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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故1912_温故

    时间:2019-04-17 03:22: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公元1912年,共和政体终于在中国确立。不过新生的中华民国远没有它的设计者想象得那样美好。  这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孙中山宣誓:“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其实孙中山心里很清楚,他这个临时大总统肯定当不到誓词中说的那天。1月15日,在得到孙中山让位的承诺后,袁世凯开始逼宫,要求清廷退位。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开始在北京大举暗杀清廷要员,袁世凯本人险些丧命。26日宗社党领袖良弼被同盟会成员彭家珍炸死,不愿清帝退位的王公贵族纷纷逃离北京。
      2月11日,清廷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仪,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满清王朝宣告结束。
      清帝逊位后,孙中山谨守承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继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电请袁世凯前来就职。同日,临时参议院派遣蔡元培、宋教仁等为专使,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
      专使抵达北京后,袁世凯一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表示“极愿南行”,一面授意曹锟发动兵变。袁世凯随即借口北京局势混乱拒绝南下。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一天后,尚未解除职务的孙中山正式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宪法未实施前,该约法具有宪法同等效力。
      袁世凯未到南京赴任始终是革命党人的一块心病。为平息各方面议论,8月袁世凯邀孙中山、黄兴、黎元洪进京共商国是。孙中山在北京逗留25天,与袁世凯晤谈13次,讨论迁都、币制改革等问题。逊位的清室也借机宴请了一次孙中山和黄兴。9月25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公布与孙中山等人拟定的中华民国“八大纲领”。
      交出临时大总统职务的革命党人为在参议院中占据多数席位积极筹组新党。8月,同盟会等五个政党正式宣布合并,成立中国国民党。而流亡海外14年的梁启超10月回国,发起成立民主党,冀望实现组阁。
      虽然政局暗流波涌,但初创的民国还是有不少新气象。3月5日,孙中山通令全国官民剪辫,下令十日内全国男子辫发一律剪除净尽,违者依法论处。几天后,孙中山再发通令,要求禁烟禁毒。通令指示,继续吸食鸦片者应被剥夺公民权。6月,袁世凯宣布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民国服制》也在10月公布,对男女礼服及礼帽、礼靴等作出具体规定。
      对中国的边疆而言,这一年无疑是多事之秋。6月,流亡印度两年多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西藏各地随即掀起驱汉暴动。7月,袁世凯电令川滇军队入藏平叛。至9月,迫于英国的压力,袁世凯下令入藏军队停止前进,平叛功亏一篑。11月,俄国与外蒙古库伦当局代表签订协约,规定俄国扶植蒙古自治等事项。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各地纷纷成立“救蒙会”,抵制俄货。
      飞行家厉汝燕这年4月在上海做飞行表演,中国人的航空时代由此开启。中国银行和第一家华资保险公司也都在这年先后成立。
      7月,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全国统一学制制定颁布。蔡元培还力主将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私立大学上海大同学院和武昌中华大学先后创立。出版家陆费逵在这年创办中华书局。
      第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容闳这年4月客死他乡。中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冯如8月死于试飞失事。
      
      
      
      
      1912年5月,孙中山与原配卢慕贞(坐者)等人合影。卢慕贞是在2月携女儿、侄女到南京与孙中山团聚的。她18岁嫁给孙中山,是个传统女性,家乡的人赞她“孝敬贤淑,闻于乡党”。正是她的持家有道,使孙中山能够放手去干革命。但在孙中山为革命奔走的同时,与同样对革命满腔热血的陈粹芬走到一块。据指他还在日本秘密娶了一个老婆大月薰,结婚时大月薰16岁,孙中山38岁。与此同时,他在横滨还与一名少女相恋。他在日本说过,他除了爱革命,还爱女人和书,“千百年来女人都是男人的附属品或者玩物,充其量做个贤内助。然而我认为,她与母亲应该是同义语。当妈妈把身上最富有营养的乳汁喂给了孩子,当妻子将她最真诚的爱献给了丈夫,她们的奉献是那么的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可惜的是,我们好多人都不懂得这种爱,践踏这种爱。”
      孙中山和陈粹芬的关系维持了十多年,直到1912年秋,陈粹芬离开他为止。大月薰则为孙中山生了一女儿,取名富美子。但在女儿出生之前,孙中山因事离开日本,后来就没回去,即使是在他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时候。大月薰把出生不久的富美子交给另一家庭收养后改嫁了两次,后来富美子找到她,大月薰说:“富美的读音就是汉字的文,取名富美子,就是表明你是孙文的女儿。”上世纪80年代这事在日本披露后,曾遭那时将孙中山神化的国民党批判。
      孙中山是在“二次革命”后,在日本认识了宋庆龄,1915年与卢慕贞离婚。这次离婚遭同盟会元老反对,但卢慕贞同意。孙中山这样解释:“我原来的妻子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没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我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中国旧风俗再娶一个侧室。但我所爱的女子(宋庆龄)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宋庆龄)。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办法了。”   在公开的传记中,孙只承认卢和宋这两任妻子。
      1912年的时候,泰坦尼克号被认为是工业制造的一大奇迹,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船舶。船体底部是双层的,分为16个密封舱,人们认为这是一艘上帝也弄不沉的船。然而1912年4月14日午夜,在处女航的第五天,这艘巨轮在纽芬兰的冰海上撞上了一座冰山,三个小时后泰坦尼克号沉没。
      船上2224名乘客中有1513人遇难,幸存者被路过的一艘邮轮救起。这起海难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也促进了许多重大变革。第一届海上生命安全国际会议于1913年召开。100年来,人们对泰坦尼克号的各种讨论从未停止过。2012年,这艘沉没的巨轮再度成为各国媒体的焦点。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一年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0月,巴尔干各国联盟的军队向驻在马其顿的土耳其人发动攻击,一个月之内联盟的军队几乎占领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所有立足点。交战双方在12月开始和谈,但一个月后战事再次全面爆发。到1913年5月战争结束时,奥斯曼帝国只剩下从前规模的一部分,大多数巴尔干联盟国家的愿望得到满足。
      流放奥地利的列宁这年指导俄国国内的同志出版了一份日报,他给报纸取名《真理报》。但当第一份《真理报》送到列宁手上时,他发现这不是他所期望的纯粹宣传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报纸,党内的分歧被拿来公开进行讨论。经过两年的努力,列宁终于让《真理报》达到了他的要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份报纸成为了宣传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喉舌。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真理报》才不再是苏共中央的机关报。
      在回到故乡南非前,皮·塞米从哥伦比亚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取得了学位。他原打算在南非进行法律实践并重建祖鲁国。但在约翰内斯堡他发现自己不能随便上街,要出门的话必须随身携带12份官方通行证,晚上9点以后只能待在家里,而且他也没有投票权。愤怒的塞米组织了一个会议,以联合所有的南非黑人派别。这年1月,在塞米的指导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这个组织后来以非国大的名字为人熟知。
      28岁的波兰天才芬克这年发表了他那石破天惊的论文《营养不良的病理》,芬克将人们营养中缺乏的物质称为维生素,并推断维生素有四种,即后来确定的维生素B1、B2、C和D。芬克认为所有的营养不良病症都可以通过品种齐全的食谱得到预防,他的话改变了全世界的饮食习惯。
      英国人这一年为找到了自己的祖先开心不已。一位业余地理学爱好者道森宣称他在英格兰辟尔唐镇发现了人类头骨和可能是原始人的颚骨。由于在自身考古史方面的欠缺,英国时常受到法国人的讥笑。专家们立即宣布道森发现的原始人为30万至100万年前的人类。40年后,放射性碳试验证明道森的发现其实是个丑闻,那个颚骨是500年前的大猩猩的颚骨。
      在这一年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获得十项全能冠军后,吉姆·索普成为了美国英雄。但半年后,索普的业余运动员资格遭到质疑,国际奥委会收回了索普的奖牌。这是奥运史上最大的冤案,直到1982年,国际奥委会才给索普平反,将奖牌还给他的后人。
      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罗马尼亚剧作家尤内斯库和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这一年出生。而英国探险家斯科特和他的探险队在到达南极点后,再也没能返回大本营。
      
      1912年11月,护士抱着刚出生的婴儿,他正在呼呼大睡着,护士完全被他吸引了,这样看着他很久。六个多月前,小孩的父母吕西安和怀孕的艾萝依度完蜜月,正乘坐泰坦尼克号回家。泰坦尼克号沉入大洋时,吕西安没能生还,艾萝依为小孩取名吕西安。她后来又经历了三次婚姻。艾萝依关于这次沉船事件的回忆,出现在很多相关纪录片中,也有一些虚构电影描述了她。
      据她回忆,当时在头等舱的吸烟室里,24岁的吕西安正在与三个法国人打桥牌。他与18岁的艾萝依的结婚仪式不久前在美国亨廷顿市轰动一时。他来自一个富裕家庭,在宾夕法尼亚州拥有煤田。而艾萝依则出生于亨廷顿的一个政治家族,从小时候记事起就已经是西奥多·罗斯福家里的常客。灾难发生前,她因为不舒服躺在床上,一枚吕西安在巴黎买给她的戒指放在床头柜上。同时,吸烟室里打桥牌的人越来越多,为了驱散北大西洋夜晚彻骨的寒冷,他们不断喝着威士忌或者热柠檬。突然响起了刺耳的声音。他们冲到外面,有人大叫船撞上了冰山。艾萝依被惊醒。吕西安走进来若无其事地告诉她发生的事,说没什么要紧,不过是晚一天回到纽约,并告诉她船长让所有的妇女到甲板上集合。艾萝依慢吞吞地穿上羊毛裙子,两件外衣,高跟鞋,针织风帽。到了甲板上,艾萝依又想起忘了带些珠宝。但是吕西安不让她回去,后来做了让步,但只是回去取那枚戒指。
      刚开始人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处境,有的还在开着玩笑。第一艘救生艇放下时,据艾萝依的说法是,现场“没有骚乱,没有恐慌。”与此同时,白色的求救烟火信号在天空炸开。玩笑和嬉闹结束了。悲伤的分手时刻到了。船长拿着扩音器:“妇女和儿童优先。”吕西安回到艾萝依身边说:“我从没有要求你服从,但这次你必须听话。”并安慰她,船上的每个人都会得救的。当艾萝依上了救生艇时,吕西安还叮嘱她把手放口袋里,以免挨冻。那时距离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1小时20分钟。当泰坦尼克号渐渐沉没时,艾萝依意识到丈夫用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让她上救生艇,但她仍抱着看到吕西安的希望。
      “妇女和儿童优先”,泰坦尼克号执行了这条逃生命令,挽救了乘客中69%的妇女儿童,表明了文明的规则依然有效,但同时在这数据的背后也藏着残酷的事实。“我们发现,三等舱中的乘客只有26%生还,与此相应的是,二等舱乘客的生还率是44%,头等舱是60%。头等舱男乘客的生还率比三等舱中儿童的生还率还稍高一点。”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写道,“在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规范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妇女和儿童优先。’”当时,泰坦尼克号和其他客船一样,将救生艇安排在了头等舱和二等舱的附近,撞上冰山后,三等舱的乘客被挤在数层甲板之下。   1912年的一天,新任德国驻伦敦大使、亲王卡尔·马克斯·里希诺夫斯基(Karl Max Lichnowsky)携妻子、作家梅希蒂尔德走回大使馆。
      里希诺夫斯基曾担任驻奥匈帝国的大使,但与当时德国外交部部长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坦有过几次冲突后,被强迫退休,直到1912年重新被任用,派往伦敦。一般认为他是亲英派——他像英国人那样生活,甚至娶了英国女人梅希蒂尔德。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他反对德国介入,在一封发给外交部的电报中,他宣称德国在一场欧洲大战中不会取胜。但这封电报并没有被递交给德皇威廉。后来他又转述了英王乔治五世为避免欧洲大战拟举行会议的提议。他发给德国外交部的最后一封电报写道,“如果战争爆发,世界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但这封电报再次被忽视。难怪后来有史学家戏称“一战”是德国外交部挑起的。英国宣战后,里希诺夫斯基返回德国,英国人为他隆重送行。1916年,他出版小册子,指责德国政府在他就避免战争所做的工作中,未能给予支持。
      里希诺夫斯基死后,梅希蒂尔德移居法国,在那里她遇见了年轻时的恋人佩多,她曾迫于家庭的压力放弃那段感情,但这次什么也不能阻止她嫁给佩多了。
      
      
      
      (左页图)别看未满20岁的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这样看镜头有些傻乎乎,甚至幼稚,此时的她已经开始参与女权主义运动,走上街头抗议,为《自由女性》工作。“丽贝卡·韦斯特”这个名字正是她取自易卜生笔下一个深具叛逆精神的女主人公,那时她还是演员,但也显露了写作的天分,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文学形式,“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能写出更纷繁睿智的散文,或能更明智地洞察复杂的人性及世界。”《纽约客》这样评价她。萧伯纳认为在“智慧而犀利”方面自己不如她。H·G·威尔斯因为写了一部名为《婚姻》的小说被她骂得狗血淋头,但还是佩服她,请她吃饭——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并且坠入情网,那是1913年,威尔斯是个已婚人士。他们的感情维持了十年,生了儿子安东尼。可威尔斯不是她唯一的情人,她坦承卓别林,以及一个报业巨头都是她的相好。
      丽贝卡与安东尼的母子关系并不融洽。主要原因是安东尼在半自传的小说中写到一个私生子与未婚双亲的关系,让丽贝卡不悦。她认为安东尼是在说她不是好母亲,比如她为了发展美国事业,将他丢在了英国。尤其激怒丽贝卡的是她认为安东尼一味指责她,而对他的父亲威尔斯的过失——在安东尼的青少年时期,威尔斯都是缺席的——却只字不提。但事实上,安东尼崇拜他父亲。受伤的丽贝卡遂与安东尼断绝关系,成功压制了安东尼那部小说在英国的出版。
      丽贝卡身为英国人,但喜欢美国,经常跑去美国举行演讲,认识朋友,甚至卷入那里的政治运动。对美国的好感,也在上世纪40年代获得了回报:1947年的《时代》称她为“无可争论的世界第一女作家”,紧接着杜鲁门又夸她是“世上最好的记者”,而在英国,她也是荣誉缠身,被授予二等爵士、高级女勋爵士等。她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晚年还保持着活跃的社交生活,从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到好莱坞演员沃伦·比蒂都是她的朋友。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抱着一只猫,笑眯眯地看着摄影师。虽然作为维也纳分离派的创始人,他在维也纳闻名遐迩,却避开咖啡馆和社交圈,过着随性、近乎隐居的生活,常常穿着长外袍、凉鞋,像个农夫似的。
      他不介意别人给他拍照,但本人却不喜欢绘自画像。“我从来没画过自画像。我对把自己当做绘画主题,比画其他人更缺乏兴趣,而女人优先重要……我没什么特别的。”他说,“我是一个日复一日、夜以继日地画着的画家……任何想更了解我的人,应该谨慎地看看我的画。”
      性爱和裸体女人是克里姆特绘画的主题,这种大胆的画风曾引起轩然大波。但他满不在乎:“我要走自己的路,我要自由,我否定一切!”很多女性支持他,向他示爱,请他为自己作画。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克里姆特一向对自己的风流韵事保护得很好——他至少有14个私生子。克里姆特死于六年后,在这晚年的生活里,他倾向于将性与情感相分离,同时热衷于收藏东方艺术品,事实上他的作品兼具象征主义与东方艺术风格。
      
      19岁的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站在友人身后,俊气,雄心壮志。严肃的目光盯着镜头,关于当时俄国的现实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似的,难免让人想起他后来的那首名作《穿裤子的云》:“我的灵魂没有一丝白发/也没有老头儿的温情和想入非非/我声如炸雷,震撼世界/我来了——挺拔而俊美/二十二岁。”在拍这幅照片之前,他已经开始参加地下活动,被捕过,是不折不扣的“革命的诗人”。关于文学,他亦有很多革新性观念。1912年底,他出版了俄国未来派的首本诗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紧接着发表第一部戏剧,亲自担任主演,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舞台不是普通的镜子,而是放大镜。”他说。
      他身材高大笨重,但跳起马祖卡舞却很轻盈。他的性格让人琢磨不透,会突然忧郁起来,但转眼又莫名地兴奋,当着情人的面朗诵即兴创作的诗歌。
      他的思想经历了从右翼到左翼的转变过程,十月革命后,他更是经常对群众发表演说,进行革命宣传。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广泛地被群众了解、接受,寻找与革命更融洽的接触点,“今天要把生活重新改造,直到衣襟上的最后一颗纽扣。”然而革命本身的矛盾、复杂的进程与他的理想主义产生了裂痕,他看到了新政权对人性的扼杀,由此发出了批判的声音。他虽然努力而勇敢地投身革命,但作品中也还带有未来派的风格。或许这些构成了他或者他那一代诗人的悲剧。“他并不是个和谐的天才。不过,在十年剧变之时,在两个时代还未愈合的伤疤处,艺术的和谐又从何而来呢?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高峰往往与低谷交替出现,天才的张扬又往往是与陈旧的诗行、甚至是大喊大叫的粗野联系在一起的。”托洛茨基说,“马雅可夫斯基并没有与革命彻底地融为一体,因为在革命的准备时期他还没有站到革命一边。如果在一个大的范围里考察这个问题,那么,马雅可夫斯基就不仅是‘歌手’,而且也是交替时代的牺牲品。这个时代虽然以过去无可比拟的力量造就了新文化的成分,但对献身革命的个别诗人或整整一代诗人的和谐发展来说,它就显得过于缓慢和充满矛盾了。”   马雅可夫斯基发现政府的官僚主义正在枪杀革命,因此写了讽刺诗。他也不想加入官方的文学阵营,最后迫于压力加入全苏无产阶级诗人同盟“瓦普”,但受到排斥。不久就自杀了,官方发表声明诗人的自杀“与诗人的文学和社会活动没有任何联系”,对此,托洛茨基愤怒地说:“这是不真实、不该有,也是不明智的解释!”
      茨维塔耶娃曾说:“全部的苏联诗歌——都将赌注押在未来。只有一个马雅可夫斯基,这个自我良心的苦行僧,这个当今政治的受虐者,爱上了现今的时日:即在自身战胜了诗人。”她还写有《致马雅可夫斯基》:“比十字架和烟囱更高/在火焰与烟雾中受洗/脚步沉重的六翼天使——/永远出色,弗拉基米尔!”
      
      
      
      
      
      (左页图)一个赤裸的妓女在墙上画一只蝴蝶。那可能是她对自身的一种含蓄的看法。她是厄尼斯特·詹姆斯·贝洛克(E.J.Bellocq)拍摄的许多妓女中的一个。在这些照片里,有的裸体,有的穿着衣服,既有真实的描画,也有角色的扮演。但不管是哪种类型,被摄者与摄影师的亲密关系,在那个年代都很少见。所以,后来有摄影师购得这些照片的底片时,为之震动。它们是在贝洛克死后从沙发底下发现的,而那时摄影师的大部分其他作品都被毁掉了。但是发现的底片上,被摄者的脸被刮去了。人们推测这可能是贝洛克当神父的哥哥或是其他人所为。但贝洛克本人的可能性也不小——在一些照片中,被摄者已然戴着面具。
      贝洛克来自新奥尔良的一个富裕家庭,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商业摄影师,拍摄船只和机械,业余时间将镜头对准当地生活隐蔽的一面,比如红灯区斯特瑞维尔的妓女和唐人街鸦片馆的瘾君子,让人想起他年轻时过的花花公子的生活。当然这些照片只有几个朋友知道,除了摄影,他似乎对什么事都缺乏兴趣。他独特的人生经历被一些电影和文学作品演绎过。
      
      与母亲及两个妹妹的快乐表情相比,4岁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在这张照片中显得过于严肃了。难道这位将在未来提出“决定性瞬间”的摄影师,对此时拍摄者提出的摆拍要求不以为然?布列松的风格是反造型的,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强调从直觉出发,瞬间抓取。
      布列松的父亲拥有纺织工厂,“卡蒂埃-布列松棉线”在法国很有名,而母亲的家庭则是诺曼底的地主、棉花商。布列松的童年大部分就是在诺曼底度过的,他的父母按照法国传统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培育他,也希望他子承父业。可他志不在此,很小的时候他就拥有勃朗尼盒式相机,后来又尝试着使用3×4英寸相机。他那画画的叔叔倒是有意发掘布列松的艺术天赋,“从5岁那年,1913年圣诞假期,我‘精神之父’——我的叔叔引领我进入他的工作室,绘画成了我终生的爱好。在那里,周围都环绕着绘画的气息,我对绘画上了瘾。”他后来回忆说。但他的这位叔叔死于“一战”,迫使布列松不得不结束了他的绘画之旅。直到晚年,他才基本上丢掉相机,沉浸于绘画之中。
      
      阿丝塔·尼尔森(Asta Nielsen)小心翼翼走在炮筒上。这是她在一部电影里的场景。
      她为电影而生,尽管她也试图在戏剧舞台上演出,但舞台形式遮蔽了她那表情丰富的脸、深色的大眼睛,以及可以说是简洁的、自然的表演风格。这种表演恰恰契合了她常常饰演的天真少女,该角色总是受到诱惑,最后演变成一场悲剧。
      尽管电影的舞台更加广阔,但在丹麦,她却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于是在1911年跑到德国,不久后成为片酬最高的女演员,称得上是第一个国际影星。“当我看到阿丝塔·尼尔森的第一部电影时,我意识到短片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个女人是一流的电影艺术家。我立即预感阿丝塔·尼尔森会获国际成功的。”当时的德国制片人保罗·戴维逊说,“在滕珀尔霍夫,我为她建立了摄影棚,并成立一个大剧组。花多少钱都无所谓。我用到了手边能够用到的手段,也想出了新的手段,这都是为了将阿丝塔·尼尔森的电影带给世界。”
      “一战”的爆发也无法阻止人们对阿丝塔的喜爱,她仍然受欢迎。直到有声电影出现,她才从银幕转到舞台上,纳粹上台时她返回丹麦,撰写文章讨论艺术和政治,并出版回忆录。
      “‘阿丝塔·尼尔森’意味着说出感情,看到痛苦,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威廉·布莱克的病玫瑰之间找到路线的能力。”一个评论家写道。
      
      
      阿妮塔是个侏儒,十分可爱,靠表演谋生。摄影师为了说明她有多高,让她站在了一个中等身高的男人旁边。
      
      为拍摄照片,小女孩精心准备了很久,连一双小皮靴都擦得锃亮。但在这个富足的家庭里,她的孤单还是忍不住泄露了出来:墙上挂的画不能与她聊天,右边柜子照片里的女人则看向了远方,身后的钢琴放得很高,她轻易也不能叩响……空荡的房间,寂静如此广袤。看来只有布娃娃能够与她四目相接,互递心里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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