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国家:基于马克思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的分析
时间：2021-07-10 08:02:3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马克思的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认为，国家来源于社会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共同决定了国家必然具有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国家所具有的独立性，是相对于包括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在内的社会一切阶级而言的；国家形式决定了国家相对独立性的程度。一般而言，行政国家比议会至上的国家具有更高程度的独立性。就行政国家而言，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官僚所执掌的公共权力的“异化”倾向的制约程度也不相同，从而使这些不同形式的行政国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立性。但是，任何国家都不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因为国家终究要受到社会的制约。
关键词：行政国家；马克思；国家相对独立性；官僚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5-0034-03
一、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的要点
国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在现实性上，“未必还能找到别的问题，会像国家问题那样，被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而这种混乱的根源在于国家建立的基础问题。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与法哲学的继承与批判，科学揭示了国家所建立的基础．进一步揭示出国家的起源、本质、属性、作用、形式及消亡等问题，从而构建了完整的国家理论。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要求必须从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揭示国家产生、发展与消亡的基本逻辑，决定了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从而赋予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以彻底性，全人类由政治解放达到社会解放也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既然国家产生于社会而又必然回归于社会，那么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因素，而国家终究是被动的、处于第二位的因素。然而，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尽管国家由社会决定，但国家并不等同于社会，国家能够反作用于社会而使其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从而赋予国家以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因此。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也是国家的基本属性。
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共同决定了国家必然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实质上回答了关于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的两个重大问题，即国家为什么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国家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当然，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还要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国家所具有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那么这种相对程度又该如何衡量呢?
于是，马克思又以大量历史事实对此问题进行论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在讨论以往国家的特征时曾得出以下结论，他认为作为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这里的民主共和国马克思特别指称的是美国。恩格斯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现代欧洲为例指出，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争相霸占已经把公共权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之势的高度。
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关于公共权力“异化”的分析，基本得出了关于此问题的基本结论，即国家相对独立性的程度与国家所具有的公共权力的“异化”程度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公共权力‘‘异化”的程度越高，作为公共权力体现者及执行者的国家机构及其官僚相对独立于社会的程度也就越高。公共权力的“异化”程度所指涉的就是国家形式问题。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国、欧洲的世袭君主国，还是现代欧洲因阶级斗争导致公共权力吞食社会的国家，都体现的是国家形式上的差异。因此，国家形式不同。公共权力“异化”的程度也就不同。
明白了国家形式与国家相对独立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我们就可以明白马克思国家理论中的所谓“例外情况下的”国家相对独立性问题了。这一问题涉及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德国的君主专制主义、法国的波拿巴主义以及德国的俾斯麦主义的分析上。实质上，这种国家“例外情况下的”相对独立性，就是一种国家公共权力因特殊的社会情况．从而导致其获得了程度最高的“异化”。其所对应的就是马克思对于欧洲的世袭君主国以及恩格斯对于现代欧洲因阶级斗争导致公共权力吞食社会的国家等两种国家形式的结合。在这种国家形式中，国家也就成为几乎完全独立于社会的“行政帝国”。马克思将北美视为现代国家最完善的例子。即使这些国家的公共权力产生一定程度的“异化”，但也无损于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而这种因阶级力量的“均势”所导致“例外情况”的国家形式意味着这些国家发展的不成熟，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公共权力产生了最高程度的“异化”。国家几乎完全独立于社会，从而几乎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因此，所谓的“例外情况”并不“例外”。
不仅如此，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并非是由资产阶级所直接掌握的。他曾经指出：“看来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至少是不能长期地——象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自掌握政权”。随后，恩格斯甚至将“波拿巴主义”称为资产阶级的宗教，他在1866年4月13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指出：“……因为波拿巴主义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
二、官僚与国家形式
在马克思的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中，官僚是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由于国家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也是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因此作为国家权力实际操纵者的官僚既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也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归根到底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官僚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实质上就是统治阶级的公共利益。
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尽管官僚集团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但毕竟不等同于统治阶级，从而表现出相对于统治阶级的独立性。在他们看来，官僚并不必然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即使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也利用一切机会谋求自己的私利，而并不必然为被代表者服务。可见，官僚集团由于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客观上存在着“异化”的可能性，从而使其具有独立于统治阶级乃至社会的自主性。总之，所谓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的独立性实质上是通过官僚体现出_来的。
马克思虽然谈的是官僚相对于统治阶级及社会的独立性问题。但所涉及的问题的实质就是国家形式与国家相对独立性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中，无论世袭君主国、民主共和国、专制君主国、波拿巴主义的法国，还是俾斯麦主义的德国，体现出的是不同的国家形式。由于国家形式不同，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程度也就不同。相应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