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闺怨”彭书跃]闺怨
时间：2019-02-10 03:23: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闺怨”作为中国古诗里的一种传统题材,其源当可追溯至《诗经》,其中以王昌龄的《闺怨》最为有名。这种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题材却进入古米廖夫的诗中。本文分析了古米廖夫《中国小姐》诗中对“闺怨”主题的误读。
关键词: 闺怨古米廖夫《中国小姐》误读
“闺怨”作为中国古诗里的一种传统题材,其源当可追溯至《诗经》,其中以王昌龄《闺怨》最为有名。这种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题材却进入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杰出诗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的诗中。作为现代主义诗歌流派阿克梅派代表人物,古米廖夫如何来解读这种来自异域文化中的题材,两种文化又会在他的诗歌中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笔者以王昌龄的《闺怨》为比照,从古米廖夫的《中国小姐》这首诗歌中诗人的“误读”谈起。
一、《中国小姐》写作背景探讨
对于《中国小姐》写作背景的探讨其实就是弄清楚诗人为何要写这样一篇诗歌,这可从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及其创作实践来分析。古米廖夫的创作理论集中体现在《象征主义遗产和阿克梅主义》一文中,在这篇宣言性质的文章里诗人宣称要以阿克梅主义取代象征主义,要革新传统的美学和俄国象征派诗学,方法则包括“寻求一切诗艺手段间的充分协调,建立一个更自由、更有力度诗律体系”。这种为革新诗歌而进行的“寻求一切诗艺手段间的充分协调”的主张使得诗人在诗歌的实践中敢于创新,而这种创新中自然就包括引入异域文化中的全新题材。通过对异域文化题材的借鉴来达到文学革新的目的,“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这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讲是很常见的,也是很好理解的。
古米廖夫对异域文化是十分向往的,这可能与其性好猎奇、冒险有关。正如刘文飞先生所说:“古米廖夫曾将自己诗的灵感称为‘远游的缪斯’,他一生不安分的游历,为他的诗歌提供了大量新鲜、神奇的素材。非洲的沙漠,北欧的雪景,罗马的名胜古迹,东方的宫廷秘史,纷纷成了古米廖夫诗作的对象式主题。值得一提的是,不懂汉语,也没有到过中国的古米廖夫与中国也有过诗的联系,他曾用法文转译过一本中国诗集,其中收有李白、杜甫的诗10余首,这部诗集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他还写过几首中国题材的诗,如《珍珠集》中的《中国行》、《箭囊集》中的《中国姑娘》等。可以说,古米廖夫的多数诗作,都是以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为灵感源泉的。”[1]可见在古米廖夫的异域题材诗歌中,大部分是猎奇、冒险的实际经历,而诗人有关中国的诗歌却只是他的阅读、想象的结果。古米廖夫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进行这种跨文化的阅读、想象,那么其中必然会充满文学的“误读”,这种“误读”中就包括《中国小姐》。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古米廖夫在阅读、翻译中国古代诗歌时涉及了“闺怨”这一题材,但具体阅读的是哪一首却是无从考证的。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笔者以“闺怨”这一题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即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闺怨》为对象。
二、误读的具体表现
“误读”一词的英文是“misread”,《牛津字典》解释:“read or interpret ( text,a situation,etc.)wrongly.”(错误地阅读或阐释文本或某一情境等。)当然这是“误读”的本意。但笔者要讨论的却是另一层意义,即里贝尔・埃斯卡皮尔所指出的:“因为他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它第二次生命。”[2]这是一种“创造性背离”的误读,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误读”。在这种“误读”中更多地体现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文学审美差异,进而产生出一种奇特的文学审美效果。那么古米廖夫的《中国小姐》“误读”了哪些东西呢?下面笔者就从诗歌的景物描写、情感描写、意境的建构三个角度来分析。
(一) 景物的误读
王昌龄的《闺怨》中景物的描写是占了很重要的部分。“春日凝状上高楼”“忽见陌头杨柳”,两句是诗中具体的景物描写,有“春日”、“楼阁”、“陌头”、“杨柳”这样一组极为典型的中国诗歌中的意象,其中“杨柳”由于历代诗歌中的沿用更是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意象,这个意象之中包含离别、相思与恋恋不舍等人物的情感,是无可替代的。而身处西方文化之中的古米廖夫是很难了解《闺怨》诗中的意象的,当然更难理解这组景物所构成的意象之后的象征意义。那么《中国姑娘》又是如何来描写景物的呢? “河心的凉亭”、“鸟笼里的黄莺”、“婆娑的树叶”、“滑行的轻舟”、“瓷玫瑰”、“金色的小鸟”,以上就是诗人为我们描写的“中国姑娘”周围的景物。这里他为我们描绘出了这样一个场景:姑娘被困在了家庭里,过着闲适但是却百无聊赖的生活,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宁娜。比较而言,王昌龄诗歌中的少妇要快乐、单纯得多,也许正是如此才会“不知愁”。以喜景衬忧伤之情,这是王昌龄《闺怨》最受称道之处,而古米廖夫却用了写实的笔调,不断渲染着“中国姑娘”的“困境”。
(二)人物的误读
从两位诗人对景物的描写上,我们能看出诗歌所传达的人物的情感是有差异的。王昌龄诗歌中的人物情感是有层次感的,这种层次感体现在情感的前后转变上。从开始“不知愁”到“凝状上高楼”都可以看出,诗中的女子是抱了一份愉快的心情来欣赏美好的春光的,但“陌头杨柳色”却坏了她原本的好心情,勾起了她的情思,想到了远离在外的夫婿,自然而然地“悔”了起来,这里的“悔”自然是出自于对夫婿的爱恋。而古米廖夫诗中的“中国姑娘”的情感首先是描写上缺少了王昌龄诗中的层次感。“鸟笼里面饲养着黄莺”,“有时我也在观赏:枝叶怎样婆娑,轻舟怎样滑行”,“在绢帕上我写下诗章,心平气和地诉说自己的爱情和忧伤”。从头至尾,诗人都在渲染着姑娘的忧伤。再则这份忧伤是出自对未婚夫的爱恋吗?“我的未婚夫愈加使人迷恋;尽管他秃顶和疲累,可不久前他在广东,考试门门及格”,“尽管”一词使得“中国姑娘”的“迷恋”看起来有点言不由衷。衰老、迂腐的未婚夫形象不免让读者觉得“中国姑娘”的忧伤似乎另有原因。
人物的误读还体现在了诗人对人物的理解上。这个人当然是指两首诗歌中被思念的对象:丈夫或是情人。首先,《闺怨》诗中“凝装”少妇的夫婿会是什么人呢?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诗歌中没有直接点出夫婿的身份,更加没有丈夫的形象描写,但我们可以看看其它类似的中国古诗中“夫婿”的形象: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皙,��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3]
这里这的是《陌上桑》中女子――罗敷的丈夫,从十五岁到四十岁这应该就是《闺怨》中“觅封侯”的“夫婿”的人生的写照。就形象而言自然也是差不多的:白皙、美髯,风度翩翩并且更加年轻。而古米廖夫的“中国姑娘”的未婚夫却是以一副不堪的形象出现的:“尽管他秃顶和疲累,可不久前他在广东,考试门门及格。”这个辩白想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安娜・卡列宁娜》中安娜为他的丈夫卡列宁所做的辩白:“‘他毕竟是一个好人:忠实,善良,而且在自己的事业方面非常卓越,’安娜在返回她的房间去的时候这样对自己说,仿佛是在一个攻击他、说绝不可能有人爱上他的人面前为他辩护一样。‘可是他的耳朵怎么那么奇怪地支出来呢?也许是他把头发剪得太短了吧?’”与安娜・卡列宁娜一样,诗中的“中国小姐”也在内心中为自己的“未婚夫”辩白。但是,两个辩白都是苍白无力的,两个丈夫都是衰老的、迂腐的、毫无生气的。被思念的男子的形象的差距表现了古米廖夫对中国“闺怨”题材类诗词中的男女婚恋关系的“俄罗斯化”,一种对中国古代婚恋文化的误读。
参考文献:
[1]罗贝尔・埃斯卡尔皮著.符锦勇译.文学社会[M].北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刘文飞.二十世纪俄语史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3]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