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新一轮改革在联通分拆传言中呼之欲出
时间：2021-01-18 12:05: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联通是否分拆？所有电信相关的环节，所有涉及其中的企业，都在翘首期盼一个结果。然而除了偶尔的辟谣以及越来越多的猜测外，业界依然混乱一片。撇开“联通”传言谜团的干扰，在这片混乱之下，其实是中国电信产业呼唤再变革的本质。互联互通，固网跨界运营，3G牌照发放模式，一切都需要一个新的格局来解决与承载。而传言，就是一个呼唤新局面的声音。改革，已经到了关键地步。
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深刻地揭示了谣言背后的机制。3百多年后，在中国的电信业，似乎为了验证谣言的威力一般，关于联通分拆传言此起彼伏，其影响力甚至威胁到中国联通香港上市的股票价格，乃至众多联通分公司的人员以及资源调配。
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涉及传言的国资委、中国网通、中国联通3方官员出面辟谣时，人们似乎只看到其中“电信重组”的可能性，而对其关键——联通分拆——视而不见。
不可否认，如今中国电信业已经到了呼唤变革，需要变革的新阶段，业界也一直在打造所谓的“第3次中国电信业重组”，但这毕竟不是以个人、专家或企业的意愿为转移的，其中涉及了众多利益与规划，需要的是慎重再慎重。
这一次，联通被推上传言的前台，一方面固然是电信改革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却也是中国电信业中，产业与监管逻辑关系的混乱境况造成的。改革是否倒退？垄断是否打破？联通是否被“始乱终弃”？所有的事情都在“摸石头过河”的政策法规中浮现，却又被后来出现的重重疑虑所包围。
改革，到了关键地步，已经无法再用“实验”或“默许以观后效”来应对，它需要的是更系统、更确定性的规划，为日后的3G乃至更长远的发展，做出有效指导。
一、 前世今生，联通成了实验品
联通10年来，一直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其涉及的所有变革与战略部署，几乎都有成立初期“先天营养不良”的影子和干扰。而更大层面来看，其悲壮的角色，无可避免地扮演了电信改革的试验品。
艰险草创不公平的“竞争”
1994年，电子部、铁道部和中信等15家大股东共同出资13.4亿人民币，成立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
这被认为是中国电信改革的“首义”，其意义不亚于中国国有垄断企业改革的第一声枪响。此前中国电信市场完全由海外称为“邮电部—中国电信”、政企合一的垄断机构所控制。联通的诞生在这个大一统的垄断上撕开了一个小口。
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竞争只有象征意义。
虽然有近乎豪华阵容的股东阵营，但相对电信业这样“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最初的投资只是杯水车薪，特别是和邮电部—中国电信竞争，就更显得微不足道。到1998年，邮电部—中国电信拥有100万员工，约6000亿固定资产，超过5大军工企业总和，年营收约1800亿，其网络规模在全球电信企业中排名第一。
和其他行业的竞争，其产品可以简单地相互替代相比，电信业却是个高度规模经济的行业。Metcalfe定律指出，网络的价值和其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中国电信与联通的网络价值比就相当于“N的N次方”与“N”的代数级别比。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竞争优势”，比起邮电部的政策压制，资源其实根本不算什么。联通拥有第2张全业务牌照，理论上可以开展全部业务，也曾得到批准在天津等地试点市话业务，但由于“竞争”，联通根本无法接入邮电部—中国电信的网络，互联互通的遏止从根本上制约了一个新兴运营商的发展，结果当然是无人问津。在一些地区，甚至达到联通的用户打不通中国电信110和119电话这样骇人听闻的地步。
所以，对联通自1994年成立，到1999年经过5年“成长”，只占据中国电信市场的1%、移动市场的5%的境况就不难理解。
由于移动通信发展较晚，联通和中国电信的移动网络规模差距相对较小，而且利润较丰厚，所以联通集中力量发展移动业务。在中国电信分拆后，联通成为一家徒有虚名的“惟一全业务运营商”，实际上成为第二大移动运营商。这是中国电信改革的一个长期特点：政策层面的“名”和市场层面的“实”经常是脱节的、矛盾的。
所以，有了表达“实至名归”需要的传言产生。
“中中外”融资联通的无奈
家底如此单薄，为了生存发展，联通不得不采用一种“灰色“的融资方式，即被俗称为“中中外”CCF(China-China-Foreign)的模式。
直到入世协议生效之前，中国法律不允许外资直接拥有、经营和管理中国电信企业。为了规避这种限制，在一个区域的网络建设中，联通会安排一家分公司，即“中”，和一家外资企业，一般是电信公司组建一个合资企业，由该合资企业，实际上一般由“外”方控制，建网买设备，再租给“中”联通。
业界对这种方式始终存在不同的评价，最大的反对声音是来自那些对“国有资产是否被外国控制”的怀疑。
联通方面曾坚称外国人没有直接投资，“中中外”是一种“典型的‘项目’融资方式，是国际上通常采用的方式”。实际上，以例行的“项目讨论会”形式，多数外方都直接参与了经营和管理，甚至完全控制了财务，外资得以“变相”进入中国电信市场。
虽有违规之嫌，但联通通过这种方式引进了相当于约100亿人民币的外资，截至被叫停时，据说签署超过150亿元合同，运作共43个项目，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联通初期的成长。也正因此，一直没有多余资金投入的政府，对此持默许态度。
但随着事态发展，“中中外”被证明只是一种过渡产物。联通虽然得以初步实现全国覆盖，实际上却被分割成40多个项目，和政企合一的竞争对手相比，缺乏统筹兼顾。“项目融资”就是挣快钱，但缺乏长期价值的关注。最重要的是，由于互联互通等诸多原因，一些项目收益并不理想。最终，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爆发了。
在一系列表态之后，199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信产部正式下发《关于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中外”项目融资问题的批复》，称“中中外”项目“违反了国家现行的政策规定，必须予以纠正”，限期清理完毕，最终一锤定音。
外方的激烈反对可想而知，要求按照国际投行的惯例予以赔偿，即兑现合同期内全部回报（远远高出本金），而联通只能返回百分之十几。外方更建立攻守同盟“联通投资者协会UIG”(Unicom Investor Group)，此外还涉及国内诸多重量级的合作者，一时内外交困。
在政府支持下，联通高层恩威并施，用强硬的态度和高明的手段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此事。首先停止分配现金流，并限定了补偿计划的底线(Deadline)，对补偿方案按项目收益情况弹性处理，更重要的是，承诺部分外方优先购买联通股票，既不必动用现金，也减少了上市的阻力。外方的攻守同盟逐步瓦解。
如果执着于法律层面，“中中外”可谓“始乱终弃”。但在市场层面，这也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联通得以初步搭建起全国的网络，外方实际上还是有所斩获，并最终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对联通进行战略投资。
也许更重要的是“中中外”正反两面的教训。电信业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行业，政策不明朗，投资者就只能选择放弃，或者急功近利。而最终变坏事为好事要归功于向投资者提供一个较明确的远景：对抗到底，可能血本无归，但如果采取合作态度，不但可以得到相当的补偿，并且能分享未来长期的成长。外方从长计议，也能勉强承受短期的损失。政法最终都是服务于市场。今天政府处理各种传言时，完全可以以史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