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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

    时间:2021-03-25 00:09: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从刘少奇主持通过“五四指示”到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无不体现着刘少奇关注下层民众的伟大情怀。《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为我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对于推动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思考研究土地改革问题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规模进攻,能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把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充分发动起来,已成为决定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成败的最基本条件。怎样进一步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发展?能否采取更好的办法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刘少奇一直在思考着。
      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愿望。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只能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在反对日伪汉奸的斗争中,通过清算、减租等多种形式从地主手中直接取得土地,“群众热情极高”。
      从1946年3月以来,随着国民党破坏和平企图的日益明显,毛泽东和刘少奇愈来愈注重研究土地问题,他们起草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毛泽东并请刘少奇和其他有关人员继续研究。为此,刘少奇、任弼时同准备参加整军会议的薄一波、邓子恢和黎玉等人一起进行研究,且三易其稿。
      5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他在会上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1942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五四指示”改变了中共抗战以来一直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坚决支持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正义要求,实行土地改革。
      “五四指示”指出:“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这一指示的实行,使解放区上亿贫苦农民得到土地,极大地调动了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使不久后开始的全国解放战争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五四指示”的局限性、不彻底性的缺陷显露出来,最主要的是没有无条件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提出的方式均为“有偿”的,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进行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土地分配不合理,到1946年底,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土改运动没有进行,已进行土改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
      1947年1月10日,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刘少奇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等各解放区领导人发出电报,征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同时,刘少奇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电报,通知他们:“中央决定,在今年五月四日召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各种问题。每一区党委及中央局、分局须各派代表一人,于五月四日以前进到延安。”他要求到会代表必须熟悉当地土改情况,准备材料和意见,并最好能亲自到基层群众中间考察一个月。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当晚,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先北移子长县。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枣园迁入中央军委总部办公,指挥延安保卫战,掩护中央机关转移。3月16日,刘少奇等人到达子长县的瓦窑堡、清涧一带。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原定5月4日在延安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计划,自然不可能实行了。3月1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全国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的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时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冀察晋待命。”
      3月29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又转移到清涧县枣林沟,继续举行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最后,“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中央工作委员会成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准备“经五台往太行”,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坚持保卫和发展西北解放区。
      调查了解土地改革状况
      1947年3月3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到达山西。4月4日晚,刘少奇不顾严重感冒,与朱德、贺龙等乘汽车到达设在山西兴县的晋绥军区司令部。在这里,他和贺龙、李井泉等谈了两天话,了解晋西北各方面特别是土改工作的情况,并在蔡家崖向晋绥干部作了讲话。接着刘少奇和朱德经静乐、宁武,到达晋绥第六军分区司令部,又同晋绥第六地委领导人谈话两天。4月19日,他们到达五台县善义村。
      一路上,刘少奇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很多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很多老百姓分配土地不均,或甚至没有分得土地。如晋北忻县、淳县、代县、宁武、静乐等5县,进行了土改的817个主要村庄中,只有280个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很多贫困农民仍然无地。同时中小地主还普遍存在,并剥削农民,如忻县南向村即使经过了土改,仍有80多户贫农缺地400亩,而中小地主则仍有400余亩地出租。
      同时,刘少奇深为晋西北人民生活的贫困状态所震惊。他写道:“从兴县到原平,沿途看了山地农民许多穷困及破产的现象。”“许多农民多年未制过衣服,一家八九口人共穿一套烂衣服。”他感到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会引起群众对共产党的不信任,难以支持长期战争。他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客观原因,告诫晋西北的各级领导应该提高警觉,关心群众生活,一切为晋西北300万人民着想。各级干部要下去,切实给老百姓办些好事,想各种办法使老百姓多生产,改善生活。他在肯定晋西北工作成绩的前提下,认为必须采取新办法,使人民的穷苦状态有所改变,发展生产,有吃有穿;要进行土地改革,解决土地问题是提升人民对共产党情感的中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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