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钧儒三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与原因
时间：2021-07-10 16:06: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沈钧儒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也是一名杰出的“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沈钧儒自五四运动始便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治党救国的思想。沈钧儒分别于抗战时期的193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逝世前的1962年三次向中共中央有关同志提出入党请求。遗憾的是，尽管沈钧儒完全具备入党资格，但三次要求入党均未获批准。究其原因，在于中共中央考虑到“以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左派旗帜来肯定他的贡献更为有利”。
[关键词] 沈钧儒 民主人士 入党资格
1963年元旦，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宴会上对沈钧儒一生的丰功伟绩作了精辟总结：“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钧儒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1]6月11日，沈钧儒逝世，社会各界对其政治身份和革命事业进行盖棺定论。定论在周恩来评价的基础上有所增益，公认的有三条：“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一定性基本准确而全面地总结了沈钧儒一生主要的贡献。唯独欠缺一条：一名党外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纵观沈钧儒的一生，他自始至终都做到了对中国共产党无比信赖、忠贞不移。他一生中曾三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新政协会议召开后，沈钧儒的政治思想更是已经完全入党，并翘首期盼能够在组织上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事与愿违，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其入党的夙愿都没能实现。
一、沈钧儒一生三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沈钧儒自参加革命活动以来便一如既往地站在中国革命、改造和建设的潮头，成为了中国宪政运动的斗士、民主法治运动的旗手、新政协运动的首创者和推动者、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艰辛开拓者。沈钧儒于而立之年正式投身革命事业，时间虽然较晚，但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为国是奔波操劳，曾三次向中共中央及相关领导人提出入党要求。
1.抗战时期的1939年，沈钧儒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请求
1907年，沈钧儒领衔向晚晴政府递交了《民选议院请愿书》。这封请愿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是开启了沈钧儒一生政治革命岁月的序幕；二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民主宪政运动的先河。因为《民选议院请愿书》是当时第一份要求政府当局开设国会的请愿书，成为以后国会情愿运动的先导。[2]P278沈钧儒也回忆道：“民国以前的宪政运动，可说是由我开头的。”[3]P513这次请愿运动失败和“预备立宪”运动的真实面目被揭穿后，沈钧儒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有了颠覆性的改变，他“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府已不能维持多久了”[4]P139。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钧儒对国民党对内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外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多次公开表示反对。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不得人心。沈钧儒通过对比发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联蒋抗日的政治主张才是救国良策。他响应中共主张，呼吁举国上下团结抗战、同御外辱。“七君子”事件时期，当沈钧儒在法庭上被问到“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时，他回答说：“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心甘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5]P158
在日本侵华、民族危亡而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积极抗战的历史背景下，沈钧儒毅然放弃功名利禄，向正义一方靠拢。他以“共产党朋友”定位自己的政治身份，常去曾家岩“周公馆”与共产党员商讨国是。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了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并深感可信。于是，1939年夏，他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当时，周恩来考虑到沈钧儒是救国会和民盟等多个政治组织的领袖，在民主人士中声望很高，留在民主党派中意义更大，“先生现在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不参加比参加了作用更大，对工作更好”[6]P224。沈钧儒认为周恩来的答复有说服力，就暂时搁置了入党的想法，为民族大计需要，“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事后，沈钧儒同古念良的谈话中提及了入党之事，“我很想能再活二十年，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恩来先生说，我留在党外能起着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从党的决定，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7]P325。虽然入党的愿望没能实现，但这并没有打消沈钧儒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和救国的念头，他反而更加积极阅读关于延安的报道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
2.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沈钧儒向董必武、林伯渠提出了入党请求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并肩作战，致力于同国民党一道建立真正民主的、人民的联合政府。可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政治上打压民主党派、迫害左派民主人士。尤其是将当时势力最大、组织最广的民主党派——民盟，污蔑为“与共匪勾结一气”，宣布为“非法团体”，要求“解散总部”“停止盟员活动”。沈钧儒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及从革命教训中认识到妥协退让毫无意义，必须同一切反动政权斗争到底。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这一无理行径，他说：“民盟一定要继续搞下去，内地不能公开搞，就到香港去搞。”[9]P641948年1月5日，应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沈钧儒转战香港，于历史转折关头重建民盟总部，恢复民盟活动，组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这件事不管是对沈钧儒一生的革命事业还是民盟的政治前途都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沈钧儒在声明中号召民盟数十万盟员“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8]P364随后，他还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指出民盟的奋斗方向“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团结各民主党派合作，与中共在和平民主事业上密切合作”[8]P367。可见，是沈钧儒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领导民盟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而选择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10]P647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此后，沈钧儒代表民盟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发表“五五通电”，表明今后的政治立场和前进方向是要与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1]P6。在所有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之士中，对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沈钧儒是最直接、最丰富、最伟大的贡献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