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
时间：2020-08-16 07:21: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半路转行时: “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 1986年年底,人民日报社在把工商部和农村部合并组建为经济部之后,一纸文件任命艾丰为主任。
立时,艾丰慌了手脚。
在此之前,艾丰一直在机动记者组跑新闻。多年下来,他借着工作的便利阅历了很多人和事,但是谈起经济来却是不折不扣的外行,即便是有点儿认识和了解,也不过是皮毛而已。
心里正在犯愁呢,经济部成立大会的誓师日子已经翩翩而至了。看到艾丰抓耳挠腮的模样,赶来“捧场”的钱李仁社长哈哈大笑起来:“也就是随便讲上几句,有什么可紧张的嘛,放松,放松……”显然,他估摸错了艾丰的心思,还当是“怯场”呢!
没法了,艾丰只好硬着头皮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发现有点儿“不对劲”,就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口,这才开始了自己的就职演说:“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是经济部成立的日子,其实也是一个结婚典礼。一个工厂的小伙子(即工商部)娶了一个农村的大姑娘(即农村部),证婚人是钱李仁同志。结婚以后还得暂时两地分居――办公室不能合到一块儿……”
瞧,艾丰还是挺幽默的。再看大伙儿,先是你看我我看你,接着哄地大笑起来。
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艾丰继续着自己的就职演说:“感谢报社领导的信任,让我担任经济部主任。我认为,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对全国经济有一个总体把握;二、在若干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三、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这三个条件来衡量我,第一个条件不具备,第二个条件也不具备,至于第三个条件,虽然我是学习新闻学专业的,但由于前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所以最多具备半条。三个条件只具备半条,显然是不合格的,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及早补足条件。”
散场之后,钱李仁把艾丰拉到了一边去,说道:“嗯,讲得不错,接下来就好好地去干吧。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整个中国也将慢慢地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到时经济报道必定会成为重头戏……”
望着钱李仁渐渐远去的身影,艾丰使劲儿地攥起了拳头。
迎难而上中:
“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
艾丰走马上任了。
问题千头万绪,但有一个却是重中之重且刻不容缓,那就是补习经济学知识。起初,艾丰的“充电”也就是买专著看看、拿报纸读读、找专家聊聊,想着只要做到在和人谈起经济学问题的时候不至于一问三不知就可以了。
不过,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却深深地刺激了艾丰。
在当经济部主任不久,一些已经退休的老同志偷偷地找了过来,恳请返聘继续做记者工作。一次两次,艾丰也没有在意,还以为是老同志对新闻工作有感情了舍不得离开。来说情的次数多了,他就开始纳闷了:不对呀,三百六十行,可以去做的事多了,干吗非抓着这个不放呢?逮着一个机会,艾丰就向一位老同志打听情况,却见这位老同志有点无可奈何地说道:“就说我吧,身体还倍儿棒着哩,整天闲着可不行,总要找些事情干的。但问题是,别的事情咱做不起来呀,思来想去还是当编辑记者比较合适……”老同志走后,艾丰也陷入了沉思:说得也在理,记者不像大夫,越老越值钱。不管你是多大的记者,一旦离开了版面也就很难“活”了。现在我当个头儿,可以指挥版面,过几年老了没权指挥版面了,找哪个主任来返聘呢?即便返聘了又能有几年干头?
想着想着,艾丰也感到了后怕:不行,我现在就得学一点儿离开版面能够活的本事。但他很快又迷茫了:都奔五十岁的人了,还能学些啥呢?不经意地瞥见了案头的一本经济学专著,立时喜上眉梢:嘿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经济学知识就是一种本事嘛――懂得经济,懂得企业,不给人写稿了,就可以给企业进行诊断,给企业出战略……
由是,在知天命之年,艾丰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习经济学知识和研究经济学问题上。
在艰苦的摸索中,艾丰慢慢地认识到,要想把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反映好,就必须抓住经济工作中关键的或要害的问题;而要写好经济报道,除了做记者的要先自己钻进去之外,还必须重视培养自己的宏观思维素养,也就是从全局和整体出发,用高屋建瓴、综合系统的方法来思考问题,并将其放到更加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系统中进行透视。鉴于此,他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条要求:做记者,就得去想总理想的事情。因为,总理是想全国的事情的。
找到了“法宝利器”,接下来就是着手运用的问题了。
1987年春天,中国的城市改革在经历了先是对企业扩权让利后是让“包”字进城之后,又进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地。一时间,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和看法变得不一致起来,并且纷纷陷入了迷茫与困惑之中。对此,艾丰敏锐地意识到:此时此刻,搞清思路是当务之急。于是,赶紧认真调查和反复研究,很快就写出了一篇题为《理一理思路》的文章。
此文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对此,有人评价说,艾丰的《理一理思路》准确地抓住了城市改革遇到困难的实质,简练有力地回答了人们心中的种种疑惑,是一场沁人心脾的及时雨。而且,尤为有意思的是,“理一理思路”旋即变成了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嗨,伙计,现在需要理一理思路了。”
首战告捷,在欣喜之余,艾丰也立时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财经记者的责任与重担。
当时,社会上最敏感的是“分配不公”的话题。为此,一家大报开辟专栏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但由于前期发表的都是一面之词,报社领导害怕引起公众的不满就赶紧停了下来。见状,一直都在关注报道的艾丰立刻拍手叫好起来:“好,我们的机会来了,哈哈哈……”原来,他要“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并准备把它吃下去。
1988年7月11日和12日,《人民日报》在显著版面上分篇刊发了艾丰采写的《社会公平的辩论》。在文中,他采取辩论会的方式,洋洋洒洒地陈述了四个辩题: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谁先富?甲:谁对社会贡献大谁先富。乙:富的机会是客观演成的,我们不能指定谁先富。二、怎么衡量收入差距上的公平程度?甲: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不符合它就不公平。乙:初级阶段实行多种分配原则,不能只是一把尺子、一个标准。三、当前应该强调社会公平还是社会效率?甲:应该强调社会公平,因为不公平现象已经搅乱了人心,影响了社会效率。乙:大锅饭刚刚打破,已见到积极效果,切不可在公平的压力下,让平均主义回潮。四、在社会公平问题上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甲:必须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扭转不公平局面,特别要解决“官制”问题,否则会给改革造成严重障碍。乙: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必须做具体分析,分门别类采取对策。一些不公平现象是改革中难以避免的,只能在改革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收尾时,艾丰这样写道:“甲乙双方,哪方正确,哪方谬误?或各有可取,各有偏颇?记者难以作答,只有‘聘请’广大读者朋友做评判员了。”
说真的,在刚刚看到这篇措辞尖锐的文章的时候,曾有人偷偷地为艾丰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会受到批评或者处分。不过,结果恰恰相反,艾丰得到的是肯定和赞扬。当时主持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就特别给人民日报社打来了电话,说:“嗯,艾丰的这篇东西写得很好,是否让人改编成相声?”
可以说,《理一理思路》和《社会公平的辩论》是艾丰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此前他的诸多新闻稿子,都是从单纯的新闻视角来采写的,影响也只停留在新闻圈。随着这两篇经济报道的刊发,艾丰立刻就踩住了经济学的尾巴,他的名字和文章也开始成为经济界人士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说艾丰不过是“就社会问题论社会问题”而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经济学论断。为此,在1990年,艾丰发表了两篇经济述评来证明自己,一篇是《中观经济的突破》――在中国首次提出了“中观经济”的理论概念并做了初步的阐述;一篇是《从疲软说到房改》。这两篇文章使艾丰彻底站稳了脚跟。尤其是后者,给世人送上了这样几点艾丰自己的独到观察:一、居民银行存款究竟是“笼中虎”还是“圈中羊”?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生产。研究我国市场,如果不研究我国的消费,将会抓不住要领。三、住宅是花钱最多的一种消费,住宅的商品化可能成为启动市场的一大动力,房改现在就应该加速。结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可以说:“是时候了,让我们来大力促进房改吧!”其中关于消费的观点(1998年前后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时变为现实,并被全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和房改的观点(1998年开始变成现实,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之一),更是因为有理有据的预见性和超前性引起轰动,各界大谈特谈,艾丰的名字一时排在了经济学界的最前沿,甚至,有人惊呼:“一匹黑马奔出来了!”
就这样,一手“抓”新闻,一手“拽”经济,艾丰凭着自己的专注和悟性,很快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财经记者。
有人说,鲜花和掌声很容易使人沾沾自喜,继而裹足不前。这句话也对,但还得因人而异。像艾丰就是一个不同的例子,他在鲜花和掌声中反而变得更加睿智和理性了。于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一连串的足迹更是高调地记录了他的新锐思想:
提出了实施“名牌战略”问题和农村工作中心是“增加农民收入”问题;
1994年,在对春兰集团的报道和相关理论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资本运营”理论概念,在第一次全国性的名牌战略研讨会上提出了“创造名牌、宣传名牌、保护名牌、发展名牌”的方针并制定了实施“名牌战略”的三个理论性文件;
提出并论述了“农业产业化”问题;
在“中观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特色经济”的问题;
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和加快城镇化的问题;
2000年,提出了“龙形经济”的概念并阐述了应对加入WTO的十五条对策;
……
艾丰始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引领着潮流的方向,先后收获了一枚枚喜人的果实:新闻学方面,1988年,新闻学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获社会科学著作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1991年,获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199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经济学方面,先被誉为“中国名牌之父”,再被评为“中国二十五大功勋品牌人物”,后被称为“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
破茧成蝶后:
“请把经济学家放在前面”
当艾丰出席各种社会活动的时候,主持人总是喜欢按照“著名记者、著名经济学家……”这样的顺序来介绍,这让他很是“恼火”。
在艾丰看来,别人之所以先说“著名记者”,那分明是冲着自己身后的“大树”(先是《人民日报》,后是《经济日报》)来的,而不是“看中”了自己这棵小草。还在《人民日报》当记者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内蒙古的一个新闻培训班讲课,进场时看到一条偌大的“欢迎人民日报记者艾丰”的红布条幅,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于是,坐下来后,艾丰开场就说:“我现在到哪儿都受到热烈欢迎,欢迎‘人民日报记者艾丰’。其实,我也明白,这八个字中,大家欢迎的主要是前面六个字‘人民日报记者’。欢迎前面这六个字,实质是欢迎人民日报的版面,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啊……”顿了顿,他又笑着说:“什么时候,没有前面六个字,只剩下后来两个字‘艾丰’了,那才是欢迎我。”一句大实话,虽然不中听,但是说得入木三分。
或许,有人会说艾丰这么做是有意较劲儿。其实不然,和之前相比较,艾丰已然靠经济学更近一些,从事的也是对重大经济决策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研究,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就应该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甚至只说“著名经济学家”而不提“著名记者”。
如今,艾丰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每当与人谈起二十多年前涉足经济学研究的话题时,总会颇为得意地先来上一句:“嘿嘿,那就是一种‘离开版面能活’的本事……”■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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