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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毛泽东听取松江地委汇报工作的历史考证

    时间:2021-07-11 04:01: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1955年11月,毛泽东南下视察途经松江,听取松江地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镇压反革命、防治血吸虫病和绿化工作的情况汇报,这四个问题与毛泽东此次南方视察的主要目的——推动农业合作化紧密相关。
      毛泽东;松江地委;农业合作化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12-0025-03
      1955年11月,62岁的毛泽东离京南下视察,这是他阔别31年后又来到上海和松江。11月5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松江火车站,接见了时任松江地委书记的李楚和行署专员李崇,听取工作汇报,调研有关情况。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松江,这次接见报纸、杂志均未披露,《中共松江县党史大事记》也没有记载,根据目前所见十分有限的档案资料和回忆文章,还原当年历史,对中共松江党史研究应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
      一、11月5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在松江火车站停留了52分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档案资料,详细记载了此次毛泽东途经的行车时刻表:“(1955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到松江,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三时三十七分结束。下午七时到达杭州。”[1]
      这个权威文献的记载,可以修正李崇回忆和松江地方文献的误差。李崇在《毛泽东途经松江》一文中回忆说:“时间约是6月下旬,天气已经热了”,“至于具体日期,由于时间相隔较长,现在一时难以回忆准确”。[2]《松江县志·大事记》记载为:“1956年2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南方,专列途经松江,在火车上听取松江地委汇报。”[3]
      据《松江县志》及《中共松江县党史大事记》记载,1955年6月6日至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到松江,重点视察了陈永康为主任的城区东长溇乡联民农业社①。李崇的回忆可能是将这两件相隔不远的大事混淆了。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1956年1月12日返京后,直到同年5月3日才离京到广州视察,因此《松江县志》的记载也是不准确的。
      此次毛泽东南方视察,11月1日离开北京,11月5日到达终点站杭州,沿途停靠天津、德州、济南、泰安、兖州、徐州、符离集、蚌埠、滁州、浦口、镇江、无锡、苏州、上海、松江和杭州共16个城市,一路上安排很紧,每到一地分别与省委、地委主要领导谈话,主要是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11月4日下午4时25分,毛泽东到达上海。次日早6时,与柯庆施(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许建国(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分管上海市公安工作和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在沪时的警卫安全工作,兼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到9时40分,中间吃早餐。10时42分到12时50分,毛泽东在柯庆施等上海市委负责同志陪同下,来到黄浦江畔,登上上海港领航船“港申”轮,兴致勃勃地视察港口。午后,毛泽东下车游泳1小时,然后乘专列继续前进。从2时45分到达松江至3时37分谈话结束,专列离开松江,毛泽东此次在松江火车站共停留52分钟。下午7时,专列到达杭州,11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北上,20日晚返回北京,结束了这次长达20天的视察。[4]
      二、毛泽东向松江地委调查四个方面的工作
      据李崇回忆,毛泽东到达松江之前,中共松江地委接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话通知,说毛泽东要到松江视察,指定地委书记李楚和专员李崇到火车站迎候并汇报工作,指定地委委员戴心思负责车站的保卫工作。
      当毛泽东专列到达以后,首先从火车下来的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他带着李楚、李崇到第二节车厢,毛泽东身着灰呢中山装已等在那里。据此次视察途中11月2日被接见的山东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的回忆,这节车厢是按照会客室布置的,车厢中间方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着一打白纸和一束削好的铅笔,还有一筒中华牌香烟和火柴。桌的两边放着一排软椅。[5]李崇的回忆说:“毛主席招呼我们坐下,首先问我们会不会抽烟,会抽烟就抽嘛!我们两人各拿了一支中华烟。”[6]这就与泰安地委领导的回忆一致了。
      这次接见的具体情形,李崇的回忆文章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毛主席那次在松江车站,对我们讲话不多,主要是提问,我们作回答和汇报。所提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毛主席问到松江地区的农村合作化搞得怎么样了,对这个问题,我们作了比较具体的汇报。当汇报到松江地区已有80%左右农户组织起来,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时,毛主席即插话说,农民的兴趣很高嘛!
      二是关于镇压反革命的问题。毛主席问我们松江地区关、管、杀反革命有多少时,我们汇报不出。李楚向主席实事求是地说答不上。毛主席听后没讲什么,也不再提问。
      三是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毛主席深知松江血吸虫病流行的严重情况,他问我们,松江血吸虫病流行很严重是吗?我们回答:是很严重,已影响了生产、参军、危及群众生命。毛主席接着问血吸虫病是怎么感染的。我们虽然做了回答,但是讲得还不清楚。毛主席听后追问这小虫怎么钉到钉螺里去的?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一时没答出来。毛主席对我们说,南方的血吸虫病很严重,你们要很好重视。
      四是关于绿化的问题。毛主席从上海到松江,一路上注意绿化的情况,他向我们指出:浙江的绿化好,你们要到浙江去看看。
      毛主席在松江火车站停留约40分钟时间②,主要是他问,我们汇报。汇报完后,毛主席送我们到车厢门口,握手告别,专列向杭州方向驶去了。[7]
      三、此次毛泽东南方视察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农业合作化
      毛泽东向松江地委调查农业合作化、镇压反革命、防治血吸虫病和绿化这四个问题,看似毫不相关,其实都与毛泽东此次南方视察的主要目的——推动农业合作化紧密相连。
      1955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发展过程中关键的一年,毛泽东称之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8]。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因此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在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认识有明显的转折。5月之前,他还认为当时农村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是合作社发展过粗过快造成的,支持邓子恢整顿合作社的意见,并提出“停、缩、发”方针。但是经过5月17日召开的15省市委书记会议、7月31日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10月4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批判了“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对全国农业合作化提出新的规划:多数地区,到1958年春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少数地区的一部分,到1957年春可以基本完成,其中个别地区在1956年春就可以基本完成;少数地区的另一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什么叫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就是要有70%到80%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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