论。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则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是否坦白的自主选择权，即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沉默，亦不得因此推导出不利于他的结论，更不得被用作证明其有罪的根据。
我国刑事诉讼政策中规定的“抗拒从严”这一概念，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不利评价和推论的代表性规定，该条款不仅与拒绝自我归罪的内涵格格不入，更是与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法律宗旨背道而驰。首先，从“抗拒”的角度理解，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义务归属于追诉机关，并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然不存在义务，那么自然也就不应当认为其存在“抗拒”的行为。其次，从“从严”角度理解，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自我归罪，就要受到更严厉的处罚的打击，不仅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更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剥夺。最后，从“无罪推定”的角度来看，“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假设前提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定有罪，如果无罪，就谈不上抗拒，更谈不上加重刑罚。“决不因为事后行为加重对过去犯罪的评价”，坚持无罪推定原则，既是对于“抗拒从严”刑事政策的有益反思，也是确立“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坚持的态度。
三、禁止侵犯意志自由、供述案情的“强迫”
第三层次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则是给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最大限度的意志自由。一方面，意味着无论讯问的案情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相关，其都享有选择是否供述的权利。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既可以回答也可以拒绝回答，而在拒绝时，也无需说明理由。
对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沉默权”的关系，学界争议较大。有的学者认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从法律上的本质上看就是沉默权；有的学者认为两者互为表里，沉默权实际上是以消极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行为。而第三层意义下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几乎与“沉默权”意义相同，事实上两者在形成基础、功效和精神均相同。但我国的立法者对于“沉默权”的确立还有着很大的顾虑，笔者也认为我国当下讨论建立沉默权制度还不现实：
首先，我国犯罪率逐年增加，司法效率低下。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侦查机关必须提高破案效率，维护社会稳定。而沉默权制度一旦建立，当前司法效率是否足够应对上升的犯罪率、侦查成本的提高是否可承受等诸多问题都存疑。正因如此，必须在实现侦查模式转变，口供的重要性逐渐削弱，司法效率较大提高的社会大环境之后，“沉默权”才有可能落实扎根。
其次，当前绩效考核制度造成侦查机关压力较大，难以放弃口供。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目前侦查机关内部依然存在破案率指标、强制措施数量指标等绩效考核指标。在指标压力之下，破案定案直接关乎侦查人员的切身利益，所以，侦查机关能否因顾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而放弃对破案定案起关键作用的口供，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此，要想沉默权制度得以顺利执行，必须要改变当前一刀切的指标，建立一套全面、客观、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