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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头文件里的“政治”

    时间:2021-03-31 20:02: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2008年10月30日,浙江省档案馆展出有关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红头文件”。

      “国务院决不发空头文件,所有政策措施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在2014年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李克强态度坚决地强调政策落实的重要性。
      在党政体系中,李克强所说的“文件”主要指“红头文件”。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的定义,“红头文件”指的是“我国除了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法律性的文件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是针对特定的组织给出相应的通知或者规范性的要求,是仅次于法律、法规、规章的政府文件”。
      从形式上看,红头文件具有鲜红的文头以及盖着红印章的文尾。严肃、权威、庄重、规范。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件就是其组织、管理、运作的核心方式之一。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件始终是贯穿中国体制运行的最基本工具之一。
      通常而言,发布一份红头文件的决定权在领导手里。山东省一位街道办办公室副主任如此描述一份红头文件的起草过程:
      “先开领导班子会议,比如街道为迎接‘七一’要搞个庆祝活动,各科室和社区都要出节目,需要起草一个文件。班子会议决定这个事交给一个分管领导负责,如副书记;他再找负责党建的科室起草。科室起草完后再交给副书记签字,然后再交给主要领导签字,就可以出文件了。”
      红头文件的起草过程并没有看上去简单,通常都要一周时间。起草时,负责科室既要严格贯彻上级意图,又要把本单位领导的思路写进去。遣词造句又要特别讲究,比如对下级机构完成任务的方法、手段、时间都要做出明确规定,起草人员要与主管领导反复沟通修改。
      早在1990年,习近平就在《秘书工作的风范》文章中强调,“办公室起草的文件,并不要求文字要多优美,但一定要严谨,这要求决不过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工作决策问题。”
      红头文件都有文号,从年初第一份开始依次排序,比如北京市朝阳区发布的文件,就是京朝××号。红头文件通常由党政机构办公室下发,每下发一份红头文件,办公室都要对红头文件的电子版和纸质版留底存档。
      对于来自上级单位的红头文件,办公室人员收到之后要做一系列登记:来文单位,文件字号,题目是什么,送给了谁,哪天接到的,什么时候送出的。“有时候上级文件来了,领导要召集大家开个会,把文件念给大家听。”一位曾在某省会市政府秘书部门工作的人士解释:这个过程叫“传达文件”,“念文件要忠实原稿,不能随便加话。”
      传达文件并非一定要经过会议,但是会议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提供了政治参与的在场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曾访谈过一位老干部,“他说刚解放时,条件差,文件是油印的,纸张也是薄薄的,而且文件的印制数量有限,因此开会做记录是必要的动作。回去后,要传达上级的会议精神,所以无论是念文件的,还是做记录的,都需要全神贯注,否则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出现偏差。”
      如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红头文件不但印制得漂亮,在一些重要会议场合,与会者往往人人手中都有一份。
      由于出台和下发一份红头文件非常麻烦,文件起草者并不愿意发文,但一些领导却爱用文件推动工作。
      人社部一位官员透露,“领导推动的文件稍多一些,要是中央领导批示,就得赶紧做。”一位地方的区人社局副局长也说:“自己单位发文的情况很少,不过,关于人事任免一定要发文。”
      按照惯例,当上级出台一份红头文件时,下级必须做出必要回应。“怎么样体现呢?第一是成立领导小组,第二就是再出个文件来贯彻落实。”一位省直机关干部坦言:“它是一个象征。”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八项规定”,其中提到“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基层如何领会中央意图?还得一级一级下发通知。”上述山东街道干部说。
      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下属机构的人事、财政往往由所属地区党委和政府管辖,业务则由更高一级相应部门负责指导。日常工作中,它会收到两方面红头文件。
      文件下发之后重在落实。2011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关键在于落实》中,还引用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
      中国的红头文件本身存在等级,上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往下则有省级党委、政府,最下端乡镇和街道也有权发文。即便存在严密的等级关系,也并不意味着上级精神总能得到有效贯彻。“通常情况下,地方和基层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选择性地执行中央政策。”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不少情况下,发个文件应付便是对策的一种。
      红头文件的落实效果,更主要在于领导的意志。通常情况下,一个机构的办公室在收到上级红头文件时,会在文件正面附加一张纸,按照职务排名将该单位的主要领导排列其上,再由该单位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分别批示。
      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基层街道干部,阅读和批示红头文件不仅是一项日常重要工作,更是一个干部的“政治权利”。上述人社局副局长透露:“我们这里副处以上的领导才能看到。”
      红头文件有特定的运行逻辑,执行过程中效力会发生变化。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告诉记者:“所以才出现一种俗语,叫做‘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面子不如位子’,谁官大谁说了算。”
      张小劲一直觉得文件是观察和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好角度。2014年上半年,由他牵头的《政治文件与文件政治》课题在清华政治学系立项。他发现,“政治文件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制度的阻碍和桎梏,突破已经固定化为法律法规的陈旧制度和习惯做法的改革,几乎全部是由特定的政治文件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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