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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对社会阶层理论的新贡献

    时间:2021-07-06 08:02: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调整,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状况发生深刻变化。江泽民站在时代的高度,着眼于中国实际,提出“六大社会阶层”的新论断,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做出新的界定,多措并举促进阶层和谐,这是对社会阶层理论的创新与贡献。对扩大和巩固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深入推进国家政权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关键词:社会阶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阶层和谐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4)03-0101-04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创始人,一直把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其理论特色,并下定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对中国阶级状况做出科学分析,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新形势下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做出新的判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使这一社会阶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解放和社会地位,进而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基础扩大为“两个阶级一大阶层”。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基本经济制度做出重大调整,引起了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新的利益群体出现。江泽民立足实际,对我国社会阶层的新变化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把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归纳为六大社会阶层,并把其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这是江泽民主政十三年间在阶层理论上的重大创新,这一创新对于国家政权的巩固,对于群众路线的贯彻,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提出“六大社会阶层”的新论断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阶层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新的社会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3]
      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变革是导致我国社会阶层发生深刻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要求,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逐步改变原来单一的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4]。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促使我国阶层状况出现新的格局。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形式以迅猛之势增长,在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从业人员迅速攀升,出现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企业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等新的社会阶层或群体,并呈现越来越庞大的趋势。在分配制度方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不断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5]。人们除了劳动收入之外,出现了利息收入、股金红利收入、技术信息收入等多种收入方式,收入来源多元化。同时,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有效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开启了中国社会阶层大分化大组合的时代。经过多年实践,区域、城乡、个人收入差距逐步拉开,导致社会不断分层,出现新的社会阶层。
      产业结构的调整直接促使社会阶层的分化。改革开放的深入,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从业人数迅速增加,日益成为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在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口35575万人,占50.0%;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口16009万人,占22.5%;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口19566万人,占27.5%。”[6]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打破了工业与农业的简单社会分工体系和劳动者内部工人与农民的基本划分标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具体,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和劳动越来越专门化。这对阶层状况带来直接影响,加剧了社会的分层,形成许多新的阶层。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着眼于现阶段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以及阶层分化重组仍然继续的趋势,运用阶层分析方法,将我国社会成员分为原有社会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和新社会阶层两大类,并把新社会阶层归纳为六大社会阶层,提出了六大社会阶层的新论断。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7]286。这一论断囊括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新社会群体,使我们党对现阶段社会结构认识更为具体、科学、全面,是对中国共产党阶层理论的重大创新。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新界定
      社会阶层的深刻变化,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是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合力机制的完善。按照中央统战部《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的界定,“这一新社会阶层从业人员约1.5亿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税收。”这说明,新生六大社会阶层的社会影响逐步扩大,正发挥着积极作用。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度,影响着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巩固。“江泽民必须为党创立一个新思想,把新的社会阶层囊括其中,否则就无法顺应潮流,很快就会失去合法地位”[8]452。对此,江泽民指出:“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7]28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新社会阶层的科学定位,给予新社会阶层正当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一定位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的创新与突破,在实践上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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