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屈原列传》的史录与史识屈原列传原文及翻译

时间：2019-04-25 03:33:2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摘要：司马迁一改写史书之大忌，在有限的历史素材中，肆意加入自己的主观的认知，边叙边议，议论抒情，使此文产生出诗一般的语言，缠绵悱恻的情感，回肠荡气的艺术感染力。1511字（课文中有删减）的《屈原列传》，写屈原的直接叙述，只有300多字：如何写成，这便是此文的构思精巧之妙。本文从史录与史识对《屈原列传》进行分析解读。
　　关键词：史录与史识；正侧结合；虚实相生；叙评相映
　　在《史记》当中，《屈原列传》是抒情议论色彩最为鲜明的一篇文章。文章以叙议结合的手法，一唱三叹的笔调，为屈原立传，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屈原无比的敬仰和崇敬，倾泻着满腹的悲悯和怨愤。司马迁一改写史书之大忌，在有限的历史素材中，肆意加入自己的主观的认知，边叙边议，议论抒情，使此文产生出诗一般的语言，缠绵悱恻的情感，回肠荡气的艺术感染力。千载而下，读之仍使人顿足呜咽，扼腕叹息。
　　如此名篇，已经决然脱离了写史的客观的本录原则，1511字（课文中有删减）的《屈原列传》，写屈原的直接叙述，只有300多字：“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黜”“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
　　司马迁正面似乎应该写的屈原的生平，也就仅仅如此之多，然而，却能结合历史的背景，楚国的天空，为我们还原了楚大夫的一生。如何写成，这便是此文的构思精巧之妙。
　　第一：正侧结合
　　屈平既黜之后，怀王三次被骗，一骗断绝盟友，二骗释去张仪，三骗客死他乡。期间，楚国两次兵败，一败斩首八万，掳将屈匄。二败诸侯共伐，杀将唐昧。楚国军力，财力，人力大困，内政忧患外交无援，国力大衰。屈原的价值正在此凸显。屈原用，则国兴；屈原黜，则国衰。屈原未做任何事，也不能做的情况之下，其个人价值毕显无疑。此部分内容在文章中，用了近500字的笔力，无屈原半字，却让人，一腔怨愤充塞胸中。又让人在扼腕叹息之余，盛赞司马迁的高超的写史手法。从公元前305年，到公元前278年，屈原两次被逐流放，期间做过什么，是忧愤写文，还是除草耕地，是恍惚林中，还是饮酒泽畔，文中都未提及，既是历史素材的缺乏，又是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仅仅一句“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将这20来年的时光沉重带过。
　　第二：虚实相生
　　每次读到，“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的内容，便仿佛身处其中，亲眼见到楚大夫披发行吟，枯槁憔悴一般，甚而，忍不住想牵住楚大夫的衣带，凝望他幽怨的眼神，留住他单薄的身躯。细细想来，是读者的想象走进了司马迁的想象之中。史实的记载应该是这样的：“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那么屈原死之前的大段的描写，毋庸置疑，是司马迁的想象，因为任谁也无法见到将死之人的将死之状。在这一段的描写中，三闾大夫与渔夫的对话，颇有深意。渔夫的形象，从《庄子·刻意篇》中“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的江海避世之士，就赋予渔夫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避世隐身，通达时世，与世无争，执竿而钓，欣然自乐，往来江海之中，随遇而安。司马迁想象屈原在临死之时的复杂矛盾的内心斗争，于是便设想出一位渔夫，借渔夫之口发问：“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又借屈原之口回答“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样的语言，向我们体察到临死之时，屈原内心中的两个自我的一问一答，一胜一败。想要遁世归隐的瞬间的本能萌芽便被高度自制的坚强意志和香草般洁净的情操所否定。人格的完美便在灵魂的搏斗和自我牺牲中得到净化和升华。这可能是司马迁的一种构想。第二种可能，就是司马迁借战国末期纷乱陆离的各家学说中，慧选其一，即道家学派，借渔夫之言，两相对比，以彰显屈原的在国家危亡，大厦将倾之时的果敢、执着、守正不移与义无反顾。无论是哪一种构想，司马迁都不会让屈原之死平淡的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屈原之死是伟大的，伟大的心灵是令人敬仰的，伟大的毁灭是令人震撼的。史实是冰凉的，如汨罗江的水，汩汩东流，司马迁却在呆板的卷页上，让汨罗江畔秋叶纷飞，让汨罗江水波涛澎湃，让江畔之人遐思至今。太史公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涕想见其人。”因为此文乃是“用情至深”之作。
　　第三：叙评相映
　　司马迁是性情中人，他在写《屈原列传》时，可以说著史而失去平常心，内容已经不仅是史录，而是史录与史识交相错杂。司马迁按捺不住自己，不理会前人的冷静，亦不顾及后人的嘲讽，让自己走向了前台，肆情的赞扬与批判，发表着自己的对历史的心声。在这篇传中，司马迁插入了三篇文论，总共占去整个篇幅的一半。
　　一评《离骚》，二评君王，三评屈原。
　　司马迁评价的《离骚》，300来字的篇幅，整散结合的句式，一气呵成的气势，痛陈《离骚》之创作缘由：“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当忠为奸害，正为邪曲之时，一腔怨愤凝于笔端；当人“上呼苍天”“下呼父母”，困顿倦极之时，《离骚》也是生命中最本真的呼唤。司马迁又何尝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屈原借《离骚》以抒发忧愤，司马迁又借屈原以泄其块垒。前人在评论《屈原列传》时曾指出：“史公与屈子实有同心。”的确如此。《离骚》的思想性：“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可谓高洁，《离骚》的艺术性：“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可谓深奥。推文及人，能创作出《离骚》的屈原，出淤泥而不染，游尘埃而不诟，司马迁盛赞他崇高的道德之美，在天地之间，只有日月的光芒方能与之媲美。推文及人，能创作出《屈原列传》的司马迁，在史学的天空中，又有谁能与之争光。
　　君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将其神化的，把他放在高高的神坛上，罩护着耀眼的光芒，即便是屈原，也是“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望瑶台之堰赛兮,见有娥之佚女”“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奢怒”。“灵修”“瑶台”“美人”以及香草设喻，以诚惶诚恐之心，朝拜着神坛上的君王，委婉的表达着自己竭忠尽智之心和忠而被谤之怨。将满腹的忧愤指向“众女嫉恨”“时俗工巧”“邪曲害公”。可是，司马迁对“人君”的一段评论：“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此不知人之祸也”却已经能够摆脱，等级的隔阂，思想的禁锢，时代的圈囿，站在历史的星空之上，深思这个世俗社会的林林总总的生相，君王，已经走下神坛，站在司马迁的面前，任凭这个史官肆意的毫无遮拦的端详。
　　“人君”，有愚蠢的，智慧的，贤德的和无才的。在历史的交响乐中，司马迁发出了，最强音，不是“君王”，而是作为人的君王，“人君”。踏平阶层，冷眼看人性。才能看到如此真切和分明。“亡国破家”的原因不是“众女嫉恨”“时俗工巧”，而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所谓忠者不忠，贤者不贤。史官写史，是留给当时的影子和后世的凭证，不加任何的感情和观点，是最好的保身之法。历朝历代多少史官不就是这样过来的么，而唯独司马迁让历史记住了历史，同时还记住了他。
　　再说评价屈原。司马迁不需要读者去判断，去思考，去借鉴，因为他已经代替了人们的眼睛与心灵，与其说司马迁去写史，不如说他是在写心。《屈原列传》礼赞之语，比比皆是：“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就是在其怀石投江之前，也以悲壮的自语，“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彰显崇高的道德，完美的人格，至高无上的尊严。
　　当然，不是所有的史书，都可以这样写，唯独司马迁；不是所有的人物都可以这样评，唯独屈原。
　　陈岩，教师，现居山东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