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苦遭逢映家国:甘苦打一成语

　　 　　找一位政界人物，来帮助我们揭开贵州改革开放30年间政策制定层面的帷幔，探寻那些深重影响贵州命运前途的历史车痕，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这个人物，必须在30年进程中始终与贵州改革开放的现实有着紧密的关联，并在较长时段里近距离地居于或接触核心决策层，还有，他能抛开领导干部的顾虑，面对媒体透露那鲜为人知的个人沉浮、家国变迁。
　　几经推辞后，伍席源总算应允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先聊聊天吧。”此时他的案头，正堆放着一摞受省政协委托编辑的《亲历贵州改革开放30年》约65万字的书稿。
　　
　　人物档案〉〉
　　伍席源，1946年6月生，四川遂宁人。中共党员。曾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统战部部长。2003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2007年6月至2008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2到2008年的26年间，伍席源从贵州省委办公厅办公室文件起草科的“小干部”，到历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其个人成长经历与贵州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轨迹有着很多的重叠。
　　特别是1994年前的10余年间，伍席源参与省委的文稿起草工作，从省第五次党代会报告起草组“叨陪末座，侧身其间”的一般工作人员，到省第六、第七次党代会报告的起草组副组长、主要执笔人，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以及那10余年间历次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的秘书服务工作，其经历不可谓不繁复。但围绕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条主线来考量，从经济改革方面看，伍席源在其间所参与的贵州政策制定层面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件事：结合贵州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和推动由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命途旋转
　　
　　伍席源自述是那一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即上世纪66、67、68、69、70届的大学毕业生。这批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业，都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里完成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讲，是在党的雨露阳光下成长起来的。谁也想不到，大学毕业时，得到的却是两顶帽子：一顶叫做“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另一顶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似乎应验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历史常常跟人开玩笑，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那个房间。
　　1963年8月，17岁的伍席源在遵义市怀揣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通知书，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可以想见，当时的伍席源应该是豪情满怀、踌躇满志的。然而，命运总是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现人生的变迁。当时的伍席源万万想不到的是，12年后，历尽波折的他，以“无所用，更无所成”的窘况回到遵义。
　　既然成了从“旧学校”中培养出来的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与工农兵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认真解决“三脱离”（脱离群众、脱离实践、脱离劳动）的根本问题。他们的心理，也因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和历史惯性而带有厚重的“原罪感”。1968年12月，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伍席源，怀着难以言状的心情，来到新疆自治区奇台县8847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半后，劳动锻炼结束，又被分配到更加遥远的阿克苏地区农业局，那里距离乌鲁木齐1026公里，坐客车要走5天。
　　
　　阿克苏地处祖国边陲、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出城不远，便是无边无际的荒凉戈壁。这位昔日的北大学子，拿着一本从新华书店买来的《怎样种小麦》，却怎么也看不进去。1971年，林彪“9・13”事件震惊中外，这个沉闷的小伙子隐约觉得头脑中的某些信念在开始崩塌，同时也恐慌于学问的荒芜、岁月的流逝。在看不到国家前途、个人前途的苦闷与徘徊中，一盏孤灯之下，伍席源开始埋首于《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俄文版《列宁传略》等书籍的阅读和钻研，并订阅了一份《中国建设》的俄文版杂志。他企求通过读书能寻找、积累些什么，包括快乐。
　　1972年9月，伍席源与家乡遵义县团溪小学的教师周朝容结婚。在经历艰涩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后，伍席源萌生了调回贵州的想法。
　　1975年11月，颇费周折，伍席源回到了遵义。还算幸运，当时遵义县县革委办公室的王贵嘉主任“有胆有识”，把伍席源要去那里作文秘工作。
　　现在看来，这个县委办公室当时的工作班组当属“实力型”。曾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步智信，曾任遵义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刘文献，也同时在这个办公室工作。这一代知识分子，当时被称为“臭老九”，据说是因为名列“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8种人之后。如同“苍蝇碰玻璃――有光明，无前途”，有才情而不得伸展的情况极为普遍。
　　调回贵州的第二年10月，伍席源喜得一子，喜悦中却多有辛酸，生活拮据，捉襟见肘。拿着户口本和购粮证去领几张豆腐票，跑了五、六趟都是无功而返，办事的人总不在，他在县城里也不熟络。后来还是靠热心邻居的帮忙，才领到了可以买豆腐的豆腐票。
　　伍席源给孩子取单名为“旋”。此中有对个人辗转寥落境遇的自嘲，也有结束分居、夫妻团圆的欣慰。从离开遵义到回到遵义，12年的时间，终点仿佛又回了起点，“人生有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像转圈一样。哲学上说是螺旋式发展，这就像我前半生一样转来转去。”
　　有意思的是，作为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的伍旋，在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之后，舍弃了在天津安稳的银行工作，于2004年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攻读MBA。距离伍席源进北大的1963年，时光过去了41年。父子同圆北大梦，为“旋”字又添一层新意。
　　
　　躬逢盛世
　　
　　回头看当年那一段日子，伍席源颇多感慨：“在基层摸爬滚打，也有许多好处。知道了老百姓生活的艰辛，也知道了他们的思想情绪。”
　　至今伍席源还清楚地记得，1978年3月19日，春光明媚。在遵义县龙坑公社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员的他，与农民一起干了一阵农活之后，躺在草坡上看当天来的报纸，恰好看到了前一天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消息。特别是郭沫若先生澎湃奔放、热情洋溢的致辞，引用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句，让伍席源激动了，知识分子的春天真的要到来了。年底，广播里反复宣传三中全会精神，“除非外敌入侵，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始终是经济建设。”他意识到，国家将大变，社会将大变，个人状况也将大变。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自那时起，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开始改变。历史给像伍席源这样的千百万学子创造了一个可以重新回到学校继续攻读的机会。在做了充分准备后，1979年他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全国有100多人报考该专业，录取7人，伍席源榜上有名，现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成了他的“上铺弟兄”。
　　“中国人民大学3年的研究生时光，比较系统完整地学习了专业理论课程，弥补了读大学本科时5年中一年下乡搞四清，两年搞文革的缺憾。”伍席源欣慰地告诉记者，“当时我们读研究生的这一批人，多来自基层，经历过风风雨雨，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重新学习机会。那3年，既进一步钻研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经典著作，又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如潮水般涌进的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的理论，还有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各种著作。眼界开阔多了，心里充实多了。”
　　1982年，伍席源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导师徐禾教授建议伍席源不要回贵州，留在北京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可是，家里还有妻儿在眼巴巴地等着他。那时，妻子已经调到遵义县一中物理实验室工作。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一个女人拖个孩子非常苦，在学校曾因贫血晕倒了多次。“不回家不行了。”伍席源对自己说。
　　
　　1982年9月，伍席源进入贵州省委办公厅工作，成为办公厅办公室文件起草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时科里的成员有科长陈群林、副科长何慰先及丁济康。“那时思想很单纯，只是想好好地工作，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到工作上。”抱着这样的工作态度，6年后的1988年3月，伍席源成为省委分管文稿工作的副秘书长，时年42岁。就这样，伍席源在省委办公厅一呆就是15年，其中任副秘书长9年，期间还兼任了两年的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他认为，这是他们那批知识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他们是三中全会路线的受益者。
　　
　　十年承载
　　
　　第一次见面采访伍席源，他拿起办公桌上犹在散发墨香的《怀念池必卿》一书，送给我们，并建议随行采访的两位记者：“年轻同志应该认真读一读”。
　　在许明受省委指派主编的《怀念池必卿》一书中，记者记下了许明撰写的《后记》中的这句话：“正是有了池必卿这样纯正纯粹而又大智大勇的共产党人，那一段历史才充满了激情与勃勃生机，激起令人向往的理想和改革精神。”
　　是的，在省委领导和一大批老同志的推动下，《怀念池必卿》2008年11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既是对池必卿老书记的缅怀，也是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贵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开放那一段艰难而又充满锐气、朝气、正气的历史的回顾与再现。
　　这里不惮其烦陈述此事，是因为笔者希望伍席源能对改革开放30年贵州政治风云和政策走势作一个线索性的回顾。在30年改革开放的时空背景下，伍席源重点截取了一个断面――1982年到1994年的10余年间。
　　在伍席源看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某个角度看，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农村改革特别是从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第一阶段；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第二阶段。因为他个人从1982年到1994年在省委机关较多参与文稿起草和政策研究工作，他只能着重谈那10余年的情况和自己的解读。
　　伍席源总的看法是，那10余年，在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问题上，在不断推进经济改革的步伐上，几任省委一把手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在全国是不落后的，许多还是在全国走在前列、叫得响的。
　　伍席源说，改革开放30年贵州的一大亮点，是在池必卿同志的主导下，在全国较早推行了以“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池必卿在中央会议上发出的“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已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经典名言。我到省委办公厅工作时，此项工作已成定局，没有赶上。但在随后的工作中，我感到池必卿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勇敢地推行了“包干到户”，而且在于他并不陶醉于“包干到户”，而是胸有全局，具有战略眼光，较早地及时地指出了贵州发展商品经济的紧迫性。
　　1984年1月，伍席源与当时的省委副秘书长陈群林起草了池必卿在贯彻落实胡耀邦同志视察贵州指示精神的地（州、市）委书记、专员会议上的讲话初稿。这个初稿，是在会上听了大家的发言，把不少领导同志的思想闪光集中起来后形成的。池必卿首先坦陈存在的问题，尖锐地指出：“这两年来，我们确实缺乏创新，没有新的得心应手之作。”然后，他对贵州的工作大局提出了一个总的判断：“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所谓转折，就是要从集中精力解决温饱问题转向解决富裕问题，从主要抓农业转向全面地抓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从对外闭关自守、对内小打小闹转向对外开放、放手发展商品生产和有计划地进行重点建设。这种转折，也是我们各级新班子首先是省、地（州、市）、县三级新班子所面临的新形势。”可以看出，池必卿是把发展商品生产等问题看作是贵州面临的历史性大转折，是对各级领导班子面临的新考验。他是从全局提出这个问题的。
　　在伍席源的印象里，1984年7月23日朱厚泽在省委五届三次全会上题为《关于当前我省改革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俗称“金桥饭店讲话”），极其重要而新颖。例如，他用大量篇幅讲了发展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不可避免，提出共产党员的任务，不是成天去喊什么空洞的口号，而是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地去促进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伍席源说，要知道，提出我国的经济应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在3个月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上。又如，朱厚泽在讲话中提出：“从外部条件讲，贵州开发和发展的速度将决定于对外开放和引进的程度”，强调“在贵州，必须用发展商品经济的重炮轰开封闭的山门”。用朱厚泽本人多年后自我评价的话来讲，这篇讲话，“对此后贯彻胡耀邦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决定，从思路上作了先导性的酝酿，也得到国内学术界的相当认同。”其时贵州省委领导思想之解放与观点之锐利，可见一斑。
　　
　　朱厚泽主政贵州时间虽短，但他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发展商品市场经济和“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思路要点，经济工作布局上的“抓住黔中，放开前沿”，以及“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特区的规划设想”，既是对池必卿提出的为什么贵州在包干到户后缺乏“得心应手之作”这一深层次问题作出的初步探寻和回答，也是他带领省委一班人对贵州加快改革、发展、开发、开放所作出的重要部署。
　　1985年，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除了人们都很熟悉的建立毕节、安顺试验区，大规模开展农村扶贫工作外，伍席源印象较深的，还有他提出的“主旋律”、“生长点”的问题。那出自于胡锦涛1986年12月在省委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上作的重要讲话。文稿起草是在锦涛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由伍席源、陈海峰（时任省委政研室综合处处长）写出初稿。在那次讲话中，锦涛同志首次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任务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件事，都应当有利于而不是有碍于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最为重要的是，锦涛同志在审阅初稿时亲自加上了两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提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贵州必须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主旋律。”“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是当前贵州商品经济最富有活力的生长点。”当时能这样讲，是很不简单的，也是为全省各级干部所接受和拥护的。
　　1988年8月，胡锦涛在省第六次党代会上作题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迎接贵州90年代的新发展》的报告。此前5个月，伍席源已经升任省委副秘书长，成为省委的“文稿总管”。在报告起草过程中，伍席源和其他同志都深深体会到，锦涛同志善于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例如，报告中有这样两句，“在坚持改革中发展，在克服困难中前进。”这是一位县委书记概括出来的，锦涛同志很赞赏，并要求写进报告中去。
　　此后是刘正威任省委书记。在转变经济体制方面，他也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安顺试验区名称中的“共生繁荣”4个字，就是他力主加进去的。1992、1993这两年，省委、省政府4次召开乡镇企业工作会议，采取若干重要措施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有支持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都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
　　1992年，在贯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热潮中，贵州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作了新的努力和尝试。如省发（1992）11号文件明确：“经批准，科技人员和机关干部可以兴办、领办、承包乡镇企业和扶贫性、开发性、服务性、示范性企业，以及其他发展民族经济的企业。”此文下发后还有一个小插曲。鉴于有些表述在中央的相关文件中没有先例，有的同志认为要“慎重”、“收回”。省委常委开会，副书记、省长王朝文（刘正威在中央党校学习）要列席会议的省委副秘书长们也发表意见。伍席源发言认为：“收回”大可不必，那将留下历史的笑柄；贵州在思想上政治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上，应该而且必须走出自己的路子。也正是在这样一些亮点频闪，同时又步履蹒跚中，贵州步入了任务更加艰巨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的新阶段。
　　
　　感沐政风
　　
　　记者问伍席源，改革开放初期贵州的几任领导人都给人以深刻影响，尤其是思想的穿透力，有些讲话20余年过去，仍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为什么？
　　伍席源沉静地说，这些来自于当时几位领导同志的政治水平、领导水平、理论水平、工作胆识和对民心的了解。以一个领导身边工作人员和决策参谋的角色，伍席源给记者打开一扇门，此中的精神和风范，既引人沉思凝神，又让人心潮涌动。
　　1982年秋伍席源到省委办公厅后，听说很快就要召开省第五次党代会，并参加了党代会报告起草组。不知什么原因，这次党代会召开时间一推再推，起草组成员时有变动，报告稿的起草历时一年多，反复调整。结果池必卿同志还是对报告不满意，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用3天时间重新写了一稿。伍席源来后见过池必卿亲自起草的这份稿件，开张大纸，铅笔书写，一万余字。整个报告稿大有势如破竹、一气呵成之势。一位60多岁的省委第一书记，既有运筹帷幄、全局在胸之势，又有亲自操刀、条分缕析之力，还有不辞辛劳、不负众望之举，实属不易！这是伍席源至今尤为感佩的一件事。
　　当时省委的干部都称池必卿为“池老头”。这个历经太行烽火的老革命与群众有着天然的贴近。伍席源说，省委办公厅一些老同志爱讲的一个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初省委大礼堂修建期间，夏天傍晚乘凉时，60多岁的池老头会和老伴一起，端张小板凳出来坐着，看工人们施工。这时的池老头，在人们眼中，就是一个邻居家中的老大爷。
　　池必卿所住的广顺路15号楼楼下有两间空房子。得知机关干部住房紧张，池必卿让办公厅安排两个年轻干部住进去。年轻人毛手毛脚，晚上很晚回来，关门开门弄出很大的响声，偏偏池必卿睡眠又不好，很为恼火。池必卿有一天把他们找来聊天，作为长辈问了不少家长里短之后，总算绕到正题上：“能不能给你们提个意见？以后晚上回来开门关门可不可以小点声？”听闻此事，记者相顾莞尔。
　　朱厚泽有着类似的风格。著名的“金桥饭店讲话”，由于起草组没有按时完成原定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文件，朱厚泽改为向全会作口头汇报。此次讲话朱厚泽没有讲稿，只有事先认真准备的提纲，还让办公厅几个同志查阅了一些资料。讲了一个上午，引经据典、纵横中外、分析透彻、鞭辟入里，牢牢抓住了与会人员的心。伍席源清楚地记得，整个会场始终保持肃静，鸦雀无声，连不得已上洗手间的同志，也是慌慌张张，生怕漏听了一句。朱厚泽的思想、语言魅力，可想而知。
　　朱厚泽任省委书记后，仍住在次南门一个大院里。有次从开阳县下乡回来，掏出钥匙却开不了门，仔细一看，原来锁孔不知被哪家的顽童用稀泥巴糊住了。有一次伍席源路过朝阳桥，正好看到朱厚泽正蹲在桥上一个老头的旧书摊前，饶有兴致地“淘书”。
　　伍席源曾多次随锦涛同志到基层调研。随锦涛同志一起的，一般就是秘书陈世炬、警卫员，省委办公厅一名干部，贵州日报一名记者，5、6个人同乘一辆面包车就出发了。在伍席源的印象中，锦涛同志对于各个行业都比较熟悉，对工业、建筑等方面十分内行，而且许多数据记得很准很清楚。问锦涛同志，怎么能有这样的工夫？他回答说，在甘肃建委工作期间，工作上遇到什么工程项目，就把那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书籍全找来钻研一番。
　　1988年夏天，有一次伍席源与陈世炬随锦涛同志到修文县调研，晚上在县委招待所住下。那时吃饭很简单，锦涛同志很快吃完，起身走了。伍席源他们还以为锦涛同志回房间休息了，赶快吃完饭到房间一看，胡锦涛同志并不在，他与陈世炬当时颇为紧张。到处去找，原来锦涛同志看见对面有一所中学，就走进学校去看学生上晚自习，在那里已与学生们交谈起来。
　　还有一次从瓮安（时任县委书记是肖永安）到余庆（时任县委书记是林敏捷），到了龙溪，那是个十字路口。锦涛同志突然说，先别往余庆方向去，先往东去石阡方向，到遇见的第一个烤烟站停下，看看烤烟收购情况。走了10公里左右，路边有个烟叶收购站，几个人便下车去看。锦涛同志发现前来交烤烟的农民很多，估计当天收不完。他问站长，有什么办法吗？站长也认出了他，回答说已经有措施，把乡里的一个礼堂打开，让农民把没来得及交的烤烟挑进去，每挑上都写好名字，晚上还派人看守，这样农民就可以轻松回家，第二天再来交烟。锦涛同志问周围几个农民：“是这样吗？”农民说，是这样的。他这才放心，表示满意。
　　改革开放初期贵州省委的几任领导，能够具有如此的卓识洞见、淳朴作风，为贵州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伍席源看来，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贵州民心、民情、民意的深入了解。
　　
　　坦然淡定
　　
　　回顾以往的岁月，伍席源说，在工作中从领导和同事们身上学到的好思想、好作风，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让他受用终身。1993年，在省第七次党代会上，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研究室主任的伍席源被列为省委委员候选人，但在选举中落选。王朝文同志拍着他的肩膀说：“一个干部，要经得起千锤百炼，你这才是第一锤！”伍席源感慨万分：朝文同志这两句话，直率而朴实，比讲好多大道理还管用。我到省委统战部工作后，多次给大家讲过这件事，想与大家共勉，摆正心态，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得失。
　　1995年后，伍席源参与文稿起草少了，于是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创办了省委办公厅的刊物《当代贵州》杂志。
　　1997年8月，省委调整伍席源到省委统战部担任部长，在这个位子上干了10年。这期间，他与部里的同志们一起，认真贯彻中央、省委关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按照“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总要求，在贵州的民主党派工作、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民族宗教工作、海外联谊工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努力，为巩固和发展我省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说，统战工作说起来似乎简单，就是广交朋友，但其中包含许多学问和工作艺术，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真正做好也是很不容易的。
　　2003年1月，伍席源同时担任了省政协副主席。2007年6月，不再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2008年1月，离开政协副主席的领导岗位。
　　与许多退休家庭一样，伍席源的家庭过着平静的生活。妻子周朝容，2005年从省委政策研究室退休。儿子伍旋，在北大读MBA期间曾被交换到香港科技大学学习，半年时间中潜心读书，居然没有去过有名的海洋公园。从北大毕业后，供职于深圳的一家公司。
　　谈到在省委办公厅负责文稿期间的工作，伍席源认为那不过是与办公厅的同事们一道，协助领导同志调查、研究、记录、整理、提炼思想、收集反映等等，做一些参谋助手的工作罢了，不能说有多大贡献，更不好说某个思想是自己提出的，某个政策是自己出的主意。即使有一得之见，让它融进文稿之中吧。默默无闻，甘当无名英雄，是那个岗位的要求和特点。
　　伍席源感叹道，现在全国干部队伍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我们那批知识分子，上世纪66、67、68、69、70届的大学毕业生，陆续退出了领导岗位。三中全会前的“臭老九”，三中全会后的领导干部，这就是变化，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命运，这就是继往开来，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回首往事，我们这一批人，大体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庆幸的是，绝大多数同志在各个岗位上，凭党员的党性，凭知识分子的良知，努力过，奋斗过；历史给了我们机会，人民给了我们机会，我们没有辜负历史，我们没有辜负人民。胡耀邦同志1984年在贵州的一句话讲得精彩：“历史的人只能做历史的事！”
　　记者从文天祥的诗中找到了灵感，把本文的标题取为“甘苦遭逢映家国”，寓意在伍席源身上既承载了他个人的沉浮，也折射出贵州30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政治层面、干部层面的诸多变迁。（本文除署名外，由伍席源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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