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之后——冷战后国际安全合作新形式探讨
时间：2021-02-26 12:02: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安全合作形式，联盟在冷战后弊端增多，面临着存续困境。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致使联盟形成减少，主要原因在于联盟形成动力不足、联盟成本-收益失衡、联盟困境管理更加困难和单极霸权阴影的影响。既有联盟大多是冷战遗产，尤以美国主导的联盟居多。目前，联盟作为一种国际安全合作形式面临着矛盾增多、功能不足、行动僵化等问题。不过准联盟、国际联合阵线、议题联盟、伙伴关系这些类联盟虽具有联盟的部分功能，但却很难完全替代联盟。类联盟在安全合作上虽然更具灵活性，但其安全效力不如联盟。未来的国际安全合作形式应该更具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全威胁的指涉对象会趋向模糊化；二是安全合作与经济等其他领域合作会更加统合。包容性安全合作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可以在目前的国际安全合作形式上进行改良，联盟和伙伴关系可成为包容性安全合作的重要尝试。
关键词联盟国际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准联盟包容性安全合作
当今世界，国际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联盟作为一种重要的安全合作形式，本文中的联盟主要是指传统军事联盟。其命运也处在十字路口。一方面，联盟正在变得不合时宜，一些国家奉行不结盟政策，采取准联盟、联合阵线、伙伴关系等非联盟方式开展安全合作。如中俄面对美国的同时施压，战略相互借重增多，但两国依然宣称结伴不结盟。日、法、印等国都纷纷通过伙伴关系开展安全合作。甚至连美国近年来也大量通过安全伙伴、联合阵线等非联盟形式进行安全合作。另一方面，既有的联盟大多出现调整或转型，显著特点是联盟目标重置、联盟内容拓展、联盟功能调整等。如北约转型、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等。不过也可以发现，既有联盟大多是冷战产物，主要以美国主导的联盟居多，新近建立的联盟则为数不多。数据可参见ATOP、COW数据库的统计。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联盟作为一种国际安全合作形式是否面临着终结？在联盟之后，新的国际安全合作形式将是怎样？
一、联盟形成为何减少？
联盟作为国际安全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国际关系当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不过联盟历经千百年，在联盟形式、内容、功能等方面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时至今日，联盟作为一种国际安全合作形式，其效能有所下降，并且负面外部性显著增加，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国家的安全需求。如中国就经常指责美国亚太联盟的强化不合时宜，有损地区和平与稳定。西方国家也在反思联盟是否过时，担忧北约、美国亚太联盟是否会解体？当今世界，联盟的形成为何会越来越少？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主要原因有如下四点：
一是联盟形成的动力不足。关于联盟形成的动力，主要存在基于权力、基于利益和基于威胁三种观点。从基于权力角度来看，通过权力增强来提升安全是联盟形成的主要原因。不过目前安全威胁的多元化使得仅仅通过结盟来应对安全已有所不足。基于利益的联盟形成观主要强调国家通过结盟来获取利益，这些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安全利益等物质利益，也包括国际地位等无形利益。不过关于联盟共同利益的基础过于宽泛，相关概念有待进一步探讨。宋伟：《联盟的起源：理性主义研究新进展》，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第10页。随着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联盟的排他性可能会限制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国家的结盟获利和结盟损失之间的利益权衡更加困难。基于威胁的联盟形成观主要认为制衡威胁是联盟形成的原因。不过当前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存在着多元化、多样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而联盟合作往往涉及针对具体的安全威胁，因而联盟应对安全威胁的适用性下降，联盟的形成也变得更加困难。综上所述，无论是基于哪种原因形成联盟，当前联盟形成的动力已大幅削弱。不过相对而言，美国当前的联盟出现了“神圣化”现象，参照“神圣同盟”的概念，神圣同盟的形成是观念共识多于共同利益。当前价值观等非安全因素对于美国联盟体系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有关联盟形成的原因在联盟维持中已显得不那么重要，意识形态、价值观、民主制度等对其联盟维持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和盟友之间甚至形成了一种权威关系。但对于其他大多数国家而言，和平年代的联盟形成动力已显得不足，这也使得当前新的联盟形成越来越少。
二是联盟成本-收益失衡。联盟是一种理性行为，最初也大多是一种权宜之计。目前看来，联盟的成本有所增加，而安全收益却呈现下降趋势，这也使得国家结盟的成本意愿有所削弱。毫无疑问，联盟存在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如张景全指出，“联盟成本包括联盟硬成本与联盟软成本两个方面，前者指联盟的组织成本及联盟行动成本，后者指联盟的声誉与可信性。”张景全、刘丽莉：《成本与困境：同盟理论的新探索》，载《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第12-14页。联盟成本是联盟形成和维持必不可少的付出，这也使得国家在结盟时需要考虑联盟成本的合理性，比如结盟对象的能力、国家声誉等因素就成为联盟成本估算的主要因素，并在联盟制度设计时予以考虑。Michaela Mattes， “Reputation， Symmetry， and Alliance Desig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6， No.4， 2012， pp. 679-707.对于联盟的运行而言，关键是防务的分担与收益的衡量。Todd Sandler， “Alliance Formation， Alliance Expansion， and the Cor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3， No.6， 1999， pp. 727-747.由于联盟成员国内部威胁认知分歧、战略能力迥异，联盟的搭便车行为时有发生，使得盟友间对联盟成本-收益的认知出现分歧，这也成为联盟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联盟共同威胁减弱的情况下。Avery Goldstein， “Discounting the Free Ride： Alliances and Security in the Postwar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1， 1995， pp. 39-71.冷战时期，美国的联盟体系之所以能够维持，除了共同威胁的存在外，美国在联盟成本方面较盟友付出更多也是重要原因。不过冷战后国际环境的改变也使得美国对盟友的需求有所下降，美国甚至一度考虑还需不需要永久性联盟。Bruno Tertrai， “The changing nature of military allianc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7，No.2， 2004， pp.133-150.美国联盟成本意愿下降，这也使得冷战后美国的联盟调整在成本上向盟友倾斜。对于美国而言，松散的联盟意味着对其战略支持有限，而联盟强化则要求更高的联盟间协同性，要求盟友更加匹配美国的军事战略，Jae-Jeok Park，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he U.S.-Philippines Alliance in the 1990s and the U.S.-SouthKorea Alliance between 1998 and 2008 Alliance （Dis）Continuation”， Asian Survey， Vol.51， No.2， 2011， pp. 268-289.這实际上也增加了联盟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