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世界全球化的四个阶段 [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和全球化]

　　二十一世纪将经历在二十世纪末已经展现的世界上各种文化既对立又互补的发展过程的进一步展开。我们将看到下述现象：　　⒈——艺术的、文学的、哲学的……影响范围在全球领域内的扩张；
　　⒉——在生产和创造相互决定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同质化、标准化、特色削弱、失去多样性的趋向，和相反的趋向二者之间的两重性逻辑（dialogique）的关系（即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继续发挥作用；
　　⒊——全球性的民间文化的发展；
　　⒋——巨大的跨国家文化潮流的展开，它们交汇、融合、发生新的综合、产生新的多样性……；
　　⒌——寻根溯源，重生独特性。
　　互联网作为全球性的人工的神经－脑系统的扩展，一种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将加强和扩大现有的趋势，并强化文化生产管理体制的官僚主义、资本主义、集权制和文化产品的新颖性、独特性、创造性的内在要求之间的对立，这意味着生产必须顾及它的对立面——创造。同样地，也将存在文化的标准化进程和文化的个性化进程之间的彼此对立和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这将不仅表现在作品制作的层面，而且表现在文化产品被社会使用的层面上。
　　
　　⒈全球性的扩展
　　世界上广大的文化领域内部曾经存在着彼此隔绝的现象。对于欧洲人来说，“普遍的”文化曾经就是欧洲作品的文化，在文学方面是这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莫里哀、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等），在诗歌和音乐方面也是这样。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一个真正的普遍的领域建立起来了。翻译激增，日本的、拉丁美洲的、非洲的小说以欧洲主要语言出版，欧洲的小说也在亚洲和美洲被出版。西方的音乐在所有的大陆上被演奏，而欧洲也对阿拉伯、印度、中国、日本、拉丁美洲、非洲的东方音乐开放。当然，这个新的世界文化在每个国家内部还是被限定在有限的空间中，但是它的发展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个显著特点，将在二十一世纪继续下去。
　　当西方的思想方式侵入世界的时候，其他文化的思想方式抵抗着，并也开始向西方渗入。西方在十八世纪已经翻译了波斯古经《阿维斯陀》和印度古经《奥义书》，在十九世纪又翻译了中国的孔子和老子的著作，但是直到那时，来自亚洲的思想只是保持为博学者们猎奇的研究对象。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伊斯兰教的哲学和虔诚信仰、印度的神圣经典、中国的“道”论、佛教的冥思才变成西方灵魂的生动的源泉，因为西方人在这时被拖入和闭锁在行动主义、生产本位主义、效率、娱乐的世界中，向往内心的宁静和心身的和谐。这时涌现了一种西方对东方的需要，从而产生了像瑜伽的通俗化和商业化的形式、佛教的启悟等等。
　　
　　⒉文化的标准化及其极限
　　二十世纪电影、大型报刊、然后是广播和电视的问世，引起了文化的工业化和商业化随着下述因素发展：劳动的专业化、产品的标准化、产品的严格计时化、对于效益和利润的追求。但是文化工业不能消除新颖性、特色，那是人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才华的表现。这些东西不仅不能被消除，而且是被根本需要的。即使某部电影被认为是依据了某些标准的套路（如男女私情或美满结局），它也需要有它的个性、它的新颖性、它的独创性。换句话说，生产一部电视连续剧、一部电影并非如同生产一部汽车或一台洗衣机。好莱坞雇佣美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作编剧，可作为一个征象。福克纳可以被视为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作家，因为他在创作时投入自身的激情、狂想、幻觉、顽念。当然，实际上福克纳的天才很少成功地进入好莱坞的影片，但是总有一部分得到了表现。因此，在与文化工业有关的一切现象中，存在着个性的东西、新颖的东西、创造与标准化生产之间的——简言之，创造与生产之间的——永恒的斗争和永恒的互补性。显然，有一些作品是老一套的、标准化的、乏味的，而另有一些作品具有把老框框改造成为新范式（如同源自一些著名神话的范式）的某种东西。像西部片这种题材，既产生了蹩脚货又产生了杰作，形成了有关征服西部地区的题材范式的神奇魅力：那个时代不仅作为一部独特的史诗，而且作为一个建立法制（此前还没有法律）的历史时刻被加以表现，涉及在暴行猖獗的地区引入秩序和正义。取材于日本封建时代的武士影片，表现了在一个没有法制的世界上，孤独的武士为了正义和人民的福祉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因此像美国电影导演约翰·福特（John Ford）和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Kurosawa）之类的大作者完成了包含有各自创造性和独特性的杰作。总之，文化工业是被一个同时限制和推进它的创造性的萌芽的矛盾所驱动的。今天，文学已使得大量生产成为印刷书籍的形式而存在，但是今天文学还是保留着手工业者制作的根基。作品的生产即使运用了电脑，仍然保持着个人创作的特点。但同时，文学随着大型出版社的发展，也愈益遭受工业化和商业化的限制。
　　曾经在一个持续了若干世纪的年代中，作者把他的手稿交付出版者出版，而这当然引起了在清样上做许多校正的必要。法国大作家普鲁斯特（Proust）作品的清样包含如此之多的剪贴，它们展开于每页的侧边、顶部、底部，以致被人们起了个外号——“小纸片（paperolles）”。现在，则需要把一个定稿的电脑软磁盘交给出版者，禁止作者对清样作任何修改，除非作者本人承担代价。但是，一部分文学作品是通过持续的对象化的过程成熟起来的，这个过程使得作家可以超脱由他的“思想母腹”孕育出来的胚胎。通过在愈来愈大的距离上审视作品，使得作者不仅能够对作品作出某些润色（如同一个画家远远端详他的画作时所作的那样），有时还可作出必需的重大修改。想想普鲁斯特的伟大杰作《追忆似水年华》，如果他没有完全打乱他作品的最初文本，该作品还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除了上述限制还要提到字数的限制。出版者不喜欢太短的书，他们也不喜欢部头太大的书，除非他们能预见到后者将是一本畅销书，那时书籍的部头或字数可使书价提高，从而也提高利润。为此存在着大型出版社对所出书籍进行预选的过程。一家每月出版15到20部书的大型出版社，会预选出它认为将引起公众反响的书籍。当出版社助理把书籍送给批评家们阅读以求获得他们的评介时，当然不会说：“您将收到15本都是杰作的书籍。”不，她只是说：“我们请您认真阅读此书，它肯定会让你喜欢。”此外，你们要注意到我说的出版社助理们是女性的，而批评家们大多是男性的，这将附加显然与作品本身内容无关的“魅力”。最后，这种预选措施的最终结果是产生了人们熟知的畅销书化现象。对于书籍如同对于电影，存在着制造畅销品的秘诀：在内容上配上一些流血、强奸、爱情、暴力、激情、屠杀、嫉妒等等的成分，但是配上一些“蛋黄酱”从来不会必然造成一本畅销书；很幸运地是，还存在一部分随机因素的作用。畅销是一个一旦开始就不可抵挡的过程，如同被人们称为正反馈的东西：销量的增长引起一个更大的销量增长，等等。这造成了类似流行病传染的现象，这种现象使得在法国的文学界，某些作品只能被印刷1000册、1500册或2000册，即刚刚达到赢利的门槛，而另一些作品的印量可能高达2,000,000册或更多。一些杂志刊登书籍的hit-parade（流行作品排行榜），如同对摇滚乐歌手的唱片或其他文化工业的产品所做的那样。在相当数量的书店里，书籍根据它们的销售数字被评分，而销售数字依据受到不同杂志影响的公众而变动。最好的评分——表示卖得最好的书籍——迫使你去购买该书，或者至少浏览一下。 　　最后一个限制是书籍在书店中被很快地轮替。出书数量巨大的出版商会把一些书籍预存在书店的仓库里。这些书籍在书店收到它们时，以及由于没有卖光而返还时是不付钱的。如果出版社已经预先选定了它估计会获得成功的书籍，它将在书店里大量寄存这些书，同时付出巨大的努力做广告和向批评家做工作，以促成这些书籍被卖掉。但是所有被这个系统忽略的书籍将坠入深渊。青年作者的书籍、难懂作者的书籍，还不具有他们的fans（年轻崇拜者）的作者的书籍，因为没有得到宣扬，两个月后就会从书店消失。这样一个系统，尽管不利于创新，但也没有消灭后者，因为书籍的出版商同电影的生产商相比，同样地甚至更多地需要新颖性。最后指出，多样性是标准化的最强大的解毒剂，这包括书籍的出版者的多样性、广播和电视中的频道的多样化。
　　
　　⒊全球性的民间艺术的展开
　　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生产、传播了一种世界性的民间艺术，它通过组合来源于不同文化的独特题材而形成，时而回溯不同的源头，时而实行大融合。对于艺术和思想来说，文化的世界化不是起同质化作用的。巨大的跨国潮流可能促进表现民族的独特性。因此，如同在欧洲曾经产生过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历次不同的文化运动，现在在世界上也产生着不同策源地的文学的、绘画的、音乐的新潮流。
　　⒋文化的会合和交融
　　我们不要忘记杂交总是在促进相互交流的同时重新创造多样性的。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在每一个被征服的亚洲城市，都使数百个当地姑娘与他带来的马其顿战士结婚，而他所经过的或创造的城市都成了灿烂的希腊化文明的孕育者，和希腊－佛教交汇艺术的源泉。古罗马的文明也是很早经由杂交而成的，它把整个古希腊的遗产吸收到本身之中。它还在万神庙中融进了很大数量的外国神而在它的疆域内，蛮族人民在变成享有充分权利的罗马人之后还可保留着各自民族的特色。
　　艺术创造靠相互影响和交汇吸取营养。因此今日看起来最具有独创性的艺术流派，如安达卢西亚民间音乐(flamenco)，如同安达卢西亚人(andalou)一样，是阿拉伯人、犹太人、西班牙人相互渗透的产物并经过茨冈人忧伤的天赋的改造。我们可以在安达卢西亚民间音乐中听见和看到双重绝对必要性——保守根源和向外开放——所导致的繁荣和危难。在保守根源方面，首先有过由于某些法国爱好者的aficion（西班牙语：喜好），对已经大大衰退的canto jondo（西班牙语：安达卢西亚民歌）进行研究和追踪；于是，在歌曲汇辑中，古老的记录被重新找到，被遗忘的和没落的表演者重又变成大师，并在尊重传统的氛围中培养了新一代继承遗产的表演家。在向外开放方面，安达卢西亚音乐首先有过在含有塞维利亚（sévillanes）色彩的表现西班牙风情的大杂烩中的变性；然后是在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斯（Albéniz）和德·法拉（De Falla）的乐曲中与其他音乐源流的混融；最后是近年发生的很有意思的与来自他处的音响和节奏的杂交，如在西班牙吉他手和作曲家帕哥·德路西亚（Paco de Lucia）和英国吉他手和作曲家约翰·麦克劳林（John Melaughlin）演奏的爵士乐中、或在“吉普赛国王”（Gipsy Kings）团队最好的摇滚乐演出中所表现出的。另外，爵士乐曾经首先是非洲－美洲的杂合物，是美国新奥尔良市的独特产品，在美国扩散开来后又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嬗变，而新风格的出现并未使以前的风格消失。它变成了一种黑人/白人的、被白种人倾听、伴舞然后伴以表演的音乐，它以各种形式散布于世界。当新奥尔良的老曲调显然在其发源地被遗忘时，它们在巴黎的圣·日尔曼·德普雷（Saint-Germain-des-Prés）区的地下室舞厅和酒吧中复生，然后回到美国，重新在新奥尔良安家。再说，经过rythm and blues（节奏与勃鲁斯曲调）的汇合，摇滚乐在白人世界中出现于美国，然后散布于全世界，后来适应了所有的文明，但每一次都沾染了民族的特征。今天，在北京、广州、东京、巴黎、莫斯科，人们在摇滚乐中跳舞、庆祝、联欢，所有国家的青年人在同一个星球上随着同一个节奏翱翔。摇滚乐在世界上的散布还在各处引起了一些新的杂交的独特品种的产生，如“拉伊”（rai，产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将阿拉伯音乐风格和摇滚乐风格汇合而生的音乐），最后它在rock-fusion（摇滚乐混融）中被再造，成为一种源自全世界的音乐文化汇集在一起形成的韵律的大杂烩。因此，文化交汇有时会产生坏的效果，但更多地是产生好的效果：这并不导致自我丧失，全世界的音乐文化互相滋养。但是我们尚不知道它们是否会生出全球性的孩子。
　　至于同质化，它来自流行的“麦克唐纳化”（macdonalisation），并不是来自会合和杂交。关于任何被多样性创造的杂交的结果，看看美丽的欧亚混血姑娘和美丽的巴西姑娘。因此应该容许人类和文化走向普遍化的和多样性的杂交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是反过来引起多样化的。
　　在人类散居各地的历史阶段，带着诅咒的各种禁忌曾经构成古代文化和独尊的宗教的免疫防御机制，但它们现在变成了在全球纪元进行交流、理解和创新的障碍。最初，混合不同文化类型的人被视为离经叛道者：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的汇集的产物，作为异端分子，都遭到他们所源出的共同体的否定。他们构成了人类相互理解的拓荒阶段的牺牲品和殉难者。
　　
　　⒌寻根溯源
　　与所有上述过程同时存在着的，是作为对于丧失本来特征、丧失正当性的危难的反拨，到处出现了寻根溯源的潮流，这特别显著地表现在音乐界。如同我上面已经谈过的，正是在安达卢西亚民间音乐将要消亡的时刻，年轻的一代依据年老的cantaores（西班牙语：歌手）展示的范例回溯该乐种的根源。而唱片和表演的国际市场也支持了这个回归，引起在世界上安达卢西亚民间音乐的爱好者迅速增多。因此安达卢西亚音乐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寻根溯源和杂交的过程在同时进行，这两个过程表面上是对立的而实际上是互补的。到处，在欧洲（如在克尔特人[celtes]地区、巴斯克[basque]地区）如同在非洲和亚洲，年青的一代努力保留传统的音乐、乐器和歌曲。 　　因此独特的文化在抵抗和自卫。但是我们在此指出：一个丰富的文化应是一个同时自卫和兼容的文化。一个文化应该同时开放和封闭，这与下述观念相反：每种文化本身具有一种完满性。美籍日裔学者丸山孙郎（Maruyama）曾经正确地指出：每种文化都含有某种disfonctionnel（功能缺陷）、misfonctionnel（运转方向不良）、sous-fonctionnel（在低水平上运转）和toxifonctionnel（在运转中产生有害因素）的问题。各种文化本身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同我们每个人本身不是完美无缺的。所有的文化、包括我们自己，都构成一个包含迷信、想象、执着的向往、积累起来的和未经批评考察的知识、愚蠢的错误和深刻的真理的混合物。但是在乍一开始没有把这个混合物分辨清楚的时候，应当注意不要把逾千年的知识都划归为迷信。比如，墨西哥的制备玉米的方式曾被人类学家认为源于对巫术的信仰，直到人们发现这种方式使得人体能够吸收玉米——墨西哥土著长时期唯一的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赖氨酸。从而产生了这个将是二十一世纪的悖论的东西：应该同时保护和开放文化。其实这种态度没有任何革新的东西，因为在任何文化（包括看起来最独特的文化）的源头，都存在着与其他文化的相会、连接、混合、杂交。所有文化都有把初时对它异在的东西吸收到本身中来的可能性，至少在某个限度内。这个限度因文化的生命力而不同，超过这个限度就会使自己被吸收或瓦解。
　　因此，依据一个我们不能消除其内在矛盾的复杂的双重需要（但是这个矛盾能够被超越吗？它不是为文化的生命本身所需要的吗？），我们应该同时保卫各个文化的独特性和促进它们的相互影响；我们需要把保护本来的特征（identité）和传播杂交的或世界性的普遍文化（而后者趋于损坏那些本来特征）联系起来。怎样参与融合而又不自我瓦解？这个难题对于古老的文化（如爱斯基摩人的文化）严正地提出着。我们需要知道让爱斯基摩人利用我们文明的强项——医学、技术、舒适的生活设备，等等，但也知道帮助他们保存他们自己的医学、他们的萨满教（chamanisme）的秘方，他们狩猎的技术诀窍，他们对大自然的知识，等等。将需要像法国人种学家让·马洛里（Jean Malaurie）那样的引渡人，他们丝毫不同于宗教的传教士或非宗教的教化者，后者的到来只是使土著人对自己的信仰和习俗感到羞耻。
　　
　　结论
　　显然，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是与大众传媒网络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各种复制方式（盒式磁带、唱片、光盘、影碟）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分不开的；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将加速和扩大我们提及的所有多样的、协同的和对立的（也就是复杂的）过程。我们不认为书籍以及电影将会消失，很可能会有对这两者的回归，前者在沉思、孤独、复读的私人生活中，后者在处于一个黑暗大厅内部的感情融合中。我们还相信，尽管标准化的过程和赢利的需求在迅速推进，但是它们将被多样化的过程和个性化的需求所平衡。这将关系到走向一个以多样性才华为基础的世界性社会，而不是一个以缺乏才华的同质性为基础的社会。这把我们引至一个本身含有矛盾的双重需要，但是这两重需要只能在矛盾中互相滋养：在到处保护、扩大、培植、发展全球的统一性，又在到处保护、扩大、培植、发展多样性。人类同时是一和多。他的财富存在于文化的多样性中，但是我们能够在作为地球人的共同根本特征的基础上互相交流差异性。而只有通过变成世界公民，共享同一个百花齐放的文化，我们才会真正地成为卫护和尊重文化遗产的人。
　　注：本文原载于法国拉丁文化研究院《参考文献》2002年
　　埃德加·莫兰（1921—）：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高级研究员
　　陈一壮：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贾舒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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