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好定位,,瞄准方向|瞄准方向
时间：2020-07-08 07:30: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社会的进程,是一部中国农村变革的发展史诗。 从社会的生产机构到生活风俗,都留下了中国农村变迁的道路,以及中国亿万农民迈进的脚印。纵观整个波澜壮阔的背景,农村题材电影用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记录下了中华民族演进途中的百年电影历史的一段故事和一串记忆,或沉重,或振奋。
这些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和意义,也将一直延续下去。
从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发展历程看,有过迷失,有过教训,其题材的角度、创作的个性、艺术的表达以及市场的运营,在一次次社会转型期,都与社会的变化和人们的观念滞后产生了矛盾。
因此,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农村题材电影变革,如何处理好农村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现代农村和农民的发言人,则显得尤为重要。是固步自封、思想保守,还是摧城拔寨、开拓创新?这是现代农村题材电影创作者所要思考的命题。
如果把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历史比喻成一座围城,那么我们就要理智地规划好这座建筑的内和外。
所谓的内,就是继承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深入生活,挖掘主题,激发创作,出产的艺术作品才能有内涵和质感。所谓的外,就是结合现代电影艺术的新观念和新思维,联系现代社会和人们的审美方向和价值取向,出产的艺术作品才能有观众和市场。
这样的话,或许能探索出一条既能满足现代人们物质文化的需求,又能满足现代人们精神世界的体验的道路。
��一、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之题材的发展变化�
历史的发展变化,赋予了电影发展变化的特殊意义。它体现了某一时期的时代变迁和时代精神,成为这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具有着过渡性和图景性的特定价值。
农村题材电影也不例外,同样在转换和演变。
解放初期,1950年摄制的电影《白毛女》因为喜儿的命运,让电影经久不衰。在那时的政治形态和文艺活动下,电影择取生动的乡土世俗、人物故事,参军入伍,打倒地主,入情入境,表现出一种翻身做主人的愿望,以及对生活的追求。
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随着政治形态的变革,全国人民互助合作,加入轰轰烈烈的“超英赶美”建设壮举中。相应的,农村题材电影也随之转移,掀起了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热潮。
1959年的电影《五朵金花》就是这次献礼的经典之作。电影以精巧的艺术构思,展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优雅的诗情画意、清晰的音乐气息,集合人美、歌美和情美,描绘出不同岗位的“五朵金花”的最纯真和质朴的情感,体现出了人们对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与此同时,在那大跃进的特定年代,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以妙趣横生的叙事视野、别开生面的创作手法,不落俗套地展现出当时社会主义农村沸腾的生活和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从而使该电影成为当时农村年轻人向往的作品,以及建国十余年来农村题材电影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时间进而来到“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风波,暴风骤雨,许多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都被强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或者被列入“大毒草”之列,遭到严重的政治批判。比如电影《两家人》被认定为“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一些人对其口诛笔伐,进行彻底批判。再者,电影《北国江南》在“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上,遭到的批判逐渐升级,长达半年之久。
尽管“文革”结束之后,许多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因错误的批判,而得到彻底的平反,可遭受到的损失已成为一种悲哀和遗憾。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百花齐放,农村题材电影开始回暖。大量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趋向多元化,质朴而冷静。电影的结构、内容、手法以及审美,也都趋向丰富性,个性而深刻。
1984年的电影《黄土地》充分调动摄影手段,以独特的造型表现出西北黄土地的民俗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性叙事,呈现了另一番风貌。
1986年的电影《芙蓉镇》将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融为一体,以人物命运的变迁传达出深广的社会内涵,发出了对人性的呼喊和对美好感情的讴歌。
1987年的电影《红高粱》歌颂了人性和蓬勃的生命力,用导演张艺谋的话说,“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这段时期,农村题材电影以其新手法和新思维不断开拓创作空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进入21世纪,虽然农村题材电影在产量上呈现上升趋势,可数量掩盖不了质量上的苍白以及市场的消退。主要原因是创作者缺乏对农村生活的真正体验以及创作手法的单一化、叙事手段的程式化,等等,一味地以敏感的政治嗅觉迎合某项政策。
可想而知,在过去长期所谓的繁荣景象下,会涌现出沦陷的漩涡。�
二、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之题材的局限和深度�
从题材的发展变化阶段来看,题材是一种“具象”,是根据创作者在某一时期的特殊经验和特殊视野,随着社会的变更而发生着的生活现象。或者说,这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进而,这就导致了题材的局限性。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创作者如何择取生活,以什么样的角度切入,以什么样的思维理解,艺术性地提炼和表现出人们的情感渴求。
这就是题材的深度。它是一种“抽象”,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深入农村生活,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农村的发展变化,塑造出农民的人物性格,以及社会变革中农民的命运和思想,发出农村和农民真正的声音。
1992年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关于现实农村生活的影片,围绕农妇秋菊想要讨一个说法而展开,着重刻画了她不断地奔波的过程,其坚强、朴实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对农村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以及伦理进行了真实的表现,简单直接地表达了人们对自我权益的觉醒。
1996年的电影《喜莲》描写的是一个农村女人脱贫致富的故事,其性格泼辣、贤淑,又有点柔弱。影片以特殊的视角,抓住女人的命运,把农民物质的改善提升到农民思想的解放,从而奏出一曲深沉的颂歌。
这两部电影虽然着重表现的都是女性题材,但是创作出的深度具有独特的人文意义和历史反思的价值。
但就目前的农村题材电影而言,或是政策主题,或是脱贫致富,或是歌颂人物,或是插科打诨等等。这些电影多为走马观花一样,只以农村为背景,拿农民说事,可真正的农村是什么样,真正的农民是什么样,只是蜻蜓点水地略过。可想而知,这样的电影哪来的艺术水准。
以目前最为广泛的“脱贫致富”题材为例分析,凭着“修一条路,卖农产品”就认为是“救命稻草”,殊不知这就是失败的根本所在。仅仅围绕“脱贫致富”这只是农村和农民的表象,代表的只是农村和农民物质上的改变,而农村和农民在此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改变呢?
其实“路”也好,“农产品”也罢,都是一种情感载体。这种情感载体就是电影所要表现的关键和内核。农村与外部世界接轨后,其固有的农村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矛盾是什么?以及农民原有的传统道德在与外来思想碰撞后,所产生的冲突是什么?
正是这些矛盾和冲突彰显出了电影所要倾诉的人文价值。
凡是缺乏这种艺术深度的电影,都是缺乏一种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剖析,以及对农民传统道德的探究。
不全面、不客观的农村题材电影,所展现出的农村是不真实的,所塑造出的农民是不人性的。这种所谓的农村题材电影,何来出路?
因此,对待农村生活和农民状况,需要一种平视的姿态。倘若仰视的话,不贴近生活,不准确地把握农村生活的时代脉动,不清晰地表达农民状况的情感语言,那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倘若俯视的话,自以为农村和农民可以扔在一边,不值一提,对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了解,对农民改头换面的形象不顾及,那一切也只能是“水中月”。
综而观之,怀着对农村和农民的尊敬,以平视的姿态,看待农村题材电影所谓的题材局限性,既可超越,又能在更高层次和更大程度上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
三、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之从政策走向人文的意义�
电影到底是为政治服务,还是为艺术服务?
一位电影艺术家曾说,电影的艺术就是政治。从此言的描述中可体会到,从“政治”到“艺术”具有革命性转换的意义,可具体表现为:从“政策”走向“人文”的蜕变。
换而言之,是把农村题材电影作为宣传政策的口号,还是作为农村和农民的人文价值来展现,这最终将成为“政策”和“人文”的出口。
从某种意义来说,“政策”是组织形态,农村和农民是个体形态,组织支配着个体,“入侵”了农村自然形态和农民生活状态,瓦解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人文价值,这就导致了农村题材电影成为农村和农民的政治旗帜。
现实表明,当今世界电影和国内商业电影都在迅速发展,面对这样的双重冲击,农村题材电影已逐渐地退出了大众的视野,失去了昔日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其地位和影响逐渐边缘化。
农村题材电影的出路选择究竟是首先考虑“政策第一”的政治主导,还是“人文展现”的市场追求?这两者之间,需要解决的是农民看电影的问题。换而言之,“政策第一”是那些自以为能够实现市场最大化,自以为是农民需要的电影;与此相反,农民和城市人一样,也有相应的电影需求,也会理性地做出选择。这也将决定农村题材电影是否具有“利润追求”的市场最大化。
关于农村题材电影的“政策”和“人文”观点的争执还在继续,或者说“我拍什么,你看什么”和“你爱看什么,我来拍什么”的立场分歧还在继续。前者属于“特殊消费”,后者属于“普通消费”。“消费”能否有效地建立起来,艺术之旅和时代进程能否有效地遥相呼应,这都决定了农村题材电影的命运和前途。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两者之间的纷争都会在电影发展进程中得到实践的考验和回应。
当然,这是否有意义,一切要由市场定论。�
四、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
毋庸置疑,电影的工业化和科技化日渐成熟,在商业模式化的运作下,已成为时代特征的主角,得到了“普通消费”的认可。而我们不难发现,农村题材电影已步履维艰,无所适从,无法避免电影革命所带来的冲击,甚至排斥和淘汰。
如果把这种现状归结起来有两方面:质量和市场。
质量是电影的灵魂,决定了电影的命运。
市场是电影的翅膀,决定了电影的前途。
唯有把这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建立起成功嫁接的机制和秩序,这样的话,农村题材电影才能真正飞向大众。
那何以成功嫁接?电影有了质量,才有走向市场的可能;电影有了市场,才有得到“普通消费”的可能。
进一步而言,一味固守质量,农村题材电影就会与现代市场产生脱离感,形成孤芳自赏的“稀世珍宝”。而只注重市场,农村题材电影就会与现代大众产生隔阂感,形成虚无缥缈的“泡沫危机”。
这两方面,就要阐述到涵盖“围城”的内和外。
抓住内在的灵魂,深入生活,挖掘共性,把农村的风土人情、人物形象、生活质感、乡土文化以及地域性和民族性,有视野和有深度地表达出来。站在农村进程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高度上,看待今日之农村的发展,看待今日之农民的坐标,贴切地展现,特色地反映,这样才能让大众感到农村有新变化和新气象,才能感到农民有新形象和新风貌。
目前来看,农村题材电影还处于类型化和模式化的阶段,仅限于修路、致富等小范围的怪圈中。这不是不可以,而是要在这些题材中找到新的角度,除了歌咏之外,还应具有新的思考,进行对农村生活的剖析和农民思想的透视。否则,这种贫瘠性和单一性的选择,就会淹没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开拓。
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创新”,缺乏一种创新精神和想象力,缺乏一种向前冲的胆识和勇气。一味地在现有的政策和陈旧的题材上挖故事,出现的只是“制造电影”,而非“创造电影”。
有人感慨说,上顿白菜粉条,下顿粉条白菜。这也许就是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现实写照。
即使数量再多,也是对电影发展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缺失,以及对农村和农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个性和特征的消损。
换而言之,这是一种自慰式的麻木。
再者,安上外在的翅膀,尽管这是所谓的“隐形的翅膀”,但它却可以实现电影飞得更高更远的可能。可这“隐形的翅膀”怎么安,怎么更好地安?这就涉及到电影怎么制作和怎么运作的问题。或者说能否做到出“农”入“市”。这很值得研究和探索。
电影制作的定位,是自以为是地拍给农民看,还是根据农民的需求来拍?
电影运作的方向,是只面向农民,还是面向所有大众?
有人说,在农村,电影基本没有市场。相反,拥有亿万农民的农村电影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大有可为的广阔空间。
当然,农民需要的是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如果电影走向农村,农民不爱看,不买账,这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同时农村题材电影不仅要面向农民,还面向城市大众。如果要让城市大众走进影院,故事无可看性不行,观念模式化不行,拍摄手法不新颖不行,叙事手段不丰富不行,等等。农村题材电影需要的是市场下的类型,否则,一切都是暗地里耍拳――瞎打一阵。
因此说,只有提高电影原创力,才能拍出真正观照现实的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找好定位,瞄准方向,才能让两只翅膀并驾齐驱,飞得更高更远。假设,定位都没找好,那就必定失败,对农村题材电影的发展无益,甚至会导致进一步恶化。
而对于农村题材电影的现状,追其根源,就在于脱离了农民的需求和市场经济化。
可以说,关键不在于农村题材电影是否具有吸引力,而是什么样的农村题材电影具有吸引力。只有那些具备现代生产拍摄观念的将市场背景下的农村乡土文化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生产出的农村题材电影,才能站在“围城”的制高点审时度势,把质量和市场融合协作,做到既重视农村和农民的重要影响,又顺应了电影发展中所具有的时代电影特征的转化。只有这样,农村题材电影才能整合、利用和优化农村和农民与城市和大众之间的相对资源,走上一条将思想性、商业性和观赏性结合起来的不断发展前进的道路。
相信,这是农村题材电影未来走向的有效方式和实践途径。
[作者简介]徐敏:长春电影制片厂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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