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by修七微盘 [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的原始农业及发展条件]

　　内容提要　伊洛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经历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三个发展阶段，在此期间原始农业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当地的地貌、土壤、水文、气候等环境因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居民重视农业、注重不同地区之问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人文因素。
　　关键词　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农业
　　作者简介　韩香花(1970－)，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郑州　450001)
　　
　　伊洛河是伊河和南洛河的合称。伊河古称伊水，源于熊耳山，流经今栾川、嵩县、伊川、洛阳；南洛河古称洛水，亦作雒水，发源于陕西省东南部洛南县境内的华山东南麓，向东南流入河南省的崤山和熊耳山之间，于卢氏县折向东北经洛宁、宜阳，在洛阳市附近有支流涧水汇入，在偃师县杨村附近接纳支流伊河后称为伊洛河，到巩县洛口以北流入黄河。伊洛河流域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本文伊洛地区是指伊洛文化区，其范围大概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达郑州、北抵黄河、南至伏牛山一带的豫西地区。文献记载伊洛地区与夏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史记・周本纪》曰：“自洛I延于伊I，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亦曰：“昔伊洛竭而夏亡。”考古调查和发掘也表明，伊洛地区是夏文明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夏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与世界其它古代文明一样，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欲探讨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必须对夏代之前也就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综合的考察和研究。但是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经过大面积考古发掘的遗址又相对较少，所以目前专门就伊洛地区史前原始农业有关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还非常少见。本文主要根据已有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伊洛地区的原始农业及其发展条件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伊洛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尚未发现，中晚期先后经历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三个发展阶段，考古调查与发掘为我们研究该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物资料。
　　“原始农业的耕作，就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点耕、锄耕和犁耕三个阶段。”裴李岗文化时期伊洛地区已经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目前所知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有百余处，其中以嵩山周围为中心的伊洛地区是其主要的分布区。伊洛地区经过调查和发掘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主要有登封双庙、偃师高崖和宫家窑、巩义瓦窑嘴和铁生沟、渑池班村、新安寨根等。出土的农业劳动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镰、石锄和石磨盘、石磨棒，这些劳动工具按其用途来分，石斧是开辟农地的砍伐工具，石锄、石铲是耕作农地时的翻土松土工具，石镰是收割谷物时的收割工具，石磨盘磨棒是对谷物去皮脱壳的加工工具。农业从生产到粮食加工所需要的工具，基本俱全，充分说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裴李岗文化时期伊洛地区的原始农业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上看，农业并不发达，主要表现在：从生产工具来看，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并不丰富，制作技术还比较原始，生产工具有钻孔者很少。聚居村落分布稀疏并且规模小，如巩义铁生沟遗址面积估计仅1万平方米左右，较大的瓦窑嘴遗址面积也只有17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堆积较薄，一般厚仅0.05--0.5米，遗迹遗物并不丰富，大多数遗址仅发现有灰坑，房基很少发现。由于农业不发达，粮食产量低，并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因此，渔猎采集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渑池县“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层灰坑中发现的栎、朴、山茱萸炭化果实及紫苏和野大豆等草本植物的果实或种子，可以推测遗址周围附近的山地或丘陵当时尚覆盖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栎、朴、山茱萸则是林中的主要乔灌木树种。在河岸湿地有紫苏和野大豆生长。遗址附近呈现森林、灌从、草地和湿地的自然景观。当时的先民则依赖大自然的恩赐，采集植物、猎获动物(主要是鹿科)，捕捉鱼类”。仰韶文化时期伊洛地区的原始农业在裴李岗文化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首先，农业生产工具较裴李岗文化时期有所增加和改进。在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耒、耜、铫、镰、�之类是农业生产必需的农具，这些农具在仰韶文化时期的伊洛地区都已经具备。来是“原始的掘土农具，最初就是一根尖头木棒。后来，先民在棒下部加一横木，便于脚踏。为了减少掘土时向下压木柄的俯身角度，先民逐渐将木棒的直尖改为斜尖，这就是单齿耒。其后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变为双齿耒，一是变为板状刃一耜”。汝州洪山庙遗址陶缸上绘有木耜的图案，在各遗址中均出土有不同质料的铲、刀、镰等农具。如在庙底沟遗址出土的“石铲有宽大的心形和长方形，这种石铲上端平直和微凹，并留有系木柄的磨痕”，这些大石铲安装上长柄后就是石质的耜。该遗址中还“发掘出100件长方形有孔石刀和100件长方形两侧打有缺口的陶刀，这种刀具锋利，并用绳系于手背使用，大大提高收割速度。”这些刀具在中国古书上称为�。另外大多遗址中都发现有小型的石铲、骨铲、蚌铲，可能是古书上记载的“钱”、“铫”之类的锄草工具。更为重要的是，仰韶文化时期，在伊洛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中已经出现了石犁。在临汝大张遗址出土石犁4件，有柄带肩，下端呈弧形，刃部有使用磨痕。其中一件长19，最宽14，柄宽6.5厘米。犁具的使用，会大大提高农业耕作的效率。仰韶文化时期，伊洛地区可能已经进入犁耕农业阶段。
　　其次，粮食作物品种有所增多，除主要种植传统的耐旱作物粟外，在水源充足之地也开始了水稻的种植。粟作为该地区主要的农作物，不少遗址都有出土。在孙旗屯仰韶一期的灰坑中发现有成堆的植物茎和谷壳(即粟的外壳)，在王湾遗址一期房屋内的居住面上发现了一件夹砂小罐(F15:1)，内附着有粟的痕迹。其它遗址也有类似的发现。稻作遗存也有发现，在洛阳西高崖遗址一期文化的灰坑中发现一件草拌泥制成的杯坯(T2H18:18)上有稻壳的痕迹。在矬李遗址中发现的草拌泥墙内也见有稻秆的痕迹。在三门峡交口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时期的水稻籽实与粟同时被浮选出来。
　　大型聚落和聚落群的形成是农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表现。仰韶文化时期伊洛地区出现了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聚落遗址。据许顺湛先生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的研究，今洛阳市辖区有仰韶文化聚落167处，三门峡辖区有仰韶文化聚落153处，郑州市辖区有仰韶文化聚落80处，其中3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达20余处，最大的灵宝北阳平遗址更是面积达95万平方米。这些聚落绝大多数分布于伊洛河地区，相邻的聚落又形成不 同的聚落群。规模巨大的聚落与聚落群的出现，说明此时人口的急剧增加，而人口的急剧增加则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只有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才能支撑起庞大的人口规模。
　　龙山文化时期伊洛地区的农业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农业生产工具较前又有了极大的改进，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开始出现。若对伊洛地区“各遗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加以排比分析，则发现不同地点的出土物有着惊人的相似，宛若出于一人之手而输送到各个村落，由此可知在当时存在着制石、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如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内发现的制石作坊，“出土了许多石器，其中有石料、废石块、废品、半成品和成品。石器的种类有铲(耜)、锛、斧、镰、刀、锥、凿、矛、镞、研磨器、装饰品和砺石等。这种专门的石器制作场所的存在，说明当时除了将石器制造作为家庭手工业的一部分外，也存在由某些家族承担的石器的专业化生产。”专门的手工业作坊的出现，无疑会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效率和制作技术。第二，铸铜业开始出现。如登封王城岗四期H617内出土了青铜容器片，汝州煤山遗址出土有铜坩埚，有的上面还保存有冶铜的痕迹，这些资料证明，龙山文化时期伊洛地区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冶铜技术出现后，是否即用来制作农具，广泛用于农业生产，学术界的意见尚存分歧。从青铜生产工具的出土情况看，手工业工具出土较早、数量也相对较多，说明冶铜技术出现以后，青铜手工业工具即得以使用，青铜手工业工具的使用，必然提高石、骨和蚌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从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更加齐全，石、骨、蚌器都有一定数量的出土。石质的除石犁外，还有斧、铲、镰、刀、杵等，数量丰富，制作技术先进，这些工具的刃部较薄，器身常见钻孔。例如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内出土的大型石铲，铲身为竖长方形，平肩弧刃，单面刃，长度在25－30厘米之间，宽8－13厘米，厚1－2厘米。这些大型石铲均钻有圆孔，刃口有在生产过程中磨损的痕迹，呈锯形或凹窝形，与之相对应的背面均有磨槽，显示了这些钻孔石铲的装柄方式和使用情况。骨器和蚌器，种类有铲、镰、刀、锥、杵等，亦制作精工，灵巧耐用。
　　其次，农作物品种进一步增加，粮食产量提高。根据考古工作者对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在龙山文化层发现有发育自小麦颖片的植硅石类型，说明该地区麦类作物的生产至迟在龙山文化晚期时已经出现。该时期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大型的盛粮器具，如王湾遗址出土的大瓮，器体特大，如标本H79:15，通高73、口径40、腹径66、底径16.5厘米，估计可容数百斤粮食。矬李等遗址还发现有可容数千斤粮食的窖穴。由于粮食产量的提高，不仅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还有了一定的剩余，于是酿酒业应运而生，澄滤器(刻槽盆)、涯、��等酒具在不少遗址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出土。农业的发展又促进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如河南庙底沟二期文化中26个灰坑内发现的家畜骨骼，远远超过同地点仰韶文化时期168个灰坑出土的数量。在王湾遗址，根据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三期文化第V、Ⅵ段四个灰坑的统计，家畜骨骼中猪骨有13个个体，狗骨3个，牛骨11个，马牙1个，其种类比仰韶文化时期增多，数量也有显著的增加。
　　
　　二、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因素
　　
　　自古以来，人类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时代愈久远，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愈低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就愈强。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自然与当时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包括地貌、土壤、水文、气候等要素，伊洛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因素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据地理学者研究，包括伊洛地区在内的豫西地区地势的基本轮廓，“早在距今1.5亿年前后的燕山运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经过第三纪中期的喜马拉雅运动和第四纪新构造运动的强烈影响，奠定了今日地貌的基础。第四纪冰期以后，在伏牛山以北至太行山一带，堆积了大量黄土，构成史前时期本区地表的基本形态。进入全新世以后，即人类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以来，本区地势、地形的基本轮廓没有突出的变化。”从地貌上看，伊洛地区“位于华北地台西南隅和昆仑－秦岭纬向构选带和新华夏系得华北沉降带、太行山隆起带的交接复合、联合部位，故这里成为我国低平原一级台地向高原二级台地转变陡坎中的一条孔道，成谷地发育、盆地罗列、低丘连绵的函谷地形。此处属黄土高原，又非典型黄土高原。之所以属黄土高原，因皆有黄土分布，并与黄土高原相连。而又非典型黄土高原，是因海拔仅100－300米，黄土堆积一般在50米上下。故黄土高原南部受季风雨带和秦岭、中条山等纬向山脉影响，大体呈纬向分布。其中最南部的水分特征量线几乎与热量特征线相重合。这说明，这一区域的水热匹配非常一致，形成一个完全独立的气候区。正是在这一黄土高原的盆地与河谷之区，有关中、灵宝、渑池、洛阳等盆地水热匹配，水丰土沃，既高亢爽快，又低平不沮洳，为古今人类聚居地乐土”。
　　从土壤分布来看，该地区皆有黄土分布，黄土“在结构上均匀、细小、疏松、易碎，很利于石铲木耒之类的掘土农具翻地。所以，随着大石铲(石耜)磨制的愈来愈规整锋利，翻地的效率亦会愈益增高。在已垦辟的田地里，由于土质疏松，用耜起土翻地可以根据需要而进行适当的深耕；在新垦荒地中，火烧之后，用耜刺地翻土的同时也斩断了杂草荆棘的根系，可以翻起大而硬实的土块。此外，黄土保持着大部分矿物成分，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同时，黄土由于结构疏松，具有垂直的纹理，有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这不但能使下部的肥力吸收到地表，形成黄土的自肥特点，而且使黄土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而北方的各类作物又具有很好的耐旱性。这样，只要不是连年大旱，即使雨水较少的情况下，粮食作物亦可获得不错的收成。而若是风调雨顺，耜耕再加上作物生长过程中的除草等精耕细作，即可获得相当好的收成。因而，中国北方可以在犁耕和灌溉之前就实现集约农业，并保持相当稳定的水平。”
　　从水文条件看，伊洛地区河流密布，水网纵横。伊洛河是该地区两条最为著名的河流，自古就有记载。《山海经》的创作年代，历来都认为比较早，大多数人认为是夏代的作品”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伊水全长二百四十公里，洛水全长四百二十公里。“这两条河流密迩相邻，自西南平行地向东北流，堪称中国古代的‘两河流域’。”除伊洛两条大河之外，中小型河流众多，仅《山海经》中谈到流入伊水的河流就达八条之多。流入洛水的河流更达十八条。伊洛地区流入黄河的水十三条，流入谷水的五条，流入门水、役水的五条，包括河、洛二水在内，共五十一条。 　　从气候条件看，今天的伊洛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无霜期为7个月左右，1月平均温度为－20℃－－20℃，7月平均温度为24℃－－27℃，年平均温度为12.2℃－14.6℃。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的气候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新石器时代大致相当于第四纪地质学上的冰后期，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气候总的特点是由寒冷干燥向温暖湿润过度。“据众多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在大约距今7500年至2500年间的全新世中期，总的趋势是气候温暖。”竺可桢先生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研究了我国冰后期后半期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亦指出“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另据孢粉分析，在距今7500－5000年间，我国降雨量也比现在多600毫米。
　　
　　三、新石器时代伊洛地区农业发展的人文因素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伊洛地区农业的发展，除了得益于地貌、土壤、水文、气候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因素之外，与当地居民重视农业、注重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人文因素也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伊洛地区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该地区曾是上古时期黄帝部族活动的主要区域。《吕氏春秋・季夏纪》日：“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淮南子・天文训》亦日：“中央土也，其帝黄帝。”黄帝被称为中央之帝，“中央”即“天下之中”，而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地区正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1965年陕西宝鸡县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V民。”何尊为西周初年一件有确切纪年的青铜器，该器作于周成王五年，可以看出，这里的“中国”，“是指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区，也就是伊、洛之间的洛邑。”
　　黄帝作为杰出的部族首领，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五气”，《集解》引王肃日：“五行之气。”《索隐》谓：“春甲乙木气，夏丙丁火气之属，是五气也。”“艺五种”，《集解》驷案：“艺，树也。诗云‘艺之荏菽’。周礼曰‘谷宜五种’。郑玄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索隐》曰：“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史记・五帝本纪》又云：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可见，黄帝时已经开始注意观察四时季节的变化，谨守农时，广种各种粮食作物。黄帝还发明了粮食加工工具，《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重视农业的发展必然重视土地、尊崇土地，黄帝名号的由来正与黄帝重视土地、尊崇土地有一定的关系。《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索隐》案：“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正义》云：“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吕氏春秋・应同》亦云：“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古史传说中黄帝开拓进取，积极推广农业种植，创造发明农业工具，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形象，正是上古时期伊洛地区先民们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形象的缩影。由于重视农业，所以伊洛地区先民不但能不断改进农业生产工具，适应劳作之需，还打造水井，修建水渠，发展灌溉农业。洛阳矬李遗址发现有水井一眼，井口呈圆形，直径1.6米，深6.1米见水，未清理到底。井口中部较粗大，到4.75米深时，井径变小，井径收为0.8米。井壁较直，壁硬而光滑。煤山遗址也发现水井2眼。在洛阳矬李遗址中还发现一段水渠，水渠宽2－3米，深1米。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也发现了灌溉农田的渠道遗迹，由于水井和水渠的开凿和使用，古代的先民解除了对江河湖泊的依赖，可远离江河湖泊到广阔的平原腹地、广大的丘陵地区去开发和从事农业生产，从而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
　　另外，伊洛地区自古居于“天下之中”，是东西南北交通之要冲，具有广泛吸纳周边先进文化因素之便。伊洛地区先民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地理条件，注重不同地区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善于吸收其它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许多考古学文化中都有反映。伊洛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周围同时期文化之间的关系，除与河南境内有关仰韶、龙山文化之间的关系外，还与伊洛周围更远地方的同时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伊洛新石器文化之中，还包括有不少河南以外不同种类的文化因素，如南方屈家岭文化因素，东方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因素，西方甘肃齐家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因素，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因素等。例如以伊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发生的那种饰回旋钩连纹或花瓣纹的彩陶盆几乎传遍了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同期遗存中也偶尔能见到这类产品。而山东等地大汶口文化中的背水壶、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中的蛋壳彩陶杯也能在中原仰韶文化的遗址中见到。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它与古史传说中各部落集团经常迁移、相互交往乃至发生战争的记述是相呼应的。”随着不同地区各种文化因素的交流与融合，农作物的先进种植经验也在不同农业区之间相互交流，水稻在伊洛地区的种植即是如此。关于水稻的起源地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国内学术界基本上认为中国稻作农业应该起源于中国本土，具体的地区，至今仍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华南说、云贵高原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长江中下游说、长江中游一淮河下游说、长江中下游与华南说等等。根据以上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伊洛地区不可能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水稻在伊洛地区的出现，是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伊洛地区先民借鉴了其它地区稻作农业的生产经验，在当地水源充足的地方也开始种植水稻，作为传统的粟作农业的补充，使当地的农业种植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改善。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代的伊洛地区，水丰土沃，气候适宜，当地先民顺天之时，应地之利，重视农业，勤于耕作，使当地农业长时期处于持续稳定发展的态势，从而为夏文明在该地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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