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莎:我和立三的一些往事】李莎旻子

　　1914年3月, 李莎出生在俄罗斯萨拉托夫省的一个贵族庄园里。在她漫长的人生中,她与李立三从偶然相识到历尽磨难,从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少女到一位高贵的中国老太太,她的一生都与这个叫李立三的中国人和中国密不可分,随着李立三的际遇而牵连其中,随着中国的变迁而跌宕起伏。她为爱情而远行、为立三而坚守、为中国而留下,其间,她经历并面对了流言飞语、牢狱之灾和劫后重生。
　　如今,晚年的李莎平静地生活在北京,在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的精心照顾下,读着俄文报刊,说着俄语,这位经历过苏联十月革命、“肃反”时期和中国“文革”的世纪老人,传奇的人生让人唏嘘不已。
　　
　　十七岁时认识犯错误的李立三
　　
　　中国这个国名,其实很早就嵌入了我的记忆,我在识字不久,就开始阅读安徒生的童话,当我翻开《夜莺》的故事,插图上的红墙黄瓦、华丽的宫殿以及神秘的庙宇和宝塔,顿时开启了我好奇的心扉,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安徒生的故事告诉我,这就是中国。于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中国被镀上了童话般绚丽迷人的色彩。
　　我五岁时,父亲服毒自杀。后来,父亲的姐姐也以这种方式离世。也许他们认为这样结束生命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父亲去世后亲人离散,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们经历了1920年到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百年不遇的极为可怕的旱灾和饥荒。所幸我们都熬了过来。
　　1931年,我刚满十七岁,从莫斯科印刷技术学校半工半读毕业后自愿到千里之外的远东地区工作,在哈巴洛夫斯克边区出版社搞版面设计,并担任出版社共青团支部书记。当时远东地区有不少中国侨民居住,主要是山东人。如果问起他们的老家是哪儿的,他们便操着一口夹生的俄语答道:“我们是曲阜来的。”也有一部分是闯关东,在一战期间被沙皇政府招募过来当苦力的。
　　在那里,我对第一次接触到的几位中国革命青年印象深刻。也正是在那里,我听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李立三。
　　有一天,我校对一本政治小册子时,被其标题吓了一大跳。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我马上跑去问责任编辑怎么回事。老编辑向我解释说,这是打印错误,应该是《反对李立三主义的斗争》。在俄语中,“列宁主义”和“李立三主义”属于近音词,因排字有误,差一点酿成政治事故。那么“李立三主义”是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反对?我问老编辑,了解到李立三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前不久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共产国际正在对他进行批评。我马上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画报上那个五卅运动中的李立三!但是同时,我眼前出现一副白发苍苍、前额布满皱纹的李立三形象。我想,犯了这么大错误的人,肯定会是这副模样吧。
　　两年以后,我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出版社工作,同时就读夜校,准备报考大学。1933年秋,我去看望远东时期的好友萨尔达。在她家,萨尔达的丈夫杨松向我介绍在此做客的一个年轻人,说这是李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李明高高的个子、蓬松的密发,清瘦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当时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好像口中含着水似的,我把他当成一个沉默寡言不爱谈话的人,而我当时非常活泼开朗,乐于与人交往,像李明这样内向的人,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
　　大家一起去郊外游玩,我们就在这样的场合下交往。之后他就开始认真地追求我,向我发动了进攻。
　　1934年秋天,我听说李明搬了家,就和女友顺便去看看他。到了他家,发现满屋狼藉,他正在收拾行李。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去黑海休养。”我将信将疑,因为这时不是去海滨避暑的季节,我又注意到准备装箱的一双高腰皮靴。这种靴子适合在深山老林里长途跋涉,到黑海浴场怎么能穿呢?我们和李明道别,祝愿他假期愉快。我断定: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内常有人神出鬼没,执行秘密任务,但我们是圈外人,对这些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
　　后来,我才弄清楚李明的真名叫李立三。
　　有一次,我和远东的朋友聊天,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李立三了。我听了很奇怪:“李立三?就是那个犯过‘左’倾冒险错误的人?他怎么会到莫斯科来?”
　　朋友们哈哈大笑说:“你也认识他的呀!”
　　“我怎么会认识李立三?”我更加费解。
　　“哎呀,我的乖乖!李明就是李立三。”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李立三原来不是个白胡子老头儿,而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当时虽然已经三十四五岁,看上去却像二十多岁。可惜的是,李明也罢,李立三也罢,已经消失了,如石沉大海,我以为从此再也见不着他了。
　　1935年夏天,我从工农速成班毕业,决定报考地质勘探专业。一天,我在家埋头复习功课,电话铃响了,听到一个熟悉的湖南口音:“请找李莎。”原来是李明。他对自己到哪里去了含糊其辞,也没有告诉我他从哪里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阿拉木图执行重要任务去了,建立与中国苏区恢复联络的秘密交通站。
　　此后,立三经常给我打电话,我才陆续了解了立三的经历。
　　
　　婚后不久,立三被捕入狱
　　
　　接着,我身边的朋友也都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实身份。他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这上边想。不但在当时,而且在以后我都从来没想过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坏处,我听从的是本能的感觉。
　　此时,立三已是结过一次婚,有五个儿女的人。他甚至明确表示将永远以革命事业为重,而把家庭放在第二位,但所有这些都没能使我退却,我决定嫁给立三。
　　但是党内有规定,立三要结婚必须经过党组织批准,尤其因为我是一个俄罗斯人,所以要去找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批准。王明个头不高,五官比较秀气,俄语讲得很好,但是他神态高傲,开口就是官腔,让人听着很不舒服。虽然王明的语气相当冷淡,但是他还是批准了我们结婚。
　　我的母亲也没有对婚事有异议,她尊重我的选择。当立三正式向我母亲说要娶我为妻的时候,妈妈慌了手脚,她说:“李明,我的女儿一点儿嫁妆也没有。”立三说:“没有更好,我们俩都是无产阶级。”
　　几天后,我就和立三结婚了,我二十二岁。我们办了两次婚宴,都很简朴。第一次是在柳克斯公寓,参加的都是中国人,一共十几个人。当时在场的有杨之华(瞿秋白的夫人)及其女儿瞿独伊,独伊当时还不到十四岁。我们的婚房是一个通房,里面一个帘子挡着作为睡觉的地方。这标志着我和立三的生活正式开始了,那是1936年2月。第二次是在我母亲家中款待我家的亲友,立三还亲自掌勺炒了一桌子的中国菜。
　　我带着几件衣服就搬到了共产国际的柳克斯公寓,过上了安稳而宁静的家庭生活。立三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我在外语学院法语系读书。
　　我们新婚后不久的一天,立三从康生那儿带回两个中国男孩,他们是哥儿俩。哥哥谢廖沙十三四岁,弟弟柯利亚十一岁左右。两个孩子虽有俄罗斯名字,可一句俄语也不会讲,听说是不久前从中国绕道法国,由康生专程从法国接来的。兄弟俩刚刚看过一场马戏,非常兴奋,忍不住要向我们表演一番。哥儿俩在沙发床上打滚、跳跃、倒立,把我们的新房折腾了个天翻地覆。吃饭时,弟弟不小心把一碗热汤洒在身上,急得我赶紧拿植物油给他抹肚子,担心出现烫伤。幸亏没那么严重,一会儿就没事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走后,立三才告诉我:“他们的真名一个叫毛岸英,一个叫毛岸青,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孩子。”从此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一开始,我还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并没有留意周围的人在一个个神秘失踪。有一天,我们忽然被走廊里的声音吵醒了,听到了枪杆子当当的撞击声和士兵穿着靴子咚咚的脚步声。听到敲门声,我就起来开门。
　　有人问:“李明住在这里吗?”
　　我说:“对。”
　　“把他叫过来。”
　　立三走过去。对方掏出了逮捕令。
　　 “公民李明,你被逮捕了。还说什么呢?”
　　立三显得很从容,他不慌不忙地换了一身最旧的衣服,将手腕上的瑞士手表摘下来交给我。我替他收拾了一套换洗的内衣、袜子,以及牙刷、毛巾、肥皂等洗漱用品。
　　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
　　我瘫坐在沙发上,觉得天旋地转,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中共代表陈潭秋。
　　立三以“托派”和“日本特务”的罪名被捕后,我也被赶出了柳克斯公寓。学校的团组织得知立三被捕的事情,反复动员我与丈夫划清界限,脱离关系。我拒绝了,我深信立三的人格和品德。不久,外语学院召开团员大会,开除了我的团籍。
　　但是,我走路时一直昂着头,我知道我们没犯什么错,有什么可怕的呢?
　　立三被捕后,我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个监狱,我下定决心找到立三,为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用六个月的时间走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监狱,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出来,说没有这个人。
　　立三被捕半年后,我终于打听到了他的下落,找到了我日思夜想的亲人。
　　在那个监狱外我排了很长时间的队。轮到我时,我出示了证件,问询处的人看了看突然说:“有,有。”我很高兴,问能送什么东西,那人说:“你看看规定。按拼音字母排序,每月固定有一天,家属可以送五十卢布给狱中亲友,只有这些,别的不允许。”对我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幸福,我仿佛是插上翅膀飞回了家,告诉妈妈说:“我找到他了,找到他了。”
　　这时,我已经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我每个月的奖学金是二百五十卢布,为了每月定期送五十卢布到监狱转交给立三,我们省吃俭用,变卖旧物。我还拼命学习,因为我的功课只要出现一个“良”,我的奖学金就会被撤销,立三的生活费就会没有着落。立三后来说,通常看守会到牢房来传唤犯人的名字,通知他们家属送钱来了。他在狱中已经很长时间了,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突然有一天,他好像听到自己的姓名,赶快反问了一句,回答说确实有人给他送来五十卢布。这时他忍不住哭了起来,幸福的眼泪不住地流淌,他被关在一个大牢房里,几十名犯人都挤在那里,但他毫无顾忌,高兴地放声大哭。
　　
　　“这是送给你的十月革命节礼物”
　　
　　1939年11月6日,红场上像往年一样准备举行节日阅兵,整齐的队伍迈着方步走过广场向领袖斯大林致敬。这一天我很早就回到家里,我感到身心疲惫,很早就躺到了床上,但是怎么也睡不着。
　　突然门铃响起,我好像触了电一样:“李明回来了。”这是直觉。我跳起来去开门,一看,门口站着的人果然是他,提着我给他送去的一个大包袱。他身后站着一个军人,走进来说:“这是送给你的十月革命节礼物。”
　　立三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但他失去了党籍,没有工作,长时间内只能依靠共产国际微薄的救济金艰难生活。最后立三在外文出版社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生活的坎坷使我们的心更紧密地贴在一起,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李英男(亦叫英娜)出生了。战争期间我们和苏联人民一起饱受苦难,开垦荒地,生产自救,也和大家一起欢庆粉碎法西斯的胜利。1945年的最后一天,立三得到了另一个意外的喜讯:中共七大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不久立三获准回国。
　　我应该是个性格坚强的人,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忧伤。马上要和立三分开了,我心里当然是很沉重的,当时真是说不准我以后是否能去中国找他,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大形势如何,只能是看情况。
　　1946年春,立三重返阔别十五年的祖国,他马上到延安向中央汇报,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向他们讲述了他在苏联的遭遇。中央安排立三去哈尔滨参加东北局的工作。立三在工作之余想方设法促使苏方为我放行,希望我能早日到中国团聚。
　　
　　我们和林彪叶群成了街坊
　　
　　1946年的9月份,我和女儿英男,在林利(林伯渠的女儿)、孙维世(孙炳文的女儿)的陪同下,离开莫斯科,到了中国。
　　我和立三说好在站台上等。但老不见立三的身影,我开始有些生气了,怎么这样呢?妻子不远千里赶来,他却不露面,当时我还不明白他当时已经是个大首长,能留给家人的时间非常少。
　　在哈尔滨,我们住在中东铁路职工小区。中东铁路职工小区很像莫斯科郊外的房子,这里的一幢幢小砖房都有封闭式阳台,房前还种着一些花草,这一切使我觉得很亲切。我们这一幢只有五间房的住宅,除我们一家三口外,立三的警卫和秘书也住在这里,同我一道从莫斯科回来的林利和孙维世也暂住在我家,她们二人合住一个单间。我非常高兴林利、孙维世能和我朝夕相处,她们经常给我介绍中国的风俗。遗憾的是,没有多久,她们俩便奉命去延安了,搭乘的是“三人小组”专用的一架美国飞机,这在当时是东北解放区与延安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
　　林利和孙维世途经长春和北平到达延安时,那里正在准备撤离。林利见到父亲林伯渠,非常高兴,希望留在他身边,但一心想回哈尔滨参加话剧团工作的孙维世说服了她一起返回东北。按原计划,她俩应取道北平重回哈尔滨。但几个月过去了,却只见林利一人独自返回,我问她:“孙维世呢?为什么她没回来?”林利不高兴地说:“你还问我!还不是立三不让她回来,把孙维世给气坏了。”这种回答真叫我惊愕,忙问来龙去脉。
　　原来,林利和孙维世在北平逗留期间收到了时任东北解放军对外联络部李立三所签署的一份电报,称孙维世绝对不能再回哈尔滨。“什么样的电报?”立三听了也感到莫名其妙,“我可从来没有签署过这样的电文。”他很快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马上去找林彪。如立三预料的一样,这封电报完全出自林彪夫人叶群之手。林彪在苏联期间曾追求过孙维世,叶群对孙维世一直怀有嫉妒之心,就耍起了这种手段。
　　林彪、叶群也住在铁路职工小区,和我们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个人住时没有专门的厨师,林彪便吩咐家里的厨师为他做饭,并派人送过来。我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叶群就带着小女儿来看望,此后就经常来我家串门,我有时也礼节性地回访。叶群殷勤地与我交往的目的是想找我练练俄语,提高一下口语水平。以前她在延安学过一些俄语,到了哈尔滨就更加感到俄语的重要。应该承认,叶群是比较聪明的人,学习外语的悟性也不错。为了学习俄语,她还托我给她介绍了一个俄侨女佣,但林彪不喜欢这样做,这个俄侨女佣很快便被辞掉了。
　　这年冬天,好像是11月,我收到叶群用俄文写来的一张便条。她通知我赶紧收拾行李,准备次日撤退到佳木斯。服务人员帮我收拾行李,经过一连几个小时的折腾,全部家什才算整理停当。我们坐下来,等待出发的命令。但第二天什么动静也没有,就这样连续等了一个多月,直到正式收到取消疏散令为止。此时,解放军已进入反攻,把国民党军队赶到了远离哈尔滨的地方,哈尔滨脱险了,但像长春、沈阳这样的大城市还留在国民党手中。第二年春天,前线的局势稳定下来,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进一步展开。
　　1947年4月,我们家搬到南岗区铁岭街一座带花园的俄式小楼。我喜欢和立三一起在花园散步,夏天还在树荫下摆上小桌子喝茶。10月间,我的二女儿雅兰在哈尔滨铁路医院出生。我把孩子抱回家时,家里已生上暖气,室内暖融融的,不用担心孩子会感冒了。但是,我得到消息说,叶群又想换房子了,因为他们新搬进去的公寓贴着深颜色的壁纸,林彪总感到压抑,叶群觉得不利于他的身心健康。她提出要和我们互换住房。我一想到要抱着刚刚满月的婴儿,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隆冬远途搬迁,就不寒而栗。但林彪是立三的上级,断然拒绝是很不妥的。多亏林彪自己否定了叶群的想法,我们才得以平安住下。
　　叶群后来选择了一座有四十多间房的豪华公寓,这才安心地定居下来。我们之间的交往逐渐减少,到北京后,两家已基本断绝来往。但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一家和“副统帅”的关系又被人重新搬出来,添油加醋,成为专案组的重点调查内容。
　　我在哈尔滨住了三年,新中国成立在望,立三受重任召唤要去首都了。1949年4月,我带着两个女儿也动身来到北京,在东单北极阁胡同定居下来。
　　1949年10月1日,立三随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开国大典,我也应邀在礼宾台目睹了这一盛事。那天,天安门周围很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庆典开始。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有几十万人,一片肃静,突然不知从哪儿蹿出一只小狗从王府井那一侧跑出来,穿过整个广场。大家都喊了起来:快抓住它,这是蒋介石在逃窜。大家一叫,小狗吓得跑得更快了。后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报道中,我是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城楼前的这一幕的。
　　
　　我加入了中国国籍
　　
　　20世纪50年代是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年代,大家齐心努力建设新的国家和新的制度。新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保持着友好关系,立三先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中央工业部华北局等单位担任要职。我在北京俄语学院从事着心爱的教育事业。家里的子女都在健康成长,北极阁这个温馨的小楼里经常是欢声笑语,高朋满座。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大批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国内政治气氛也日趋紧张,很多类似我和立三这样的国际家庭最终被迫离散,立三自然也成了众人视线的焦点。
　　康生首先抓住的把柄是苏籍华人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1957年秋,郭绍唐应周恩来邀请,偕同其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迎。立三也在家里招待他,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一些老同志参加。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老朋友间正常的回顾往事、重温旧情的聚会竟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殃及所有与之有接触的人。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1962年10月14日,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就我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他写道:“她同我结婚二十六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十六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周恩来很关心立三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亲自找立三谈话,建议他如果不愿和我离婚,就一定要让我转入中国籍。
　　我记得我们在颐和园散步,立三和我谈话。他说:李莎你应该认真考虑国籍的问题,做出最终决定,这对我,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立三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催促我,而是耐心等待,他总是说:好好想想,权衡一下,想好以后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他是那么体贴,那么有分寸,为此我很感激他。
　　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立三给毛泽东未写完的信
　　
　　国籍问题的解决只是一时缓解了我们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但不久掀起的政治浪潮,向我们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冲击。安宁和谐的家庭气氛荡然无存。
　　我们家对面有很多小楼,新中国成立以后,原来的住户都离开了,一些新住户搬了进来,他们是些高级知识分子,有教授有医生,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文革”正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我们坐在家里就能听见那边传来一些嘈杂声和吵闹声,砸家具扔桌椅砸餐具,玻璃、瓷器都被打碎了。气氛很紧张。
　　在立三身边工作的人写了一张关于他的大字报,立三把大字报都看了。看完以后,他说你们的大字报我都看了,都是事实,都对,但是有一个词我不能接受,什么词你知道吗?洋奴。他说洋奴你们知道吗,洋奴就是汉奸。他说他就怕人家说苏修特务,他最忌讳的就是这个词,结果就来了这一个词,他说别的我都没意见,你们写的都是事实,我都承认,但是这个词我不能接受。
　　他说: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我写了一个检查稿,你们看看给我提提意见。然后他就交给他们看了一下,红卫兵说他阶级立场不够鲜明,斗私批修没有斗到点上,没有挖出出身的一些根源等,说这样写的话肯定过不了关。弄得立三当时神经大发作,他本来就因为压力大而精神状态不太好。现在在家里又遇到红卫兵小将,他更受不了了。
　　1966年8月,华北局院内开始张贴大字报,一些人勒令立三做检查。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和康生谈话。毛泽东回忆历史,讲道:那个时候,李立三、瞿秋白、王明都是反对我的,骂我是右倾,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一个比一个左。在这次谈话后,康生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烧一烧。
　　1967年5月24日晚,“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戚本禹接见了华北局机关“红色造反团”,明确指出:“你们华北局运动的大方向搞错了,你们的矛头不应该对准李雪峰同志,而应该对准李立三。李立三不是‘死老虎’,他是里通外国分子。”又问:“李立三的老婆斗过没有?为什么不斗她?她的问题大,是大特务。”“红色造反团”的人说:“我们力量不够,准备与天津联合斗。”戚本禹说:“北京斗不了?几百人斗不过李立三?在北京联合搞嘛!”
　　中央“文革”这一轰动性的表态一下子扭转了华北局的“文革”方向和群众的情绪,形形色色的“批李战斗团”应运而生。
　　1967年2月1日,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是机关内部的一次小范围内的批斗会。这次,华北局的“造反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的指示,把我和立三一起揪到批斗会上。
　　那天,华北局大礼堂内挤得水泄不通,台下人头攒动,几千双眼睛注视着台上。李立三站在主席台中央,他的两侧各站着三个“陪斗人员”,他们全是华北局书记。我站在最左边,我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各自的“罪名”,我的牌子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苏修特务李莎”。
　　批斗结束后,立三已疲惫不堪,他请求将他直接送到北京医院。但是,按当时规定,北京医院没有权力立即安排住院,只能在门诊部作些简单的应急处理。一位大夫低声告诉我:“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干部,每天有二三十人。很多人身体很不好,但没有革委会批准,我们是没有权力收留住院的。”
　　没办法,我们只好回到家里。疲惫至极的立三一进家门,便立刻倒在床上。过了一会儿,待体力有所恢复,他以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李莎,你的级别提高了,现在你和华北局书记们可以平起平坐了。”
　　从这以后,批斗会和抄家就没有间断过,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立三和我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于是,立三决定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诉。
　　立三在信中说:“……我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搞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这封没有写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在他离开人世以后,我搜查遗物时才发现了它。
　　身体已彻底崩溃的立三躺在床上不能动弹。那时,他除了饮水,什么也不想吃,充其量用汤把面包泡软后勉强咽下。他体重减轻了许多,简直像一把干柴。我非常痛心地望着他:以前,他是多么的健壮,充满活力,谁也猜不出他的实际年龄。可现在,他几乎脱了人形。有一次,他刚一下床就因头晕摔倒在地,并立刻失去了知觉。我大惊失色地跑到他跟前,赶紧呼救,我和另一个女人,我们两个妇女居然能轻而易举地把他抬起来――他的身体已经轻得像一支羽毛。
　　 6月19日下午四五点钟,华北局“造反派”代表突然闯进家来,他们之中的两个女人走进屋里命令我为李立三收拾东西。
　　“这是为什么?”我不安地问道。
　　“我们要把他带走。”
　　“去哪儿?”
　　“去一个比家里更清静的地方。”
　　回答是那么含混,我当然不相信这欺人之谈,一种不祥之感猛地向我袭来。我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给立三准备了一些衣服、毛巾、洗漱用品,还给他随身带上了他二十多年都离不开的安眠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小瓶子里的药片所剩不多,不超过三天的用量。
　　立三被带走隔离了起来。
　　1967年6月20日,我和立三相遇在批斗会上。短短两天,他的变化很大,身体更加消瘦了,脸色苍白。他艰难地向前挪动着脚步,走到前台时,已经没有站立的力气了,他请求允许他坐下。见他身体如此虚弱,“造反派”只好默许。批斗会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最后,仍是无果而终。我们又被押上车,但是不准交谈。等我们两个人坐在车里的时候,我心里就高兴了,以为可能把我们两个人带回家去。
　　我和立三分手的时候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汽车走到府右街那里突然停下,叫我下来。我们这个时候只能握握手,立三说了一句 “请多保重”。那边又有另一辆车,我坐上那辆车,就被送回了北极阁三条,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我和立三的永别。
　　
　　立三留下遗书进行最后的抗争
　　
　　1967年6月22日,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含冤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多年后,我们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立三离世的第二天,我被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在那里我艰难地度过了八年的铁窗生涯。两个女儿也同时被关押,后又下放农村。我们母女再次见面,已经是八年以后。
　　女儿去见我之前,专案组跟她约法三章:立三不在世的事不许讲;她们各自的一些遭遇,特别是在监狱待过的这些都不许讲;然后是见了面不要哭,说你们时间也很宝贵,如果是抱在一起一直哭两个小时,就把时间给浪费了。
　　这对我来说非常意外,简直是突如其来的喜讯。狱门打开了,女看守对我说:快收拾一下,下去,你两个女儿在楼下等着呢。我当时很激动,假如心脏不好,很可能当场会出问题。
　　我的样子让英男吓坏了。她说当时我穿着一身黑囚服,步履很慢、很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往前走。女儿后来说那时我的头发已经白了,她觉得我是一个秃顶。还说当时我已经几乎不会说俄语了,我那时讲话就像个学俄语的外国人,语速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找词。八年来我很少开口讲话,要说也只能说汉语。
　　一见面我就马上问女儿:“你爸爸那儿有什么消息?”“你们现在见到我了,你们是不是也申请了见他?”“你们去看爸爸的时候,除了吃的以外,千万别忘了给他带中华烟,他最爱抽的是中华烟。”我一直想着监狱里要抽不上烟,他会怎么样。
　　这次见面后不久,我被释放安排到山西运城,在基层度过了三年。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着手拨乱反正,女儿英男不知疲倦地奔走呼吁,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亲自过问,立三和我的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1980年的3月20日,立三的追悼会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他的名誉被恢复,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当时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凡是在北京的都出席了,有邓小平、胡耀邦,还有其他人,其中有的人也是刚刚恢复工作的一些老同志。
　　看此情景,我的心里很欣慰:“李立三”这个名字被洗去了污垢。
　　“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开始,你会改变什么?假如有这样一种按钮,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你会不会按?”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我不会按这个按钮,也不愿改变什么,这是肯定的。这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作者为口述史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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