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人与经纪人的统一【论“经济人”的道德情操】
时间：2019-04-30 03:13: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分别提出“道德人”和“经济人”两个概念，揭示了人性中利己与利他两个看似矛盾却又统一的方面，引发人们思考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伦理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道德价值的冲突、妥善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最终达到“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和谐是中国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
关键词:经济伦理；食品安全；诚信和谐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31-02
一、《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
《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使亚当·斯密成为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也引发了经济伦理的思考与研究。亚当·斯密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1]。但人又是合乎道德法则的，“对一个人来说，以不正当的方式夺取另一个人的任何东西，或者不正当地以他人的损失或失利来增进自己的利益，是违背天性的” [2]，“无论一个人在别人看来有多么自私，但他的天性中显然总还是存在着一些本能，因为这些本能，他会关心别人的命运，会对别人的幸福感同身受，尽管他从他人的幸福中除了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 [2]。人性是利己与利他的结合，“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追求正当合理的个人利益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重要方式，也是生产生活的基本目的与前提。然而，一旦没有传统伦理道德理念的约束，“经济人”在物质欲望的驱使下，便会滑向极端利己主义的深渊，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如何确保国家经济健康合理的发展、处理好“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辩证关系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剖析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承载了生命的价值，对待食品安全的态度就是对待生命的态度，每个人都应坚守住道德底线——尊重他人生命。食品从业人员更应确保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益不受侵害，“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做是手段” [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人们开始追求绿色、健康、营养的食品，但当前缺乏营养、不健康甚至有毒有害食品屡禁不止。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一波未平，又出现了双汇“瘦肉精”、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毒豆芽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危害了百姓的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安全，可谓“每拿起一次筷子就是经历一次冒险”。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他《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提出，“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这个社会什么也没有；我们也不想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这个社会把金钱用于不道德的目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注重公平，耻于论钱，形成了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富足。市场经济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也使“经济人”显露唯利是图的本性。在马克思看来，暴利是血腥的，也是失德的。他曾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要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经济价值与道德原则在市场经济无情的竞争中成为相互对立的关系，道德原则因其虚化的形式而逐渐被遮蔽，经济价值却因其实质的内容而逐渐被突显。
食品监管过程也是监管者自身利益与职务责任、部门利益与公共健康的博弈过程，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使监管部门缺乏权力制衡的约束，直接滋生了“损公肥私”、“权力寻租”等行为。一些地方政府只注重经济效益，以GDP的增长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权钱交易成为实现各地政企“双赢”的潜规则。各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造成事前监管不到位、事后相互推诿的现象。食品安全涉及从田头到餐桌整个生产流通环节，而中国的食品生产还存在许多手工作坊和农户，这也从客观上增加了排查的难度。执法部门重罚轻刑，对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者的惩处力度不大，也就造成有毒有害食品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参与监督、检举的管理机制不完善，大众舆论、网络传媒的教育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中国消费者的食品知情权严重缺失，产品信息资源的供给不足、获取渠道狭窄使消费者处于弱势，只能在“无知”中遭受宰割。
“个人绝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致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得到利益的人可能得到的好处比受到伤害或损害的人失去的大得多” [2]。在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市场运行过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一种道德契约，要求其在最大限度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要担负保障食品安全的社会责任。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依赖于食品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提高，建构完善的食品伦理道德体系，加强生产者诚信建设管理。当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无法相信商家时，政府的积极干预就是维护消费者权益、增强其信心的最为迅速有效的方法。政府必须维持市场秩序，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加强对食品生产和流通的监管和规范，严格标准，完善监测评估、检验检测体系，尽量避免或减少在各环节产生的对百姓生命健康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食品监管部门的力量有限，人民群众的力量却是无限的。如果能让食品生产者的经营活动完全曝光在公众的视野下，使成千上万的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成为食品监督员，一旦发现不法商家的造假行为，就可以联合政府各个职能机构，共同进行打击制裁，那么不良商贩就会因为这种威慑力而不敢再存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这也符合法经济学中所谓的交易成本论，即当犯罪的成本突然增高时，犯罪的可能性会自然降低。然而，人都会趋利避害。在平均利润面前，一旦利益被无限放大，损害被无限缩小，食品生产者就很可能演变成见利忘义的“道德滑坡者”。同样，监管部门在只能靠罚款度日的情况下，为了一己私利，就会出现官商勾结、甚至“放水养鱼”等腐败现象，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国际经验表明，美日等国在食品监管方面早有“连坐制”，一家企业出事，全地区受牵连，而这正能对抗地方保护主义，将钻制度漏洞的地方政府和生产经营者一网打尽。可以说，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缺一不可：仅谈道德，忽视对权利的保护与对权力的制约，则必然导致道德衰败；也只有借助伦理道德的约束，才能发挥制度的最大效用。
三、启示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哈耶克到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家在总结市场经济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得出了一个简单的游戏规则：守城者得市场，失信者失人心。世界银行副行长、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信用差是导致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国家要完善信用管理体系，为“守信”和“失信”行为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使诚信从道德价值的抽象观念上升为社会生活中具体的法律规范，保障诚信的“合法性基础”和道德底线约束力的有效实施。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提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当前，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已深入民心。“诚信友爱”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道德特征，被提到了突出重要的地位。“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
马克思主义认为，脱离物质利益空谈道德，或是将道德立足于个人利益都不可取。“‘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4]，道德作为人类精神现象是以社会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5]，立德之本就是阶级的群体利益，或人类的共同利益。道义乃是功利的化身和升华，从根本上看，革命道义精神体现了人民大众的功利。随着“以人为本”、“以德治商”的普遍推行，21世纪经济更趋向人性化发展，和谐互信、互利共存已成为市场主体的普遍共识。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6] 互利是人性的道德规范，是对道德本质的肯定，在承认人的利己本性前提下，用利他手段以达到互利目的，即以后天的德性调整和节制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在追求和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合乎人的社会性。互利才能实现“共赢”，使个人和社会都受益。
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有一个著名观点：即使在市场和生意中，我们也首先是人、是公民，而不是“经济人”。作为人和公民，我们的关系不可能仅仅归结为生意关系、金钱关系，还有对国家、对社会、对其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市场经济关系不可能离开，而且需要道德来规范调节。“经济人”和“道德人”是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分偏重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人与社会的失衡，出现禁欲主义或功利主义。没有经济基础，人无法生存，社会无法前进；失去道德约束，人不可能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经济社会不可能达到健康有序。利己与利他的相互渗透、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和谐统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发表讲话时，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2]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王秀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155.
[3]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7.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10.[责任编辑 王玉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