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因怨情结

　　梁漱溟是一位信奉佛教而又蜚声海内外的儒学大师，性格耿直，敢说敢为，由于某些“自视太高”和“固执己见”的缘故，而有“傲人”之称。他是毛泽东的挚友、诤友，也是一位身份特别的、作用特殊的老朋友。在３０多年的交往中，他们有过彻夜的友好的长谈，有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也有在大庭广众之中针锋相对的吵骂。这其中的恩恩怨怨，让人惊叹，也让人称道……
　　
　　一、“梁先生，我们早就见面了”
　　
　　１９３８年１月，陕北延安正下着大雪，一位面目清瘦、个子不高、戴眼镜、穿着银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风尘仆仆地走进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门。他就是梁漱溟，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只身奔赴延安进行访问。
　　接待梁漱溟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介绍，梁才知道，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毛泽东。他很希望拜会毛泽东。张闻天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设宴洗尘。由于毛泽东习惯于白天休息，夜晚工作，因而谈话被安排在夜间进行。
　　下午６点钟，天已擦黑，本在延安城郊住窑洞的毛泽东，特意把会见安排在城内一间瓦屋房里进行。屋里点亮了灯，已经站在房中间“恭候”的毛泽东见梁漱溟进来，便伸出双手，连声表示：“欢迎，欢迎！”梁漱溟坐下后，便自报家门说：“毛先生，敝人叫梁漱溟……”
　　毛泽东不等梁说完，从座椅上一欠身，左手一挥：“不用介绍，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得吗，民国７年（１９１８）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哲学讲师，我是图书馆小小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
　　毛泽东的话唤起了梁漱溟藏在脑海里２０年前的往事。
　　１９１６年春，年仅２４岁的梁漱溟，凭着母亲张太夫人与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张耀曾为姊弟的关系，出任了张的掌印秘书，与他同时任秘书的还有年已４２岁的沈钧儒先生。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他的父亲梁巨川系光绪举人，出任内阁中书等职。辛亥革命时，在顺天学堂读过５年半中学的梁漱溟，投考北京西医专门学校，未被录取。受革命形势鼓舞，他立志救国，参加了京津同盟会，担任《民国报》编辑记者。社会习俗的卑鄙、官场中的下流行径，使他的思想由激进转变为消极，两年后，他退出报社，在家闭门读佛学。
　　就任司法部秘书前夕，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阐述佛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把古今中外学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中国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如何对待宇宙及人生问题的观点，统统地批评了一通，唯独推崇佛家之言。文章非同凡响，引起学术界注意，北大校长蔡元培看到梁的这篇新颖的文章后，认为很好，立即聘请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这门课程。就这样，“未读过大学，结果却教了大学”，“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也讲了哲学”的梁漱溟，从此开始了在北大长达７年的教学生涯。
　　梁漱溟家住崇文门英子胡同。这时，有一位叫杨怀中的教授常来梁家，看望住在梁家的族兄梁焕奎。杨称梁焕奎为老师，因为清光绪变法维新时，湖南选送４０名赴日留学生，杨怀中是其中之一，由梁焕奎带去日本，杨后来又留英回国，就聘北大任教。一来二往，梁漱溟从交谈中得知杨怀中是对哲学研究有素的专家，教的是西洋伦理系，二人同校同系，因此梁漱溟就常向杨讨教，纵谈哲学问题，由相识到相交，成了忘年之友。
　　梁、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由于杨是长者，梁漱溟便主动登门拜访。每次晚间到杨怀中家中时，常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开门，彼此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总以为这青年是杨先生的亲属或同乡，后来，杨先生告诉他，这青年是他在湖南一师的学生，很有作为，到北京来找老师，并在北大做了注册旁听生，还经杨介绍，在北大图书馆谋了个管理阅览室月薪仅８元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上则在杨家住宿。现经毛泽东提起，梁漱溟不禁连连拍打他那没留发的头顶：
　　“真想不到，您就是为杨先生开门的湖南青年！”
　　毛泽东微笑着说：“是的，是的，那您是老前辈了！”
　　梁漱溟自幼体弱多病，４０多岁的人看上去有些老气，其实，他和毛泽东都是清光绪十九年生的，梁长毛３个月，听毛称他是老前辈，却有些不好意思，说：“我们大概是同辈。”
　　“那时我在北大图书馆阅读过您的《究元决疑论》，对您独到的见解十分称赞呢。”毛泽东解释说。
　　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使梁漱溟感到吃惊。梁正要说明写《究元决疑论》的原因时，毛泽东突然转过话题：“说来奇怪，你是广西人，那梁焕奎为什么是湖南人？”
　　“按梁家的谱系，可以追溯到元代，祖上为蒙古族，后来入迁广西桂林。太平天国时期，有一支祖兄弟由广西逃难到湖南湘潭，这就是族兄梁焕奎一支，我们这支是曾祖来北京会试中进士，留京做官，一家四代虽住在北京，仍以广西人自称。”梁漱溟称赞毛泽东说，“毛先生，您真好记忆，２０年前的事历历如新。真了不起，了不起！”
　　“那也没什么，因为我是杨怀中先生的女婿嘛，而您族兄梁焕奎和我还是同乡呢。”
　　两人不禁相对哈哈大笑起来。房子里很暖和，但毛、梁二人亲切友好的谈话气氛却比屋内的暖气更热烈……
　　
　　二、断言“中国必胜”，毛泽东“绝伦逸群”
　　
　　卢沟桥事变不久，在山东济宁搞乡村建设工作的梁漱溟接到老朋友张群转来的蒋介石的邀请信，赴庐山参加暑期座谈会，商讨中日局势和御侮图存之计。之后，蒋介石邀集一些社会各界代表人物在南京成立国防参政会，梁漱溟以在野人士身份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开展全民众抗日救亡工作的长篇发言。不久，奉蒋介石之命，与蒋百里赴山东视察抗战防务。梁积极参与国是，奔走于山东、南京之间，在济南参加了抗敌后援会，被推为主任常委。
　　“八·一三”抗战后，梁漱溟以特邀参政员身份，随国民政府搬迁到武汉。沿途所见所闻，使他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前途十分悲观，但他很想有机会亲自去中共领导下的延安作一番考察，因为自日军侵华后，中共提出了一系列抗日主张，梁对此不甚了解。他把这个想法向蒋介石提出来，蒋同意了；通过与在武汉的董必武联系，中共方面也表示欢迎。于是，梁漱溟一个人从武汉北上，来到延安。
　　就在毛、梁见面谈话的友好气氛正浓之时，梁漱溟开门见山地向毛泽东提出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毛先生，抗战以来，中共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并且终于成为现实，对此，我深感佩服。据我观察，抗战初期我方的失败，问题不在外面而在内部，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例如平津失陷，根本问题误于政治，而非军事，因为军事不统一，还有前方后方未能配合，军民未能合作等都是自败之因，都是政治问题……”
　　毛泽东仔细听了梁漱溟的话，然后微笑着说：“看来梁先生在加强政治力量这方面和我们想到一起来了。”
　　梁漱溟继续说：“‘八·一三’失利后，日军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上下无心抗战，有的官员丢弃大片国土，临阵而逃；有的只顾自己逃难，甚至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加上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对此，我个人心中也十分悲观，中国的前途将如何？中华民族会灭亡吗？”他说话的声音低沉，略带嘶哑，候一会儿，又说，“毛先生，我这次来延安，就是专程向您请教啊！”他把“请教”二字说得很重。
　　毛泽东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然后肯定地说：“梁先生，您所听到、看到的一些情况，大体都是事实，所分析的，也略有理由。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不但如此，还应该非常乐观。中国是不会灭亡的，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抗日战争坚持下去，最终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毛泽东的话，语气坚定，态度坚决，完全出乎梁漱溟的意料之外。
　　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他说：“决定中国前途者不外三方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而求中国之胜利，一在中国自身；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随战事的扩大与延久，而日益暴露其弱点，增其困难。所剩的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两年来已逐步趋向团结。既如此，又何须悲观？抗战的最终结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也是必然的。”
　　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梁漱溟心悦诚服。毛的话音刚落，梁就接着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话，您今天的谈话，真使我茅塞顿开，心中的愁闷一扫而光。”
　　“梁先生，过奖了！”毛泽东连声说。
　　梁漱溟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完卷不久的《论持久战》的主要论点。正是《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发表，在全国更大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事后，梁漱溟每想到与毛泽东这次难忘的谈话，总是赞不绝口，他引诸葛亮的话，颂扬毛泽东“绝伦逸群”。
　　
　　三、“阶级斗争”之争，梁漱溟承认自己错了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５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梁漱溟撰写的《两年来我的思想有了哪些转变》一文。梁是１９５０年春天应周恩来、毛泽东之召，从重庆上北京的。在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下，他先后参观了山东、河南及东北等省的一些城市和农村，后来又赴四川参加土改。他在作过一番社会考察之后回到北京，在写成的这篇长文中说：“过去一直不同意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建国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两年来的各处观察，给我的启发最大，因而我的思想转变最大，过去的答案是否定的，今天却是肯定的，阶级斗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
　　梁漱溟何以有“过去一直不同意以阶级斗争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之说？话得从他１３年前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就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争论说起。
　　如果说梁漱溟拜会毛泽东第一天晚上关于“中国必胜”的谈话，“解决了中国前途有望，可以建设新中国”问题的话，那么，第二天紧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如何建设新中国，然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彼此争论得非常激烈。
　　谈话仍然是原地点，也是下午６时开始。毛泽东披着一件羊皮袄子，手里拿着梁漱溟先天晚上送给他的专著《乡村建设理论》，说：“梁先生，大作浏览了一遍，主要点都看了，你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来说，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不是革命的路，我认为——”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这个革命重担已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要特别强调抓住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核心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建设新中国的任务……”
　　梁漱溟听着毛泽东的议论，当谈起阶级斗争时，不禁眉头一皱，连忙用手挪了挪眼镜，说：“毛先生，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明显，贵贱悬殊，而中国则不同，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且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就说明中国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而且也不固定……”
　　毛泽东一面听着，一面在屋里踱步。梁见毛没有插话，继续说下去，“要建设新中国，我认为要从‘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两方面入手。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的‘个人本位’而言，西方人讲自由，讲平等，讲权利，把个人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抗礼，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讲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中国人有本着自己的义务，为家庭、为社会去尽自己的责任的光荣传统。所谓‘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职工作，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安定和发展……”
　　梁漱溟的观点显然与毛泽东以抓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重点建设国家的观点背道而驰，毛一直耐心地听着，他不时坐着，有时也往床上一躺，并插上一两句话，但从不动气，最后，他不无叹息地说：“梁先生，你这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了，要知道，中国还有和现代社会发展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
　　“毛先生，正是你强调一般性，而忽视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梁漱溟不以为然地说，“恰恰相反，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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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梁二人都不断地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已，但谁也没有动气，谁也没有强辩，有时话中幽默，还带有出人意外的妙语，双方心情舒畅，一吐为快，如老友交谈，不过，谁也没有说服谁。直到天亮，毛泽东送梁漱溟出门时，仍笑容满面地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很好，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且听下回分解吧。”
　　梁漱溟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争论竟“姑且存留”了十余年，直到今天才有了结果。在事实面前，梁漱溟承认了“对于中国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观点是对的，而自己则是错的”。
　　
　　四、梁漱溟荒唐要“雅量”，毛泽东怒斥“我没有”
　　
　　１９５３年９月８日，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第二天下午的小组会上，梁漱溟发言表示对总路线的拥护。散会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梁漱溟的座位，向他致意，希望他明天继续发言，梁接受了毛、周的重托。他很激动，觉得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器重，表示一定不负重望。在回家的路上，脑海里不禁浮起一幅幅和毛泽东亲切交往的画面来。
　　不用说他第一次访问延安，和毛泽东亲密的交谈与友好的争论；也不用说抗战胜利后，他第二次赴延安，毛泽东亲自召集１０位中共领导人，听他陈述对国内实现和平的政见的满足和感激。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热情接待，和对工作、生活、住居的安排，就足使他感动得要流出泪来。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０日，毛泽东、周恩来由莫斯科返抵北京时，毛泽东一眼就发现了在迎候队伍里的梁漱溟，便大声说：“梁先生，您也来北京了，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毛泽东握着梁漱溟的手，俨然久别重逢的亲人。
　　更使梁漱溟想不到的是，两天以后，毛泽东真的派车来接他了，并且亲自在颐年堂院里迎接他。毛泽东热情地问梁对国是的意见。晚餐时，梁漱溟称自己是食素的，有一两个蔬菜就行。毛泽东知道后，就大声传话：“我们也统统素食，全用素菜，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梁为此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席上，毛泽东高兴地说：“梁先生，我也吃过素，那是在沙滩，路过一个小馆子，看见在宰羊，其状甚惨，从此吃素。不过以后回湖南又吃荤了。”此后，大体每一两个月，梁和毛就有一次交往，大都是两人共进素食，梁也就不介意了。
　　有一次，毛泽东在就餐时，忽然问起梁的名字，说：“梁先生，你名字中的‘溟’字，大概是依《庄子》‘北冥有鱼’而来吧！”梁解释说，“我字寿铭，在《民国报》当记者时常用笔名‘瘦民’，后来孙炳文编辑给我题扇款时写上‘漱溟’，我看这两个字别致，后来就以此为名，不过有时以《庄子》意，‘溟’旁不用三点水。”他对毛泽东的古文功底十分惊叹。
　　梁漱溟清楚记得参加土改返京后，毛派车把梁接到中南海，询问土改印象，梁呈送给毛《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毛泽东浏览之后，又派车把梁接到中南海，鼓励他说：“你的思想识见有进步，但还不够，慢慢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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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深深感受到毛泽东对他友好而诚挚的情谊，他决心不负重托，尽力作好大会发言准备。不料在发言时，由于不慎而犯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错误，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那是在１１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作了长篇发言，先是说总路线要有效实施，必须发动群众，又说国营企业可以发动工人，工商联组织发动工商业者，唯有农民，土改后大率各自为谋，虽有互助组者也不多，似应促其组织发动。接着，梁又以在京见闻，说城市工人生活为乡下农民羡慕，即使当临时工，每天也可得工资一元至一元二角，因此农民纷纷涌向城市，而城市政府又把他们推送回去，可见工农生活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梁以为这样的畅所欲言，准能给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提供一些可参考的资料，孰料问题就出在这个“九天九地”之上。
　　９月１２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上，在京的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在彭德怀作了抗美援朝的报告后，毛泽东发表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谈话，其中不指名地对梁漱溟昨天的发言进行了批评，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
　　梁漱溟听了之后，知道毛泽东是在批评他，当晚写一封信向毛申辩，希望有机会复述原来的发言，然后请求当面指教。
　　１３日是星期日，毛泽东邀梁去怀仁堂看文艺演出。开演前，梁要求毛解除误会，而毛则表示梁的言论是反对经济建设和总路线，只是不愿承认而已。开演前，梁随主席入座，中途退场回家。
　　在１６日的大会上，梁征得毛的同意，重复了以前在大会小会上的发言，借此表明并不反对总路线，希望毛能谅解。
　　可是在次日的大会上，周恩来作了系统发言，批判梁漱溟的反对总路线的言论，毛泽东在插话中措词尖刻，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还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建议”，“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至此，梁漱溟感到问题严重，毛泽东动气了，说话的语气、调子不同了，他总觉得“遭到很深的误会”，便再次怀着毛泽东能谅解的心情，请求发言作答，毛泽东同意了。
　　１８日，梁作好了充分准备，在下午的会议上兴致勃勃地上台发言，他说：“我在小组和大会上作了希望共产党进了城市，不要忘掉农民，希望对农民行仁政，要体恤农民的发言，是代表农民说话，并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毛泽东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说我是孔孟之徒，对此，我甚为不解……”梁说话时气势甚盛，毛泽东听了很是生气，梁正要往下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误会，只见毛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他说：“你这是冒充‘农民代表’！”接着毛泽东用一个比方来指责梁：“有狐狸尾巴的人，大家都看得出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地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梁漱溟的话被打断了，坐在一旁听着毛泽东尖诮的插话，心里很烦恼，他正要分辩时，毛泽东又说：“梁漱溟是反对建设总路线的人，只是不得自明和不承认而已。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毛把梁说得一无是处。
　　梁漱溟素有“傲人”之称，按他自己解释，即为“自视太高”，毛泽东这一盆冷水泼在他身上，不仅没让他清醒，反而更加傲慢起来，他立即站起来，指着毛泽东说：“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我要的这个雅量，就是你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弄清楚之后，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
　　毛泽东听了梁漱溟强词夺理的“雅量”之说，立即动怒起来，手拍桌子，厉声说道：“不用看，我没有‘雅量’！”又说，“从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真是荒唐至极！”
　　会场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顶撞，你一言我一语，会开不下去了。人们对梁漱溟不尊重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态度，表示愤慨，不少到会者呼喊着：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梁漱溟滚下台来！
　　可是梁漱溟仍然说：“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毛泽东说：“梁先生，众怒难遏，今天这个会上你是讲不成了，让你在另外一个会上说话，你看怎么样？”
　　会场再度一片喧闹，愤慨，梁漱溟迫不得已走下台，一场僵局至此结束。
　　
　　五、梁漱溟说“毛泽东逝世，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漱溟被“轰”下台后，会议以举手方式表决，把他的问题交付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处理。之后，梁即向政协请假，闭门思过。９月２２日，梁漱溟在亲属、朋友、学生的宽劝赐教之下，思路、心情发生了根本变化，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有了认识和检讨，给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说：
　　“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９月１８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我当时的思想，还自认为与毛主席相交已久，要从五四时代他在杨怀中家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我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主席是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新中国诞生的伟大领袖，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梁在信中要求请长假，闭门思过，听候处理。毛泽东没有直接答复。李维汉派人通知梁，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但参不参加自便。梁等待着政协方面给的什么处分，也久久没有下文，对他的思想批判，却继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梁与毛的友谊，并未因此而结束，相反还在持续。
　　１９５３年以后，梁销声匿迹达二三十年之久，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中，他没有摊上“右派”的政治帽子；“文革”中，他也没有被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改造”，也没有进牛棚挨批斗。
　　“文革”开始，红卫兵抄了梁漱溟的家，梁立即上书毛主席，反映被冲击的情况，要求发还他的文稿，以便写作，实现他撰写《人心与人生》的夙愿。信发出不久，书稿被退回来了，他感到很高兴。
　　毛泽东逝世，梁闻讯后即驱车赴会，并参加追悼会，之后暗自为毛诵经……
　　梁漱溟在８９岁时曾著文说，毛泽东主席是我亲切结识的并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三个人之一。其他二人，一为周恩来，一为陶行知。
　　１９８６年，时年９４岁的梁漱溟在毛泽东逝世１０周年时说，他故世１０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责编 张云）
　　（题图为梁漱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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