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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折前行 新闻发布制度曲折中前行

    时间:2020-03-13 07:25: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推行新闻发布制度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步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利于推动信息公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也可以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透明的大国形象   新媒体的普及构造了新的媒介环境,同时也给政府公共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政府部门必须根据新环境的特征和规律,采取相应的公共传播对策。
      从“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到黑龙江方正县日本开拓团的“墓碑门”,再到北京故宫接连不断的“古籍穿越门”……一系列新闻事件在微博上引起热议,尤其是“7・23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以及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离职,使得新闻发言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积弊被放大,同时引起舆论对新闻发言制度以及新闻发言人的讨论和思考。新媒体时代,政府公共传播面临着新的挑战。
      发言制度需更透明
      7月24日,在甬温线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因为“这只能说是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言论,使王勇平陷入舆论漩涡。8月16日,王勇平被铁道部免除了新闻发言人的职务,和铁路降速一起,成为当日的重大新闻。跳出新闻事件,我们需要探讨的并不是王勇平对与错,而是更多地反思新闻发布制度。
      1983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启动了新闻发布机制,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到2004年底,国务院各部委和31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部门都有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在公众较为关注的卫生、公安、教育等重要职能部门,基本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市县一级的定期新闻发布制度。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认为,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中国政府推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突出成就之一。2010年,中央和省市级政府部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达到1700余场,这个数字在世界范围内部是相当罕见的,很大程度改变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密室决策”、“暗箱操作”的刻板印象,同时也满足了新媒体时代我国公众日益增长的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诉求。
      然而,新闻发布制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我国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还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中。由于我国的政府部门采用的是“官员兼任”的新闻发言人任用机制,再加上新闻发布的权责界定始终处于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中,因此,西方国家政府部门常见的专业新闻发言人付之阙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良性运作。
      在史安斌看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首先,突破现有的“归口管理”模式,按照国际惯例设立新闻发布的独立职能部门――“新闻处”或“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全面掌握和协调本单位以及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信息。
      其次,突破传统的“官职本位模式”,明确规定新闻发言人的职权范围和责任。例如,允许他们列席高层决策会议等,授权他们邀请相关的主管领导在必要时共同面对媒体等。再者,按照国际惯例招聘新闻发言人,尤其是有长期媒体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加入新闻发布团队。最后,适应微博时代的“新闻传播分秒必争”的原则,在现有的新闻发布会的基础上,采取定制新闻(Rss)、微博发布等多种形式,满足不同层次的受众要求。
      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表示,推行新闻发布制度既是现代民主法制的需要,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步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利于推进信息公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也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透明的大国形象。
      发言人要与时俱进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80后的记者崛起,公众的公共意识空前提高……这都对新闻发言人有了更严苛的要求。政府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和公众沟通的纽带,成为被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重要角色。
      因为动车新闻发布事件,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痛批中国最早培训的号称“黄埔一期”发言人王勇平“犯了低级错误”。王旭明也曾是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班的一员,王旭明表示,我们政府现在对新闻发言人只重视培训,这不够,还应该注重选拔。换句话说,新闻发言人工作不是每一个人经过培养都能合格胜任的。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应该树立这样的观点。
      据史安斌透露,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和推进新闻发布制度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从长远看,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缺陷到了“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微博时代就暴露得更为显著。史安斌特别强调,新闻发言人不能从现任领导中选拔,而应面向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员进行招聘。
      在王旭明看来,新闻发言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合格的,及时、准确、全面、有效传达部门的声音,做到60分。第二个层次是优秀的新闻发言人,还要形象、具体、生动、感人地传达新闻,也就是个性。比如赵启正,就是一位有个性的优秀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在接受《国际公关》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要了解自己所在部门的具体情况,这是政治素质。其次是业务素质,要熟悉自己所在部门的业务。同时还要懂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公关等方面的知识。再者,要有多方面修养,应该是个全才,不要求你深知深懂,但要多知多懂。最后,要有一定工作经历,一般35岁的以上为宜。”美国的总统新闻官和白宫新闻发言人,都是从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或报纸的资深评论员选拔出来的。
      国务院新闻办三局原局长任一农总结了关于新闻发言人素质的四点要求:立场坚定,忠于职守;情况熟悉,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表达清晰;严谨稳健,亲和善交。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董关鹏认为,对于发言人最重要的是讲真话,还要讲得入耳、入脑、人心。董关鹏表示,他参与培训的官员已有两三万,中国政府今后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危机处理态度制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政府危机公关需要一个严谨、负责任的态度。面对危机,首先是态度,其次才是解决方法。危机解决得好,不仅能挽回损失,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危机解决得不好,很可能会火上浇油,使事情变得越发严重,甚至会到难以挽回的局面。
      “中国机构已经意识到,危机管理是领导力中的重要部分。”美国公共危机管理界知名学者赫利奥・加西亚说。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表示,随着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出现,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对危机公关的学习意识正迅速加强,仅在去年,他当时所供职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收到了不下40份地方政府的授课邀请函。
      加西亚介绍,在危机管理中,有两 个重要法则,一个是“先发优势”,一个是“黄金时段”。“先发优势”意味着,最先定义危机的人将在危机中获胜。“黄金时段”法则来自急救医学,当一个人心脏病发时,如果在20分钟内将他送上急救车,40分钟内送入医院,他的获救几率很高。但如果一个半小时才送上救护车,两小时才到医院,他幸存机会很低。
      美国在“9-11”后,启动了反恐战争,作为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在媒体曝光的频率非常高,几乎每天都要向全国通报战争进展情况。拉姆斯菲尔德个性突出,在媒体前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不仅敢于用富有感情色彩的词汇表达个人爱憎,还善于以坦率简明的对答驾驭记者和采访现场的气氛,涉及机密的问题又滴水不漏,《纽约时报》称其为政府在战争中的“首席发言人”,其自信、有理、有原则的形象,也给曾受恐怖打击后的美国民众带来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胡百精认为,当出现危机时,首先在态度上,要积极应对。把事情想到最糟糕是危机管理者应有的态度,要把对话当作态度和信念,而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在今天麦克卢汉(传播学者)描绘的“地球村”已经到来了。世界变得如此拥挤,还有许多国家没有学会和邻居在交流频繁的时代打交道的规则,以后的冲突会更加厉害,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对话。
      韩国在危机公关方面曾经做得也很成功,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金融体系曾经可能在3天内崩溃。韩国当时寻找西方多个国家的金融界人士,说话很有分量,大概有100多位,他们的表态很简单:对韩国经济不乐观,但是坚信韩国会像战后坚强重建一样恢复过来,结果全世界对韩国都有了信心。
      “在危机管理中也有相应原则,领导者的反应如果延迟,自然会带来负面影响。”加西亚说,“很多机构在危机前期保持沉默,他们因此丧失了先发优势,将之拱手让人,令竞争对手、社交媒体、媒体、批评者获得了先发优势。”加西亚注意到,在面临危机时,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会采取掩盖信息的做法。“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当下,掩盖事实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决定危机结果的不是危机的严重程度,而是应对危机的方式。在未来,我们政府需要从上到下给现任的新闻发言人创造更为顺畅的工作机制和理性的传播环境,并以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的经验教训为由头,加快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专业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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