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建国初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材建设的基本特点
时间：2021-07-11 00:02: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建国初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材建设的主要特点有:重点集中在教学大纲,教科书的编写则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编译和采用苏联教学大纲、教科书及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讲义、教材;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及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成为教材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出版。
关键词: 建国初期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教材建设 特点
建国初期,随着高校第一个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基本建立,作为教学媒体的核心——教材的建设也开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基本上形成了以教科书为基本教材、教学参考书等教学资料为辅助教材的覆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材体系。
一、重点集中在教学大纲,教科书的编写则处于起步阶段。
这一时期,教材建设的主要时间、精力集中在教学大纲的修订,教科书的编写则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建国初期,教材建设的思路是先拟订讲授提纲、教学大纲,在此基础上编写教科书。这种认识符合课程论和教学论的基本观点,教学大纲是教科书编写的直接依据,教科书则是教学大纲具体化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强调,“废除反动课程(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课程”,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工作,各高校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讲授提纲、教学大纲的编写必须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的精神。因此,认真讨论、编写和修订教学大纲,成为当时教材建设的一项中心工作。
其次,建国初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及教学内容一直处于调整、充实之中,教学大纲需要不断地修订和完善。在1949年到1956年,为了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党和国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就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多次发出指示和通知,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的课目及教学内容、教学重点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不断地修订和完善教学大纲则成了教材建设的常规性工作。如,1951年10月4日,教育部总结了“一年来全国高等学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经验和教学,及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特规定今后全国推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三个重点及三项规定”。其中三个重点是:“(一)首先进行反对美帝侵略及批判对美帝存在的幻想;(二)贯彻土改教育……三门政治课都须适当地围绕这一重点进行教育……因此除政治课外,还要学习土地法。(三)发扬‘五爱’教育”,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五项国民公德的教育。这都是要在政治课中着重的加以阐明。”[1](P6-7)在建国初期短短的七年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就进行了三次调整、变动,一些文件的不断颁布和调整执行,客观上影响了教科书的编写进程,也影响了正常的教材建设工作。
最后,建国初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所采用的教学方式方法,客观上弱化了对教科书的需求。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沿用老解放区传统的方式方法,即围绕着政治运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用“政治思想工作代替课堂教学,思想教育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2]这种做法,一方面压缩了课堂教学的时间,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另一方面更注重对教学资料的要求,客观上弱化了对教科书的需求。如,岭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前身)于1950年9月25日正式上课。“首先学习社会发展史,参加学习人数有1000多人……校方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由9位教师、2位学生代表组成,8—10人为一个学习小组,选出小组长,10个小组为一个班……授课时数共两周,每周自学和讨论3个小时,分日班和夜班上课……经过4个多月的学习……”[3]又如,抗美援朝运动时期,“北大党总支召开干部会,研究抗美援朝工作,要求各单位普遍组织读报小组或时事学习小组,要求以系级为单位组成资料、宣传、歌唱等小组,开展宣传活动”。“至1951年5月,全国有100万以上大中学生参加了宣传运动,仅京津两地就有80%的高校学生参加”。[4]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如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全国开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宣传、批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活动,利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采取的办法主要是学生自学,同时辅以集体讨论和教员指导”。[5]尽管这种做法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好的效果,但客观上弱化了对教科书的需求。
二、编译和采用苏联教学大纲、教科书,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讲义、教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及教材建设所取得的初步成就,是和当时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分不开的。建国初期,各高校把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苏联专家也陆续进入普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政府最早确定的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的试点单位之一。据统计,从1950年至1957年间,中国人民大学聘请了近百位苏联专家,成为了当时全国聘请苏联专家最多的高校,这些专家对该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及教材建设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高尔尼洛夫、克列等专家不仅自己参与课程讲授,而且他们的讲稿、著作等被翻译成中文,供中国同行参考、使用。如,高尔尼洛夫编著的《“马列主义基础”讲授提纲》(1950)、《马列主义基础”教学总计划》(1951)、《“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主要问题》(1951)、《<马列主义基础>诸原著主要问题研究提纲》(1951);克列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讲课计划与课堂讨论计划》(1953)等。从1950年至1957年,有苏联专家直接编写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讲义、教材共达101种。如,苏联专家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俄国哲学史”等讲义,“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自然辩证法”等原著,还有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等课程的讲义、教材和原著介绍。[6](P103-104)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了直接学习借鉴苏联高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师的经验,由学校“专门聘请了苏联专家苏联乌拉尔工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博士贝斯特雷赫教授专门担任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顾问”,“……使‘两课’教师多次直接听他介绍前苏联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科研情况。大家熟读了贝斯特雷赫写的关于‘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讲稿。”[7]尤其是1952年全国大规模院系调整之后,在苏联专家直接参与之下,各地高校重新编制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同时大量翻译苏联高校的教材,包括翻译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学司审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并应用于课程教学。
如,高教部于1954年7月1日决定:“工、农、医科专修科,从1954年至1955学年度起,停设‘马列主义基础’,改设为‘社会主义建设’,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九至十二章为中心内容进行教学;讲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老师可参考苏联文化部的‘马列主义基础’讲授纲要及学习杂志上刊载的联共党史九至十二章的学习提纲,拟订讲授计划。”[1](P18)秋江翻译的苏联白连金等著《怎样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2由北京学习杂志社初版,1953人民出版社三版发行。“为了配合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教学,更好的领会其内容和精神”,《教学与研究》于1953、1954年多次刊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名词简释”一文,“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全面详细地介绍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十二章中所涉及的202个名词的概念和历史背景”[8]。又如,1956年9月,高教部曾指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大纲,正在编写,在新大纲印发以前,各校可参考苏联1956年出版的大纲(草案)备课。”[1](P28)在1957年停开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开“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之前,《中国现代革命史教学大纲(初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初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初稿)》、《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初稿)》都已经于1956年全部出版发行。但上述四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初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初稿)》都是译自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学司编写的教学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