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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浪漫派对克里斯塔.沃尔夫文学观的影响] 克里斯塔沃尔夫

    时间:2019-01-08 03:24: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克里斯塔・沃尔夫是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文学观点和创作受到德国浪漫派的巨大影响。本文试从沃尔夫的思想立场、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三个方面论述她对浪漫派的接受,说明这种接受促进了沃尔夫的文学观发展和文学创作的进步,由此沃尔夫在浪漫派在前民主德国的重新评价与复兴大潮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克里斯塔・沃尔夫 文学观 浪漫派
      
      一、引言
      克里斯塔・沃尔夫是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作为一位持人本主义观点、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她一直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工业文明的危机等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思考良多,思考结果在基本立场、个人感情和写作主张上和浪漫派都很接近。所以她很自然地成为重新评价浪漫派大军的一员,在理论和文学创作两方面都为浪漫派在前民主德国的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思想立场――对现代文明的怀疑
      要讨论沃尔夫的文学观,就不得不先介绍这位女作家的生平。沃尔夫的童年在法西斯时期度过,青年时代又赶上社会主义建设,所以站在两个时代的交口,她有意识地整理她在纳粹时期的童年,这成为她最初写作的原动力(如小说《童年模式》)。整理记忆本来就是一个梳理经历、寻找自我的过程,这便是她提倡写作要“回归本心”(Zu-Sich-Selbst-Kommen)[1]的深层次心理原因。浪漫派回归内心、向内看的写作要求与沃尔夫的需要相吻合。
      同时,沃尔夫的“回归本心”在更宏观的意义上指的是人类本身,指的是人要寻找自身的完整性。她在表述自己为何写作时说:“在我的写作中,当然流有恐惧和悲伤,恐惧着在工业社会中力量被分为有用和无用,以及人类抛弃无用的需要和愿望去追求有用之物,悲伤着着分离和截断的后果。今天艺术也许是唯一的号角,同时也是观望人类完整本性的唯一试验场。对于我来说,写作更是一种自我尝试。”[1]沃尔夫呼吁的,是重新寻找、塑造人的完整性,而这一完整性,必先建立在对理性、科学、技术、工业等文明进程里程碑的反思上面。这和浪漫派对工业化的恐惧和崇尚非理性的态度一致。启蒙开启了现代文明进程,所以由浪漫派观点反思启蒙问题自然成为沃尔夫思考的中心。
      沃尔夫相信,要改变曾经的文明进程里程碑开始束缚人类的现实趋势,要实现人的自由,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完成。她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如果它还有意义而且把自己当回事的话――必须帮助让我们自己创造的器械和工具的使用人性化。但这就是说,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允许技术和经济沦为自身目的而最终毁灭。我坚信,这一未来的任务只能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得到解决。”[1]
      沃尔夫深怀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认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解放。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和社会主义之相同之处就在于:帮助人们实现自我。文学任务就是:唤醒僵死的心灵,激发起人们的勇气,去实现梦想,找到自我。沃尔夫认为,在人还没有找到自己之前,他不能得到平静。由此可以看出,沃尔夫认为由启蒙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对现代文明的怀疑表明了她反思启蒙的立场,她认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病,实现人的全面自由。
      三、文学主张――“主观真实性”
      在文学主张上,沃尔夫对浪漫派的写作手法甚为推崇,她提倡的“主观真实性”(Subjektive Authentizitaet)的写作原则与浪漫派提倡主观主义、倡导写个人感受的观点不谋而合。“主观真实性”的写作原则也和沃尔夫的文学观紧密联系,即文学要帮助人实现自我;而要实现自我,就必须先了解自我、认识自我。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向内看,写对现实的主观感受。
      “主观真实性”的文学主张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反映论”发起了强烈冲击。传统的现实主义概念是以卢卡契的人道主义文学遗产观、规范的整体观和有机形式观为基础的现实主义认识论,具体表现在:“艺术作品应当用正确、成比例的方式反映决定所塑造这段生活的所有重要客观规律,使它本身显现为生活的整体。”[2]“反映论”将文艺功能界定为认识。沃尔夫的“主观真实性”反对这种机械地描写事物,反对按照给定的主题和文艺任务去塑造人物,她更强调文学活动中作家的主体因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她认为,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与镜子和它所反射之物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学和现实是在作者的意识里相互融合的,所以,作者是极其重要的人。
      “主观真实性”的写作原则就是:在写作中,作者介入材料和事件的重构;这样表现的真实不是不客观的,而是经过作家加工改造之后更加真实的。沃尔夫认为,评价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优劣的标准应该是文学的效果:能否感动人、震撼人。“至少从效果上可以知道,有一种效果指标:人们还是会被文学震撼、感动、影响。引起这种效果的,既不是‘生活本身’,又不是事实信息,而是真理”。[1]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观真实比“反映论”的呆板描写更能够激起读者的共鸣,因而更符合时代要求、更加成功。
      四、文学创作的现实导火索――比尔曼事件
      沃尔夫浪漫派文学观的具体创作体现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茫然无处》是她此时最为著名的小说,而比尔曼事件正是这部小说的现实导火索。
      沃尔夫生于1929年,在二十岁时加入前民主德国共产党,六十岁时退党。这两个时间点耐人寻味,1949年是前民主德国成立之时,1989年是其分崩离析之日。沃尔夫人生中最鼎盛的年华与前民主德国同步,虽然有人质疑,但她在前民主德国时期曾与秘密警察的合作,在东德倒台之后又抨击政府监视艺术家、限制文艺自由发展,有前后矛盾、虚伪之嫌,但是不可否认,沃尔夫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崇尚人类能在其中实现自由的社会。她希冀人能够发展得更为完善,而在此过程中社会能够给个体以帮助。作为作家,沃尔夫充满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认为写作要对社会发挥影响,通过创作,作家才能成为社会的一分子,为社会作出贡献。事实上,沃尔夫也一直满意自己的角色和作用,直至1976年比尔曼(Biermann)被开除国籍动摇了她的信念。1976年前民主德国作家比尔曼在西德境内的科隆发表言论,抨击社会体制,因此被开除国籍。当时,前民主德国的作家纷纷发表言论声援比尔曼,沃尔夫正是第一批在致社会公开信上签名的作家。这些作家随后都遭到各种惩处:拘禁、监视、处罚或者禁止出版作品等。沃尔夫也被解除了在作协中的职务,由此陷入了一场精神危机。她觉得自己从社会的主人变成了受排挤的边缘人,于是深深感受到了社会对个体的压抑和禁锢,以及个体的渺小无力。《茫然无处》的写作正是这次精神危机的直接产物。沃尔夫称:“《茫然无处》我写于1977年。这段时间我觉得有必要研究失败的前提,即对社会绝望与文学中的失败之间的关系。”[1]
      沃尔夫这样回忆自己被边缘化后的感受:“1976年是我们文化政治发展中的一次转折,外部标志即是比尔曼被开除国籍。这导致不同领域的文化工作者(尤其是文学工作者)的分化:一部分作家开始明白,他们自认为可以负责和正确的直接参与建设不再被需要了。我们曾经在民主德国生活,因为我们希望在那里工作、参与社会生活。完全地被抛入文学使个体陷入一种危机,一种生存的危机之中。所以我开始着手整理贡特罗德和克莱斯特的生平传记。”[1]由此可以看出,沃尔夫对浪漫派的关注在于追寻个体与社会的分裂如何而来,而这种分裂又何以影响到人的生存,尤其是如何影响人类中间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
      显然,沃尔夫以浪漫派时代影射了前民主德国的社会状况。浪漫派时期是工业社会的起步期,而20世纪70年代的前民主德国已经步入工业社会,浪漫派时期已显端倪的弊端更加明显:从思想层面上说,工具理性和科技至上造成心脑失衡、人的心灵关怀受到忽视;从现实层面上说,物质大为丰富,而个体自由发展的空间却遭到限制、精神无所着落。由此可见,沃尔夫进行浪漫反思的现实基点就在于看到了两个时期的相似性,并以浪漫派时代讽喻前民主德国的社会弊端。
      五、结语
      从思想立场、文学主张和作品实践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沃尔夫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和浪漫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对浪漫派的接受和重新评价是克里斯塔・沃尔夫文学之路的重要关口,由此丰富了沃尔夫的文学思维,构建了她的作品王国。
      
      参考文献:
      [1]Christa Wolf.Die Dimension des Autors[M].Band I,2.Aufl.,Berlin,Weimar,1989.
      [2]Wolfgang Beutin;Klaus Ehlert;Wolfgang Emmerich(Hrsg.)[M].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Stuttgart,1979.
      [3]高中甫,宁瑛.20世纪德国文学史[M].青岛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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