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店可以买到的镇定药_日本国民震后何以如此镇定
时间：2019-01-24 03:23: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并引发海啸等一列次生灾害，在如此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日本人表现出的镇定令人敬畏，引人深思。日本国民何以能如此镇定，本文试图从现实及历史中找寻答案。
关键词：日本大地震；防震意识；罪感意识
中图分类号：P31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226-02
日本是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国，但却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大国。2011年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一场里氏9.0级强烈地震袭击日本东北部，并引发了高达24米的海啸、核泄露及东北部沿海部分列岛沉没等次生灾害。此次地震是1900年以来全球第四强震，也是日本自1923年官方测定地震震级以来，该国震级最高的一次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给日本带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一时难以估算。此次大地震将日本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聚光灯下，顿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日本民众并未浪费这一机会，面对巨大灾难，临危不惧亦不乱，处之泰然，沉着应对灾难同时仍然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集体向世人上演了一出国家形象大片，令人赞叹，令人佩服。那么，究竟是什么可以让日本人“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呢？
一、防震意识
日本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多受地震的折磨。基于这一不可更改的现实，日本政府会组织以各种形式进行的防震训练，以提高民众的防震意识，增强民众的防震逃生技能，减少地震带来的损失。
首先，政府方面。“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设立了以首相菅直人为本部长的紧急灾害对策本部，各政府机构负责人均在办公地点待命，政府上下全力开展救灾活动。政府官员方面，在日本，无论政权怎么更迭，政府领导人及官员都必须接受防灾和危机管理培训，以便具备指挥政府及民众救灾的能力。组织机构方面，日本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充足的经费预算应对自然灾害。日本政府在各地区都设有不同规模的防灾中心，以在发生灾害或有可能发生灾害时进行指挥救灾或监测、预防灾害。以东京都防灾中心为例，该中心由五个主要部分组成，分别是灾害对策部、指令信息室、通信室、夜间防灾联络室和屋顶直升机停机坪。灾害对策部负责灾害应急响应、制定救灾计划及指令发布等；指令信息室负责传达指令、制定应急措施；通信室负责该中心内部及其与外部的联系；夜间防灾联络室，顾名思义是用于夜间应急工作；屋顶直升机停机坪是灾害发生后直升机执行移动和搬运工作时启用的。各部门各司其职，紧张但有序。此外，在日本，学校、电视台及防灾中心相对于其他建筑更为安全，因为政府对这些机构的建筑的抗震性能要求更高也更为严格，其中防灾中心的建筑尤甚，具有超强的抗震能力。在灾难发生时，保证了这三个机构不受损害或是能正常工作，就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救灾行动有序进行。而且，政府建立了完善的通讯网及专门的防灾无线网，以保证各部门在灾害发生时仍通信顺畅。日本自然灾害频发，这些组织机构在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制订了多套应急方案，以备不时之需。除此之外，在日本，几乎每个小区都有避难所，避难所中备有充足的饮水、食品、住宿房间及生活用品等。这些组织机构及避难所的设立不仅为民众提供了身体上避难的场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民众心理上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会使民众对政府产生很强的依赖感及信任感。民众的这种情感，不仅可以减少因民众自身心理上的恐慌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且有利于在灾难发生时政府组织机构指挥救灾行动。
其次，民众方面。据媒体报道日本在这次地震发生后，进行的人员撤离和避难是很有序的，并没有出现混乱的书局面，人们排队等公交车，虽然排队人数纵多，但却没有发生拥挤、加塞儿等情况。面对地震，日本人表现淡定，在其他国家人民惊恐于这次地震时，日本本地人已经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方面，日本地处地震带上，“根据美国地质观测中心的统计，规模8.0级以上的地震历来平均一年发生一次。”[1]平日里低级的地震对日本人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为纪念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日本将9月1日定为全国防震日，在这一天，全国都会统一进行防震教育和演习。除此日之外，其它时间也会有机构统一组织进行防震教育和演习。民众通过平时参加的防灾及逃生的教育和训练，对防灾的手册的学习，以及专门的防灾馆和地震模拟室的训练，不仅积累和掌握了防震逃生方面的知识储备及技能，而且也提高了防震意识。在日本，几乎每家都有一个“防震袋”，袋里不仅有避难的工具，如手电筒、安全帽等，还有大约3~6天的食物。从小小的“防震袋”就可以看出日本人面对地震是有着怎样的充分准备。
二、罪感意识
日本在大地震发生后，秩序井然，国民仍保持良好素质及形象，比如，在避难所避难三小时地上没有纸屑，下班后大家都会非常有秩序的排队等公交车等。这些都是一些小事情，但也正是这些小事情引发了人们对日本国民素质的思考，何以做到这些，其背后是什么意识使他们能够做到这样临危不乱呢。
1944年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当时作为对日占领时期政府制定政策的内参一经出版，便引起对日本研究领域学者的高度关注。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耻感文化”，并认为“日本人正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多种善行标志，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不对劲偶然性的失误，都是羞耻。”[2]这点我是认同的。持有“耻感文化”的日本人，非常在意别人的目光与评价，认为如果给别人带来麻烦也是可耻的。但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日本人缺失罪感意识，实不感苟同。笔者认为，日本的耻文化与罪感意识并非相左的两种意识文化，耻文化是罪感意识的表象，罪感意识是耻文化的内核。
在日本，罪感意识不仅存在，而且历史悠久。平安时期，日本政府曾颁布了一项法令――《延喜式》，在该法令卷八《祝词》中，将罪分为“天罪”和“国罪”两大类。“天罪”指破坏田畦、破坏灌溉沟渠、重复播种妨碍作物生长、霸占他人田地、虚抬物价、乱扔脏物等行为。“国罪”不同于现在的“罪”的观念，不仅杀生、人身伤害、近亲相奸等残酷的伤害行为，还包括自然灾害、生病、诅咒等。日本将自然灾害、生病等也列入“国罪”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但在日本，人们认为天变地异是因人的冒犯所引起，人们生病体内藏有污秽之物也会引起天变地异，故将天灾也列入“国罪”。换言之，“所谓天罪，是妨碍农业之罪。所谓国罪，是使人不安之罪。”[3]另外，《皇太神宫仪式账》中还将国罪追加了两项――河中溺死及烧死。从这些法令中，尤其是将自然灾害列入“国罪”，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罪感意识是非常强的，甚至可以说根深蒂固。自然灾害本是自然现象，但日本人都会将其认为是因为自身做的不对，冒犯了自然而引起的，并专门立法以防止或减少这种现象发生。这种罪感意识感怕是世界上其他哪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日本不仅持有强烈的罪感意识，而且将其法制化，这就使得这种意识对日本民族性格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可以说，日本对“罪”的惩罚是来自内心的心理上的惩罚。这种心理上的惩罚比法律惩罚更为有效，时间久了，潜移默化中就会上长升为道德层面。如果大部分人都认识到一点，并且来约束自己不良行为，久而久之，便会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形成一种道德风尚或是道德习惯。发展至今天，也就是我们所看到了日本人的一种民族性格。
结束语：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人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镇定，这种镇定背后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及历史原因的。现实中防震设施的完善、防震意识的强化、防震逃生的训练等，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安抚民心，此外，历史上的罪感意识，使民众有极强的自我约束能力，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如今这样素质的国民，虽有些意外，但也是情理之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也非一日之功。日本这个沉默的民族，在大地震发生后，用行动成功的宣传了日本公民形象。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参考文献：
[1]http://www.省略/2003/09/26/218-1519098.htm.
[2]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P155
[3]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P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