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影【2011,中国企业家侧影】
时间：2020-04-01 10:16: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1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或是悲催的一年。 国内，宏观政策严防死守，绝不轻易更弦易章；国际，欧债危机深不可测，反倾销五花八门。大浪淘沙沧海横流，中国企业家在这一年里不得不各显泳姿，看谁能在不确定的湍流中保持继续生存的能力。 我们不妨为这些艰难生存的企业家画个群像，找出他们最具共性的特征，看看在政策摧城、略显困难的年景里，中国企业家们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合影。 而与国企当家人身上更多的官员气质相比，民营企业家或许离我们所欲表达的商业文明会更近一些。 商人之殇 如果没有2011年9月开始曝光的温州商人跑路潮，2011年贴在温州身上的标签本应是7・23动车事故，但继7・23事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下温州后，紧接着的10月5日，温家宝再下温州，此行任务仍是救急，但要救的对象已不是交通事故的死难者，而是扑朔迷离的金融困局。 温州企业家跑路本来在2011年初便已经有之，但当9月中旬温州第一个获得全国驰名商标的信泰集团的老板胡福林的出走使得此话题成为媒体焦点。 企业家跑路原因颇有共性，均是想转型―去借贷―贷来钱或炒楼或投不熟悉的新项目，银行贷不来只能去找民间金融机构―宏观环境不景气，楼市低迷，新项目成了无底洞，于是还不上贷―于是，跑路。 其实，就全国商业诚信而言，温州商人是口碑较好的，早年间，中国人民银行曾对全国各区域的信贷收益及风险进行等级划分，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均处于低风险、高收益区，商业环境绝对位于全国前列。 至于客观上解决了温州人创业“第一桶金”的民间金融平台“呈会”，之所以能够在政策夹缝中保持如此好的信用，也得益于温州商人持之以恒的诚信。温州人作“呈会”之初就算得清清楚楚，而且有单据和个人的签名，实际上等于是签订了正式合同一样，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效力。谁若反悔或退会，按温州人所说的重则要“吃官司”，轻则要退出“江湖”和当地的圈子社会，但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也就是民间所讲的“人情信用”与“面子”已彻底失败，将来很难再在社会上有“立脚”之地。 何以出现如此规模的商人跑路已非个案所能解释，其背后折射出传统的民间金融模式在宏观调控特别是严苛地产政策以及压缩信贷双重压力下的无力，以至于频临崩溃。 面对强大的政策之手，市场已无还手之力。 解铃还需系铃人，地方政府开始出面隔海喊话，希望跑路者回来，中央政府给生产经营陷入窘境的温州中小企业开出的药方是减免债务提供优惠贷款，关于政府将拿400亿救温州的传闻甚器尘上，关于是否该救温州人的商业伦理大讨论成了本年度中国各学校MBA课堂上的热门案例。 而据温州市《2011年前三季度温州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显示，今年1~8月，规模以上工业亏损数量同比增长35.1%，亏损额同比增长53.9%。于是，有人叹到，这样的产业救了又能怎样？ 2011，吊诡之处在于，如果说政府真的能够救活温州，说明这个被《华尔街日报》比喻为“资本主义复兴之城”曾为之自豪的自我修复能力已经远不如前，这远比几个老板跑路对温州传统商业文化的冲击更加可怕。 慈善也不易 如果说温州商人们的集体跑路凸现了商人们对自己传统底线的把牢或有不逮，那么对于福耀玻璃老板曹德旺而言，2011或许让他心生遗憾的就是退出自己一手创建的河仁基金。 早在2009年2月，曹德旺就计划捐出其家族所持有的部分福耀玻璃股份用来成立慈善基金会。但只有进入实际运作后，他才发现，办个民间慈善基金有多难。 2009年3月起，国务院侨办作为河仁慈善基金会主管单位，民政部作为登记机关，邀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法制办等部委相关负责人召开两次协调会，并将河仁慈善基金会的构想上报国务院。 然而就在艰难问世的河仁基金成立不到半年，曹德旺却选择了退出河仁基金，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中国很缺慈善方面的人才，我们考虑到他们（中国慈善总会）比较熟悉业务，懂得怎么跟政府打交道，也知道怎么跟社会衔接，所以聘请他们的人当秘书长。” 然而笔者在与曹家人细聊此中深意时，他们却欲言又止，但愿这是曹老先生心胸宽广用人不疑而非我等所揣测的另有内情。 曹德旺是一个不愿纠结是非之人，谈及他在南方某省投资不利的传闻，他大手一挥，“省长欢迎我但下面的基层政府总是想剥我一层皮，于是我就干脆不在那里建厂了。”或许这就是他的行事风格。 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慈善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著名慈善基金壹基金走遍全国但公募项目仍无处落脚，李连杰不得不向媒体诉苦。恰好深圳市与国家民政部签订协议，试点民政事业改革。这才使得深圳壹基金成为深圳第一家直接登记成立的公募基金会，并在2011年正式挂牌。 从2006年中国第一个民营企业家设立的非公募基金振滔基金成立至今，由民营企业家设立的慈善基金确如雨后春笋，但遇到的麻烦也如山间老林盘根错节。总体而言在绝对数量增长以及运作方式创新层面，中国民营企业家在2011年成绩颇大，有人形容，“这年头如果你是个企业家，没有个慈善基金都有点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的感觉。 ”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总结为差序格局，中国社会的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而中国企业家对慈善的热衷，或能打破传统的中国商业文化中的差序格局，并在尝试为进入公共领域而努力。 梁稳根猜想 2011年快结束时，重庆力帆老板尹明善发了一番感慨：“如果我们和国企斗，输的一定是我们，因为国企后面还有国有银行、国资委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如果我们硬要跟它斗的话确实是鸡蛋碰石头。”“对民营企业家提出三个劝告：不可让政府不高兴；不可让银行不高兴；不可让国企不高兴。” 话虽是老生常谈，但却能看出几分端倪，那就是民营企业家对自己社会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的不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中国首富梁稳根或将从政的消息传出后，所能引发出种种猜想的原因所在。 这几年，大型央企和地方国企负责人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不鲜见，如现任福建省省长苏树林，2002年就以央企中石油副总经理的身份入选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又如地方国企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已担任两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虽然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非公经济的地位一直不高，民营企业家也被排斥在执政党的权力中心之外。 回顾2011，如果说我们真的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商业文明，恐怕还得从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谈起，否则我们来年又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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