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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丘洛庄编钟的音乐学研究]洛庄汉墓主墓室已打开

    时间:2020-03-13 07:29: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2000年,章丘洛庄乐器群的出土震惊了音乐考古界,尤其是被喻伟超先生盛赞的“西汉第一编钟”,一时间吸引了国内诸多音乐考古学家的目光。其后,学者均对这套编钟进行过探讨。但是囿于编钟的资料,有关研究尚不够深入与全面。2009年,笔者作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续山东卷》的主编,赴山东济南对这套编钟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本文详细介绍了这次考察的收获,如形制数据、调音情况、测音结果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刘再生、郑中和方建军三家测音资料的辨析,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使洛庄编钟的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章丘洛庄;编钟;音乐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4.033
      
      作者简介:王清雷(1975~),文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主任、兼副总主编,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副会长(北京 100029)。
      收稿日期:2011-07-11
      
      1999年6月26日,山东省济南章丘市枣园镇洛庄村在修建公路取土时发现了大量青铜器,一座大型汉墓得以重见天日。2000年2月,在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崔大庸博士的主持下,洛庄汉墓开始发掘,编钟即出土于该墓的14号乐器陪葬坑,同出乐器还有编磬107件、串铃8件、�于、钲、铜铃、瑟7件、琴、悬鼓2件、建鼓等,共计148件。[1]
      2001年2月4日,应中央电视台和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的邀请,笔者曾随业师王子初先生赴“泉城”济南,参与了章丘洛庄乐器群的鉴定工作。在现场,这套编钟铸造之精美、外表之华丽、音色之优美、音高之准确深深打动了笔者。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只作了简单的测音和初步研究[2]。2009年6月15日,《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与山东省济南市文物局签署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续山东卷》(洛庄汉墓专辑)联合编撰协议书。6月22日,笔者作为该卷的主编,偕助手肖尧轩、王宏蕾、卢玮娣赴山东省博物馆,在时隔8年之后终于再次见到了这位“老相识”。在宽松的条件下,笔者对这套编钟作了详细的考察,从外表到内壁、从甬端到于口,用相机拍摄下每一个细节;尤其是每件编钟的调音痕迹,笔者在进行细致的观察后作了详尽的描述,并用相机记录下古代乐工留下的、凝结着他们智慧的“精凿细刻”。下面,笔者就把这次的考察收获以及数年来对这套编钟的思考向学界前辈和同仁作个汇报。
      一、编钟的器形
      编钟共计1套19件,其中编甬钟5件,编纽钟14件。位于C区北部西侧,刚出土时锃亮如新。发掘队长崔大庸博士当时曾说,如果将这套编钟摆到济南英雄山文物市场去卖,都没有人敢买,因为太新啦!编钟下葬的时候被悬挂于木架之上,木架现在已经腐朽。钟架由基座、立柱和横梁构成。基座为覆斗长方形,长44、宽24厘米;中间卯口为方形,边长6厘米,以承接立柱。立柱上、下部分为方形,中间部分削为八棱形;顶端有两层横木,由榫卯结构与立柱相接,残高约80厘米。其中,上层横木残长约240、厚11厘米,下层横木残长195厘米;均髹以黑漆。上层横木悬挂14件纽钟,方法是在横梁的下面开槽,将钟纽插入槽内并用较长的铜穿钉固定;下层横木悬挂5件甬钟,用绳索系悬而固定。钟体的表明遗有大量白色丝织品痕迹,应为覆盖物。[3]
      (一)形制纹饰
      在19件编钟中,有3件甬钟和1件纽钟有不同程度破裂,现已修复;其余均保存完好。钟体表明局部有淡淡的绿锈覆盖。铜胎质地很好,铸工精良,局部有细窄的铸疣。纹饰细密华丽,没有铭文。多数编钟舞部及钟腔两面上部有数量不等的长条形芯撑范孔,内大外小,有的透有的不透。
      5件编甬钟均为平舞,上置圆柱状长甬,其长度基本与腔体相等;甬端为圆顶草帽形,凸衡,蒜头形旋上置兽头半环形斡。腔体为合瓦形,短阔而较圆,钟壁较厚。腔面以阳线纹隔钲、篆、枚区,钲部较窄。泡形枚分2区,区3列,列3枚,共36个。鼓部与钲部、枚区用素带界隔。于口弧曲,两铣呈现明显的弧曲;舞部、于口皆内敛,腔体中部凸起,使编钟的体腔显得更为浑圆。甬部中间饰素带纹两周,间以阳线弦纹一周,甬底部为素面;旋饰莲瓣纹,莲瓣为素面;舞部四周、两铣、于口外沿皆饰较宽的素带纹;枚饰指纹;余部皆饰由三角雷纹组成的米字形方格纹。有的钟体方格纹排列不甚整齐,略有错位。5件编甬钟的形制数据参见表1。
      
       编纽钟为平舞,上植长方形素面环纽,比之先秦纽钟之钟纽既长且厚。余部形制、纹饰与编甬钟完全相同。销钉帽为圆形,钉身为圆柱状,尾端有一小穿。14件编纽钟的形制数据参见表2。
      
       (二)音梁、内唇与调音
      钟腔内四侧鼓部均置楔形音梁,音梁外端与三棱状内唇相接。调音手法非常规律。内唇绝大多数刻凿殆尽,且两正鼓部相比于两铣角刻凿稍多。大多数音梁首端两侧均有不同程度的凿刻痕迹,少数钟音梁保存完好。先介绍5件甬钟的调音情况(按照音高从低到高的顺序):
      P14C:19号,已破裂。一面正鼓部偏右侧有一道裂痕,从于口一直延伸到枚区,尚没有修复。4个音梁均保存完好。除音梁首端两侧均有0.2~1.0厘米内唇外,余部内唇被刻凿殆尽。
      P14C:18号,保存完好。四个音梁均完好无缺。除音梁首端两侧均有0.2~1.0厘米内唇以及两铣角尚存少量内唇外,余部内唇被刻凿殆尽。
      P14C:17号,保存完好。四个音梁首端均有刻凿痕,其一音梁首端一侧被凿去一小角;其二音梁首端两侧稍有刻凿;其三、其四音梁首端两侧均有少许刻凿。两铣角与两正鼓部内唇被刻凿殆尽。
      P14C:16号,保存完好。其中,三处音梁保存完整,一处音梁首端两侧略有刻凿。音梁两侧存有部分完整内唇,余部如两铣角与两正鼓部内唇凿去大部,尚留有少部分内唇。
      P14C:15号,已破裂。钟体多处有裂痕,以右侧居多,现已修复。四个音梁均有刻凿,有的凿至底部。其一音梁一侧刻凿去少许,直至音梁底部;其二音梁从两侧刻凿去少许,直至底部;其三音梁一侧刻凿少许,直至底部;其四音梁首端一侧略有刻凿,另一侧刻凿少许,直至底部。内唇刻凿较少,只将三棱状内唇的上棱凿去,大部分留存。
      14件纽钟的调音情况如下:
      P14C:14号,钟体一面多处有裂痕,现已修复。四个音梁基本完整,个别音梁两侧尚有极少内唇。两铣角与两正鼓部内唇刻凿殆尽,两正鼓的中部刻凿尤多,已波及钟壁。
      P14C:13号,保存完好。四个音梁基本完整,有的音梁两侧内唇存有约0.5厘米。两铣角与两正鼓部内唇刻凿殆尽,两正鼓的中部刻凿尤甚,已波及钟壁。
      P14C:12号,保存完好。四个音梁中有一个音梁保存基本完整,其余3个音梁首端两侧均被凿去约0.5厘米左右。两铣角与两正鼓部的内唇刻凿殆尽,刻凿程度大体相同。
      P14C:11号,保存完好。四个音梁中有一个保存基本完整,另两个音梁稍有刻凿。两铣角与两正鼓部内唇基本刻凿殆尽。
      P14C:10号,保存完好。四个音梁中,有一个音梁保存基本完整,其余3个音梁首端一侧被凿去约0.5厘米左右。两铣角与两正鼓部的内唇基本刻凿殆尽。
      P14C:9号,保存完好。四个音梁均有不同程度刻凿。其一,音梁首端两侧均稍有刻凿;其二,音梁首端两侧各被凿去约1/5;其三,音梁首端一侧稍有刻凿;其四,音梁首端两侧均稍有刻凿。两铣角与两正鼓部内唇基本刻凿殆尽。
      P14C:8号,保存完好。四个音梁中,有2个音梁保存基本完整;另外两个中,一个音梁首端两侧均稍有刻凿,另一个音梁首端一侧稍有刻凿。两正鼓部内唇刻凿殆尽,两铣角留有少许内唇。
      P14C:7号,保存完好。四个音梁均有刻凿。其一,音梁首端两侧均稍有刻凿;其二,音梁首端一侧稍有刻凿;其三、音梁首端两侧均稍有刻凿。两铣角与两正鼓部内唇基本刻凿殆尽。
      P14C:6号,保存完好。四音梁均有刻凿。其中,3个音梁首端两侧均各被凿去约1/4,一个音梁首端两侧均各被凿去约1/5。两铣角与两正鼓部内唇基本刻凿殆尽。
      P14C:5号,保存完好。四音梁均有刻凿,其一、其二音梁首端两侧均各被凿去约1/4;其三,音梁首端两侧均各被凿去约1/5;其四,音梁首端两侧均有刻凿,上半部分被凿去约3/5。两铣角与两正鼓部内唇大部刻凿殆尽,尚有少许留存。
      P14C:4号,保存完好。四个音梁均有刻凿。其中,3个音梁首端两侧均被凿去约1/4;还有一个音梁的首端一侧被凿去约1/4,另一侧刻凿稍少。两铣角与两正鼓部内唇大部刻凿殆尽,尚有少许留存。
      P14C:3号,保存完好。其一音梁基本保存完好;其二音梁首端两侧均有刻凿,一侧稍多;其三、其四音梁首端一侧稍有刻凿。两铣角与两正鼓内唇大部刻凿殆尽,尚有少部留存。
      P14C:2号,保存完好。其一、其二音梁首端两侧均凿去约1/5;其三音梁首端一侧凿去约1/4,另一侧凿去约1/5;其四音梁首端两侧均被凿去约1/4。两铣角与两正鼓部内唇均稍有刻凿,两正鼓部刻凿稍多。
      P14C:1号,保存完好。四个音梁保存完整。两铣角内唇保存完好,两正鼓部的内唇稍有刻凿。
      二、编钟的测音
      洛庄编钟出土之后,很多学者都对其音乐性能极为关注。但是苦于没有测音数据,无法对其作进一步研究。2006年,这套编钟的测音数据由刘再生先生第一次公布;[4]而以测音报告的形式出现,则是在2007年由郑中和方建军教授发布的。[5]其实,对这套编钟最早测音的是《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总主编王子初先生等数位学者,于2001年2月8日在山东省电视台400平米直播室鉴定现场测音。本文中是首次公布此次的测音结果。为了方便学界研究与比较,笔者将三家的测音结果集中于一表(见表3),详细的说明如下:
      1.关于刘再生先生的测音数据说明:(1)刘先生的测音数据原始出处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第176页,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2)测音过程:书中说:刘再生“于2002年2月23日携四位硕士研究生对编钟、编磬进行测音,由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高级音响师张保和录音,后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韩宝强研究员做频谱仪分析测定。”[6](3)书中没有注明音叉校正;(4)书中公布测音数据的音高标记均有误。该书中音高标记均采用物理学记法,音名用大写,音组用下标。经比较核实,刘先生公布的数据已经是换算之后的音乐学记法了,音名均应为小写,音组应为上标,故表3中已全部更正。音乐学记法与物理学记法的记法是不同的,音组相差3个八度,结果大相径庭。(5)文中再用此测音数据,均同此说明。
      2.关于郑中、方建军教授的测音数据说明:(1)郑中、方建军教授的测音数据原始出处为《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钟、编磬测音报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2)测音过程:文中说:测音分为3步:第一,现场实测和耳测,即用精工ST757校音器测出音高数据,作为机测的参考。操作人员没有具体说明,文中以“我们”代替,应为文章的作者郑中、方建军;第二,录音采样,地点在章丘市文化中心;第三,后期机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视听实验室韩宝强先生负责完成,监测韩宝强、郑中、方建军;(3)测音的音叉校正为a�1+6音分(443.61赫兹)。为了方便统一比较,表3中的郑测数据已经过音叉校正,所以其音分值与原始测音数据均有不同;(4)经笔者查证,郑文中测音报告公布的(表3)第5件纽钟的侧鼓音音分值有误。其频率为825.02赫兹,对应的音分值不是�#A�5-13,而是�#G�5-13,本表中予以校正。现转换为音乐学记法并经过音叉校正为�#g�2-19,用粗体并斜体加以标识。(5)文中再用此测音数据,均同此说明。
      3.关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的测音数据说明:(1)本文为第一次公布此次测音结果;(2)录音采样时间为2001年2月8日,地点在山东省电视台400平米直播室鉴定现场,录音机型号为索尼TCD-D7,操作为王子初、王芸、王清雷、高蕾。机测时间为2001年2月14~15日,地点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视听实验室,测音软件为《通用音乐分析系统》(GMAS2.0),软件操作为赵文娟、刘一青,记录王清雷、高蕾,监测为韩宝强、王子初。(3)测音的音叉校正为A4+0音分(440.25赫兹),故不用校正。(4)文中再用此测音数据,均同此说明。
      
      三、有关编钟的几点认识
      洛庄编钟出土后,曾被考古界泰斗俞伟超先生誉为“西汉第一编钟”,有的学者给予“中国第三大音乐考古发现”的桂冠。�③这些均并非溢美之词!因为在其背后,蕴含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与丰富的考古学内涵,试述如下:
      (一)西汉编钟的特征
      通过对洛庄编钟的考察,使我们对汉代编钟的器形特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洛庄编钟出土以前,汉代编钟已有发现。主要有下面几例,计67件(参见表4)。
      
       音乐考古学家通过对这些编钟的研究,对西汉编钟的特征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如在形制方面,西汉编钟仍保留了先秦编钟腔体的合瓦形结构,但其两铣弧曲,鼓腹,铣角明显内敛;而先秦编钟绝大多数均是铣棱斜直或下垂,这是其区别于先秦编钟一个显著的造型特征。通过对其中保存较好的51件西汉编钟形制数据(参见附表1~10)的研究发现,钟体的铣间与铣长比值在1.0以上的有10件,0.90~1.0之间的有7件,0.85~0.90之间的有13件,0.80~0.85之间的有15件,0.80~0.70之间的仅有6件;而先秦编钟铣间与铣长比值则一般均在0.65~0.80之间。例如被誉为高文化、高艺术、高科技的曾侯乙编钟,其所有纽钟和中层甬钟(共52件)的铣间与铣长比值均在0.65~0.70之间;下层甬钟(12件)在0.80左右。[18]这说明,西汉编钟的腔体比较短阔,有些编钟的铣间长度竟还大于铣长的长度;而先秦编钟的腔体则显得比较修长。另外,在以上51件西汉编钟中,鼓间与铣间比值在0.90~1.0之间的有6件,0.85~0.90之间的有11件,0.80~0.85之间的有17件,0.70~0.80之间的只有13件,而先秦编钟鼓间与铣间比值则一般均在0.80以下,例如曾侯乙编钟鼓间与铣间比值绝大多数在0.70~0.78之间。[19]可见,西汉编钟的合瓦形腔体比较浑圆;而先秦编钟的合瓦形腔体则比较扁。再者,西汉编钟的腔面皆以阳线弦纹隔钲、篆、枚区,鼓部与钲部、枚区用素带界隔,舞部四周、两铣、于口外沿均饰有较宽的素带纹。西汉甬钟的甬部亦很有时代特色,即甬端多为盘形,凸衡或平衡,中间饰素带纹间以阳线弦纹数周,置半环形斡,开口。
      以上这些特征都是西汉编钟形制纹饰方面的表面内容。在这67件西汉编钟中,有43件均为明器,有关音乐性能方面的关键问题无法研究;实用器仅有24件,分别为溧阳蟠虺纹甬钟、云纹甬钟(3件)、奉节新贺纽钟和广州南越王墓编钟(19件),前三者均为征集或传世所得,而考古发掘品仅有南越王墓编钟一例。本着孤证不立的原则,此前一直没有对汉代编钟作深入研究,音乐考古界对于西汉编钟深层次的、十分关键的特征一直认识不够。洛庄编钟的出土,使南越王墓编钟不再孤独,同为19件一套,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洛庄编钟可以确定是汉代初期制作的乐器,而不是先秦的传世品。”[20]这套编钟是通过科学考古发掘的出土物,考古学资料完整而丰富。通过洛庄编钟,音乐考古界对汉代编钟的重要特征有了明确的认识。一方面,洛庄编钟完全体现了以往西汉编钟的典型器形特征和风格;另一方面,它揭示了那些关键、深层并具有时代性的特征,那就是与编钟音乐性能直接相关的调音方法及音梁结构方面的独特性,这也就是章丘洛庄编钟在音乐考古学方面重大意义所在。考察洛庄编钟,可知西汉编钟的音梁正视为长方形,侧视为楔形;而先秦编钟上多见为圆首长条形和平缓隆起的板块形。更为重要的是调音方法的不同。西汉编钟是刻凿法,而先秦编钟多为锉磨法。在洛庄编钟音梁首端两侧以及内唇部位,可清楚地看见多道似用窄首平头凿刻凿的痕迹。无疑,这些刻凿痕是在编钟铸成后,钟匠作最后调音而留下的。这种不同,还不完全在于刻凿和锉磨的手法不同,更在于其刻凿或锉磨的部位也不同。先秦编钟调音锉磨的主要部位在于口内侧两正鼓、两铣角、四侧鼓等8个位置;而洛庄编钟调音的刻凿部位基本集中内唇和音梁首端的两侧,音梁的首端中间以及整个下半部分刻凿很少。南越王墓编钟的音梁也是楔形,调音方法与洛庄编钟相同,亦为刻凿法。同时,南越王墓句�的调音也是使用刻凿法,但没有音梁。
      这种音梁和调音方法从中山国错墓编钟、山东郯城编钟以及乐府钟等少数实物上可以见到,应该是起源战国末期,到汉代成为编钟或者青铜乐钟调音手法的常制。
      (二)洛庄编钟与《考工记》
      《周礼•冬官•考工记》之“凫氏”一节详细记载了当时铸造编钟的各部位尺寸的规范,即:“十分之铣,去二以为钲;以其钲为之铣间,去二分以为之鼓间;以其鼓间为之舞修,去二分以为舞广;以其钲之长为之甬长,以其甬长为之围;参分其围,去一以为衡围。参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按照这段记载,当时编钟的各部位尺寸之比是以铣长为基准,然后是铣间、鼓间、舞修、舞广分别与铣长的比例;同时可知鼓间与舞修的长度应该是相等的。它们的规范比值应该分别为0.80、0.64、0.64、0.51、1.0。[21]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洛庄编钟相关部位的尺寸比值(见表5)。
      
       从表5中的数据来看,铣间与铣长的比值一栏中,其平均比值为0.79,与标准比值0.8仅相差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中,与标准比值完全相同有6件,占所有编钟的31.5%;与标准比值0.8相差0.01的有9件,占所有编钟的47.3%;与标准比值0.8相差0.02的有3件,占所有编钟的15.7%;与标准比值0.8相差0.03的只有1件。可见,这条规范贯彻得很到位。
      鼓间与铣长的比值一栏,其平均比值为0.67,与标准比值0.64相差0.03,稍有误差;其中,与标准比值完全相同的没有;与标准比值0.64相差0.01的有4件,占所有编钟的21.0%;与标准比值0.64相差0.02的有3件,占所有编钟的15.7%;与标准比值0.64相差0.04的有6件,占所有编钟的31.5%;与标准比值0.8相差0.05的有4件,占所有编钟的21.0%;与标准比值0.64相差0.06的只有1件,占所有编钟的5.2%。这条规范稍有误差。
      舞修与铣长的比值一栏,其平均比值为0.69,与标准比值0.64相差0.05,稍微有点误差;其中,与标准比值完全相同以及与标准比值0.64相差0.01~0.02均没有;与标准比值0.64相差0.03的仅有2件,占所有编钟的10.5%;与标准比值0.64相差0.04的有3件,占所有编钟的15.7%;与标准比值0.64相差0.05的有5件,占所有编钟的26.3%;与标准比值0.64相差0.06的有7件,占所有编钟的36.8%;与标准比值0.64相差0.08的有2件,占所有编钟的10.5%。这条规范贯彻得稍微有点误差。
      舞广与铣长的比值一栏,其平均比值为0.56,与标准比值0.51相差0.05,稍微有点误差;其中,与标准比值完全相同的没有;与标准比值0.51相差0.01的仅有1件,占所有编钟的5.2%;与标准比值0.51相差�0.02�的有3件,占所有编钟的15.7%;与标准比值0.51相差0.03的有1件,占所有编钟的5.2%;与标准比值0.51相差0.04的有3件,占所有编钟的15.7%;与标准比值0.51相差0.05的有2件,占所有编钟的�10.5%�;与标准比值0.51相差0.06的有3件,占所有编钟的15.7%;与标准比值0.51相差0.07的有1件,占所有编钟的5.2%;与标准比值0.51相差0.08的有3件,占所有编钟的15.7%;与标准比值0.51相差�0.09�的有2件,占所有编钟的10.5%。这条规范贯彻得稍微有点误差。
      鼓间与舞修的比值一栏,其平均比值为0.97,与标准比值1.00相差0.03,稍有误差;其中,与标准比值完全相同的有2件,占所有编钟的10.5%;与标准比值1.00相差0.01的有4件,占所有编钟的21.0%;与标准比值1.00相差0.02的有4件,占所有编钟的21.0%;与标准比值1.00相差0.03的有1件,占所有编钟的5.2%;与标准比值1.00相差0.04的有4件,占所有编钟的21.0%;与标准比值1.00相差0.05的有2件,占所有编钟的10.5%;与标准比值1.00相差0.06的有2件,占所有编钟的10.5%。这条规范贯彻得稍有误差。
      考虑到编钟的体量不大,测量误差在所难免。经与《考古》杂志公布的洛庄编钟数据[22]中通高一栏的比较,大系总编辑部所测与其误差在0.1~0.5厘米之间。相应的,其比值就会相差0.003~0.05。如果去除这个误差来看洛庄编钟的实测比值与《考工记》的理论标准比值的话,当时的乐工似乎就是在《考工记》的指导下而铸造的洛庄编钟。
      关于《考工记》的成书时代至今尚没有定论,目前主要有五种说法。即西周说,代表人物刘洪涛;春秋晚期说,代表人物郭沫若、贺业矩;战国初期说,代表人物王燮山、杨宽、闻人军;战国晚期说,代表人物梁启超、史景成;秦汉说,代表人物夏纬瑛。关于《考工记》的国别,有“齐国官书”和“非齐国官书”二说。当代学者郭沫若等主前说,刘洪涛则主后说。洛庄编钟主要部位的实测比值与《考工记》的理论标准比值基本一致,为该书为齐国官书说提供了一个佐证。不管该书成书于何时,至晚在西汉初期该书还在指导着实践。
      (三)洛庄编钟是目前所知秦代以后惟一一套音列完整、音高准确、音色优美的实用器
      笔者于2001年在山东省电视台洛庄乐器的鉴定现场就被洛庄编钟优美纯净的音色、准确的音高所折服。2009年6月22日在山东省博物馆测音的时候,我的三位助手(肖尧轩、王宏蕾、卢玮娣)也为之惊叹不已!
      1、洛庄编钟与双音钟:从表3三家的测音数据来看,每件编钟的正、侧鼓音均可以发出呈三度关系的两个乐音,或大三度,或小三度,音程准确,双音的隔离度很好。编甬钟发音绵长,编纽钟清脆悦耳。双音性能极佳的洛庄编钟可以证明,以双音技术为核心的先秦编钟铸造技术在秦汉之际已经失传的观点,要重新加以审定。首先是失传的时间。它至少应该放到洛庄汉墓以后,即公元前186年的西汉早期以后。其次是失传的方式。洛庄编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以双音技术为核心的先秦编钟铸造技术在汉初得到了继承。
      2、洛庄编钟的音列:从编甬钟的音列分析表可知(见表6),除了2件破裂失音外,余3件甬钟的正鼓音音列为(以�bE为宫):徵-羽-宫;加上侧鼓音,其音列为(以�bE为宫):徵-羽-变宫-宫-角。
      从编纽钟的音列分析表来看(见表7),除了第一件破裂失音外,余13件纽钟的正鼓音音列为(以�bE为宫):徵↓-羽-宫-商-角-和-徵-羽-商-角-徵-羽-商;加上侧鼓音,可以在两个八度构成完整的下徵七声音阶(以�bE为宫),即:徵↓-羽-变宫-宫-商-角-和-徵-羽-变宫-宫-商-角-和-徵-羽-变宫-宫-商-和,完全符合今天人们的音准观念;洛庄编钟还可以演奏今天的大多数乐曲,如《茉莉花》、《苏武牧羊》、《阳关三叠》等。
      
      3、洛庄编钟与“同均三宫”:“同均三宫”理论黄翔鹏先生根据西晋荀勖笛律而提出的一项乐学理论。目前在学术界尚存在争议。而洛庄编钟的音列可以构成“同均三宫”,分别为�bA均�bA宫正声音阶(古音阶)(见表8A)、�bA均�bE宫下徵音阶(新音阶)(见表8B)、�bA均�bB宫清商音阶(俗乐音阶)(见表8C)。洛庄编钟的铸于西汉初期,而荀勖为400余年之后的西晋人。洛庄编钟音列出现的这种“同均三宫”结构是偶合现象,还是有什么历史渊源?尚值得进一步探讨。
      
       4、洛庄编钟的音域:这套编钟的音域如何呢?先看最低音。由于最大的一件甬钟(也就是第一件)破裂失声,已无法确定。但是从整套编钟的音列规律以及第一件甬钟的高度、壁厚,基本可以推测出其原有的音高。从表6来看,第二件甬钟的音高为徵(�bb),第一件甬钟的音高应该为角(g),而不是和(�ba)。如果推测不谬的话,整套编钟(19件)的音域,至少已经达到4个八度又一个小二度(g-�ba�4),仅比64件的曾侯乙编钟少一个八度(5个八度又一个大二度),令人惊叹不已!同时,一些媒体报道以及发掘报告中[23]所说的仅纽钟的音域就达4个八度的说法是欠妥的。[24]
      5、洛庄编钟的音准:这套编钟的音准情况如何呢?笔者通过编钟的实测数据与理论数据的比较,对洛庄编钟的音准作了一个量化的分析(见表9)。韩宝强先生通过现代的音乐声学实验,曾对145位中国音乐家(主要包括指挥、乐队演奏员和少量理论工作者)进行了音差分辨阈�⑤的测试:大多数音乐家为6~8音分,个别差异中存在的极端值竟然为2音分和50音分。[25]从音乐听觉心理角度来看,在音乐背景中,多数音乐家同一性音准感的实际宽容范围是-10~+10音分左右,而和声性音准感具有-38~+14音分的宽容性。西肖尔在《音乐心理学》中说,一些科学家通过对小提琴家所奏音乐的测音结果来分析演奏者相对音乐感的状况发现,每个小提琴演奏家的实际音准都与标准音高有所偏离,最大者偏离达20几个音分。[26]而编钟在古代并非是主奏乐器,《国语•周语下》载“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可见编钟一直是与其他丝竹乐器一起合奏的。所以,笔者把编钟音高的标准拟定为:误差1~2音分为极为精确,3~5音分为精确,6~14音分为准确,15~24音分为比较准确,25音分以上为有偏差。
      
       从表9来看,与五度相生律相比,在洛庄编纽钟的19组音程中,音高极为精确的有2组,精确的有2组,准确的有5组,比较准确的有3组,共计12件,占所有音程(19组)的63.1%;有偏差的有7组,占所有音程(19组)的38.8%。
      与纯律相比,在洛庄编纽钟的19组音程中,音高极为精确的有1组,精确的有2组,准确的有8组,比较准确的有4组,共计15件,占所有音程(19组)的78.9%;有偏差的有4组,占所有音程(19组)的21.0%。
      需要注意的是,第3、10、13、17组这4组半音音程在五度相生律中均为有偏差,差值分别为33、27、31、30音分;而在纯律中则是准确或者精确,差值分别为11、5、9、8音分。二者相去甚远。可见,这套编钟的调音主要是以纯律为主。
      与十二平均律相比,在洛庄编纽钟的19组音程中,音高极为精确的没有,精确的有2组,准确的有9组,比较准确的有6组,共计17件,占所有音程(19组)的89.4%;有偏差的有2组,其中1组为最高音一组,耳测听起来非常准确。所以有偏差应该只有1组,仅占所有音程(19组)的5.2%。故此,这套编钟今天我们听来,可能音准更好一些!
      (四)洛庄编钟与汉代编钟断代
      “洛庄编钟无疑可以用作断代的标准器。”[27]它的出土,“对于确认征集、收购或传世的非发掘品的汉代编钟的时代属性,有着显而易见的实际意义。”[28]有鉴于此,下列一些已知的编钟,与章丘洛庄编钟有相似的特征。有关其准确的时代属性,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
      眉县金渠编纽钟[29],1981年11月于陕西眉县金渠乡河底村出土,共5件,现藏眉县图书博物馆,原断代为春秋。除眉总619号钟体有一残洞外,余皆保存完好。5件纽钟的形制和纹饰皆相同。平舞置长方形素面环纽,合瓦形腔体比较短阔,钟壁较薄。腔面以阳线弦纹隔钲、篆、枚区。于口弧曲,两铣呈现明显的弧曲,腔体中部凸起,使编钟的体腔显得更为浑圆。泡形枚36个。鼓部与钲部、枚区用素带界隔。舞部四周、两铣、于口外沿皆饰较宽的素带纹,余部皆饰由三角雷纹组成的米字形方格纹。于口有内唇,内壁光平。眉县金渠纽钟的资料来源是《陕西眉县图博馆收藏的春秋青铜乐器――纽钟》一文。此文称该钟的调音“主要是通过磨锉钟唇来进行”,每件钟“唇上有凹槽四个”,分别位于两正鼓和两铣角。但从纽钟于口拓片上看,两正鼓和两铣角基本平整,并没有所谓锉磨的“凹槽”,而清楚可见四侧鼓部的台面音梁,这与洛庄编钟的于口情况十分相似。有关形制数据参见附表11。
      该钟原断代为春秋时期,资料来源亦为上文。此文一开始即介绍了金渠纽钟的来历:“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眉县金渠乡河底村四组村民王江海在其家后院的土崖下挖小窑洞时,发现一春秋墓葬,出土青铜纽钟一组,共五件,我馆闻讯后,即赴现场清理,并将器物征集收藏。” 此文下面又介绍说:纽钟是王江海挖出两天后才向眉县图博馆报告的。很明白,眉县金渠纽钟是征集品,而非考古发掘品。该墓葬已受到村民挖掘,葬式葬仪情况不明,出土器物仅有5件纽钟和2件彩绘陶方壶。显然,仅凭这些认为该墓葬的时代为春秋,是缺乏依据的。此文作者对纽钟断代为春秋说明了缘由:其一,“这种单纽钟的形制在安徽寿县春秋墓中可见”。其二,“从纹饰上看,细线条阳凸的手法是春秋中晚期铜器纹饰的主要特点之一”。其三,“器形与户县宋村春秋中期墓所出纽钟有雷同之处”。
      针对第一条原因,笔者查阅了此文的注释[30]和有关资料[31]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32],笔者发现,安徽寿县蔡侯墓所出编纽钟9件,无论从形制、纹饰还是调音方法,与眉县金渠编钟均无相似之处。第二条,且不管其说法是否正确,这条原因是不能作为金渠纽钟的断代依据。就象是说因为卵生是飞翔于空中动物的主要特征之一,蛇或乌龟也是卵生,所以它们也飞翔在空中一样。对于其第三条,笔者又查阅了此文的注释[33],但是翻遍了《陕西户县宋村春秋墓发掘简报》一文,笔者却没有发现该墓出土编纽钟,只有9件铜铃和2件銮铃,有可能作者把9件铜铃当成纽钟了。综上所述,不仅该墓葬定为春秋无据可查,金渠纽钟断代为春秋的3条原因亦不能成立。
      那么,到底如何判定金渠纽钟的时代呢?章丘洛庄编纽钟的出土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把这两套编纽钟放在一起对照,你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二者不论从形制,还是从纹饰以及音梁诸方面,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洛庄纽钟的米字形方格纹更为细密精制一些。眉县金渠纽钟具备了西汉初期编钟的主要特征,其准确断代应为西汉初期。出土编钟的眉县金渠墓,也可以依据编钟的时代,来定为西汉初期墓葬。另外墓中同出的2件彩绘陶方壶,亦是西汉初期墓葬中常见的出土物,如长沙象鼻嘴1号西汉初期墓葬就出土有29件陶方壶[34]。所以这2件彩绘陶方壶正可作为该墓葬和编钟断代的旁证。
      结 语
      洛庄编钟是跨世纪最重大的音乐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些空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无比珍贵的艺术瑰宝,一项独一无二的音乐文化遗产。而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一大堆扑朔迷离的疑团,提出了许多研究古代音乐的新课题。随着对洛庄编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国青铜乐钟的断代,尤其是对汉代编钟将会有一个新的认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发出更加绚丽夺目的艺术光彩!
      附表
      
      注释:
      ①说明:19件编钟的数据测量时间为2009年6月22日,地点在山东省博物馆,测量人王清雷,记录员王宏蕾,校对为肖尧轩、卢玮娣。
      ②表格说明:(1)甬1表示1号甬钟,纽1表示1号纽钟,以此类推。序号排序是按照编钟发音由低到高的顺序,而不是按照出土号的顺序;(2)因为表格空间有限,故刘再生测音简称刘测,郑中、方建军测音简称为郑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测音简称总测;(3)三家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录音采样,后期机测均由韩宝强先生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视听实验室完成,保证了测音结果的可信性与权威性。(4)为了作音乐学的研究,本表的测音数据均已由物理学记法转换为音乐学记法。(5)文中再用此测音数据,均同此说明。
      ③王清雷:《山东省章丘市洛庄乐器群述论》,《第一届东亚音乐考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大韩民国艺术院(韩国首尔)2008年10月。
      ④说明:(1)、测音分析以国际标准音a�1=440 赫兹为准,采用十二平均律,即半音为100音分,八度为1200 音分;(2)、因为笔者作的是音乐学研究,所以列“阶名”一栏,采用曾侯乙编钟的命名体系,并以符号↑、↓分别代表音高偏高和偏低;(3)、在研究过程中,为了作不同调式的分析,笔者将对相关音名作等音转换处理,所以一些音名会以不同于原始数据的音名出现;(4)1号甬钟由于破裂失声,已无法发音,表中的音高与阶名为推测而来,用加粗并斜体标识;(5)、文中出现的所有测音数据分析表均同此说明,不再赘述。
      ⑤谓“音差分辨阈”,是指人耳对最小音高差异的识别能力,又称最小可辨音差。韩宝强著第35页。
      [参 考 文 献]
      [1]王清雷.章丘洛庄汉墓乐器鉴定工作纪实[J].音乐研究,2001(1);崔大庸.山东发现重大考古群落――洛庄汉墓[J].走向世界,2001(2).
      [2]王清雷.章丘洛庄编钟刍议[J].文物,2005(1).
      [3]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J].考古,2004(8).
      [4]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176.
      [5]郑中,方建军.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钟、编磬测音报告[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3).
      [6]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175.
      [7]周昌富,温增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75.
      [8]王子初.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江苏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172.
      [9]袁荃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71;王海文.乐钟综述[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4).
      [10]方建军.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99;李宏涛等.汉元帝渭陵调查记[J].考古与文物,1980(1).
      [11]方建军.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98.
      [12]李宏涛等.汉元帝渭陵调查记[J].考古与文物,1980(1).
      [13]周昌富,温增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112.
      [14]严福昌,肖宗弟.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38.
      [15]方建军.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116.
      [16]方建军.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116.
      [17]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8]王子初.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312.
      [19]王子初.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312.
      [20]王子初.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的出土乐器[J].人民音乐,2001(4).
      [21]华觉明,王玉柱.曾侯乙编钟冶铸技术与声学特性研究[A].曾侯乙编钟研究[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479.
      [22]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J].考古,2004(8):13-14.
      [23]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J].考古,2004(8):13-14.
      [24]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J].考古,2004(8):12.
      [25]韩宝强.音的历程──现代音乐声学导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33.
      [26]韩宝强.音乐家的音准感――与律学有关的听觉心理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2(3).
      [27]王子初.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的出土乐器[J].人民音乐,2001(4).
      [28]王子初.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的出土乐器[J].人民音乐,2001(4).
      [29]方建军.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99;刘怀君,郝志芹.陕西眉县图博馆收藏的春秋青铜乐器――纽钟[J].交响,1990(3).
      [30]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M].武汉:科学出版社,1956.
      [31]寿县古墓清理小组.安徽寿县战国墓出土的铜器群记略[J].文物,1955(8).
      [32]袁荃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53.
      [33]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5(10).
      [34]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J].考古学报,1981(1).
      
      责任编辑、校对:刘 莎
      
      Music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China Bells Set Unearthed from Luozhuang in Zhangqiu
      WANG Qing-lei
      Abstract: In 2000, that a group of musical instruments unearthed from Luozhuang in Zhangqiu shocked the field of musical archaeology, especially the “first China Bells Set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praised by Yu Weichao, i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numbers of music archaeologists. The scholars discussed this set of China Bells, however, limited information on the bells, the research was still not enough in depth and comprehensive. As the chief editor of �SuperSeries of Music Cultural Relic in China II-Volume Shandong Add�, the author visited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this set of China Bells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in 2009.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in details, such as data of shape and structure, toning, consequence of acoustic measurement and so on. Based on this and through to differentiate and analyse the data of acoustic measurement by the another three, the author made some new opinions to make the research on the China Bells Set of Luozhuang in a new stage.
      Key Words: Luozhuang in Zhangqiu, China Bells Set, musicolog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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