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主政农工部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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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京主政中央农村工作部
1953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离鄂赴京，负责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
到北京后不到两天，毛泽东即在中南海约见了邓子恢，同在的还有原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后成为副部长的杜润生。毛泽东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做第二篇文章。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子恢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
中央农村工作部组建就绪，从1953年2月起开始工作。
农村工作部甫建，当务之急便是如何对待和指导农村中的合作化问题。
建国初期的中国农村，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从政治上划分，有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及未解放地区；从经营方式上划分，有单干、互助组及合作社形式。对于四亿农民来说，单干仍是当时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合作化之于他们，是一种完全新鲜的事物。无论老区和新区，都数量不等地成立了互助组，有的成立了合作社。大多数互助组是农民自发组织同时受到政府肯定和保护的一种共同抵御天灾，解决资金、农具、劳力不足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互助组在解放前就存在，解放后有相当一部分互助组，至于合作社，更不必说了，是在当地干部急于求成、甚至为了用虚假成绩邀功请赏而强迫命令下形成的，如此做法，理所当然地在农民中引起疑虑与不满。这部分农民，主要是中农和土改后的新中农，他们有的是苦挣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才过上温饱生活，有的是在土改中刚刚分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和农具，锄把还没攥热，突然告诉他们，这一切还要拿回去和贫农们“共产”，他们的抵触和反抗是可想而知的。当然农民们的这种抵抗与民主革命时期对恶霸地主的抵抗有着本质不同，基本是一种自戕：破坏农具、杀掉牲口、砍伐树木，颇有些像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宁肯大家坐不成，也不让一个人抬了去”。但就是这样的反抗，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是相当惊人的。
邓子恢和他的农村工作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合作化如何“化”？“化”多少？如何解决合作化问题上求多求快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难命题，不化不行，化快了也不行。应该说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毛泽东的初衷本是一致的。1953年2月9日，邓子恢在新组建的农村工作部发表就职演说时曾说：“目前我国农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就是向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而资本主义道路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不能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让我们的农村经济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上面。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要使农民组织起来走大家富裕的道路。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是农村工作的主要环节。”邓子恢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正是毛泽东以及当时的党中央在中国农村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共同思想，或者说是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理论基础。
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它的最初启动。
“办社！”“办社！”
农业合作化，办合作社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度里从来没有人搞过，没有前人的经验哪怕教训可以借鉴，没有书本，没有理论。在国外，倒是有苏联先于我们搞了集体农庄，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众所周知，1939年的大饥馑给苏联政权造成的严重威胁，人们大批死去、流亡，民族骚乱一起再起……这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盲目搞个人崇拜固然有关，然而忽视农业、集体农庄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不能不说是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在中国，农业合作化怎样搞？对邓子恢、对老一代革命家包括对毛泽东，都是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应该慎而又慎的未知数。
对于农业合作化，邓子恢有一套独特的思路。他认为实现农业合作化，关键在于要能够找到一种形式，一种能够使农民稳步地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的恰当的形式，这种形式必须具备如下特点：对于贫困农户，它能够有助于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使他们乐于接受；对于中农，它能够保证顺利自然地过渡到集体经济，避免突然变化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种种损失。邓子恢在农村工作部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已经从农民群众的实践中，找到了适合于中国农民特点的具体的过渡形式，即从农业生产互助组，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后进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什么要分这三步走，邓子恢有他的理由：在互助组里，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完全保留，集体劳动，是社会主义因素的萌芽；初级农业合作社在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社，年终分配给入社的土地以一定报酬，其余部分按劳分配，是半社会主义性质；高级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年终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三个阶段，必须循序渐进，一方面适应农民，一方面改造农民，使农民一步步从实际中自己尝到社会主义的好处，而决不能凭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热情一蹴而就。当时初步设想，在全国成立高级合作社大约要用2——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就是说，需要10——15年。而在当时，也即1953年的主要任务，是全力办好互助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邓子恢的这个判断，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态势，并不像邓子恢想象的那样。1952年冬季以来，合作化运动出现了一股“热潮”，在广大农村中汹涌着一股很强的急躁冒进倾向，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捆绑农民强迫入社的野蛮行为。
急躁冒进倾向的产生，与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盲目的社会主义热情有关，但相当一部分干部存在的追求形式、盲目攀高的浮夸作风是更大更深也是更主要的原因。
面对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狂热，邓子恢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是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一贯襟怀坦白的他，决心将自己的看法直陈中央。
1953年2月24日，他向来农村工作部视察的朱德提出：全国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上制订的互助合作发展计划的指标定大了，要考虑。他清醒地指出“我们定大了，地方会更大”。
同年3月3日，邓子恢在部务会议上指出：“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凭主观，一定要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进行。我的意见，十年或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要企图在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两到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事。”
3月8日，邓子恢在向毛泽东汇报时毫不讳言：自52年冬季以来，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普遍发展的倾向，是急躁冒进。他指出：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干部思想认识上有误解，盲目追求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形式，办社贪多贪大。邓子恢从毛泽东那里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
邓子恢把这理解为是毛泽东对自己的默许和赞同，接着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首先，他代中央草拟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代中央为《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冒进的报告》作了批示。这三个文件，中央先后于1953年3月8日、14日、16日以中央文件名义下发。
继而，由邓子恢主持、杜润生执笔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于3月26日发表。
1953年3月12日，他参加了华北局的互助合作会议，帮助华北局压缩了1953年合作化的发展计划。
4月13日，他受中央委托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部问题的中心，是如何对待中农也就是农民小私有者的问题。互助合作要稳步前进，任何过快过“左”的政策，都会破坏与中农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