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后发优势还很大
时间：2021-07-09 20:00: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还很大，因为我国人均GDP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产业水平具备从中低端进入中高端甚至高端的潜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空间很大。此外，作者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研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套用，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自己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总结成败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展、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机遇。
经济学研究中心会逐渐转移到中国来
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和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研究领域。这个看法我很高兴现在大家高度接受了。我记得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祝贺文章，标题是“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在文章里，我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20年来，这个认识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20年前我提出这个判断，主要是看到，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创立现代经济学以来，这两百多年，首先是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学大师辈出的地方，而到了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以后，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绝大多数出在美国，美国也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那么为什么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以及大师辈出的地方，会有这种时空的吻合，而且还在国与国之间转移？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的理论是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那么，在诸多简单的逻辑体系中，哪个是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最具有影响的，其答案不决定于逻辑体系本身。因为，理论的逻辑是越简单越好，理论的重要性是决定于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叫重要的经济现象？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美国国力在世界上处于最顶峰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美国经济只要打个喷嚏，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就要犯重感冒，在那种情况下解释美国经济为什么打喷嚏，就比研究其他国家为什么患重感冒还更重要。
在研究经济问题上，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一定要抽象，保留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把不太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抽象掉。但是在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当中，要保留哪几个变量？经济学家只有对他生活的那个经济体，对它的文化和发展历程都把握得非常好，才能够从众多可能的社会经济变量当中去保留几个重要的变量在他的理论模型中。这里，本土经济学家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最大最强的经济体，这使得发生在英国的社会经济现象就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而解释英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就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者都接受的最重要的理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也就从英国转到美国来，同样地，世界经济学大师产生的中心也就从英国转移到美国。
只要我们继续维持一定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最有影响的经济体，所以我想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逐渐转移到中国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把握中国经济的脉动，当然会比在其他地方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把握得更好，他们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解释、提出来的理论，也就会是世界性的理论，他们当中就会有不少世界级的大师。大家现在对这个问题有共识，我感到非常高兴。
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理论一般都不是凭空来的，理论是帮我们认识世界，然后在认识的基础上改造世界。通常认识世界的人都是总结过去发展的经验，从过去发展的经验当中去了解背后的道理，了解了背后的道理和因果关系以后，让我们知道从哪个地方着手，来改进这个现象。亚当·斯密是这样，凯恩斯主义也是这样。在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导致世界经济大萧条，经过多年发达国家按过去的新古典经济学，市场会自我调整的理论指导下走不出危机的时候，他在7年后的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总是不断地被新的理论所替代。新理论的出现总是因为过去的理论不能解释当时存在的现象，有理论创新力的学者就根据当时现象的特征和背后的原因，提出新的解释，形成新的理论。理论思维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说，即使有理论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过去的现象，但是社会是在发展的，所以，理论不是永恒的，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
比如上世界8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从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向市场制度转型的时候，当时的普遍认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所以计划经济国家要转型。当时的看法认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二战以后赶不上发达国家，而且差距不断在扩大？就是有太多政府干预，政府失灵。所以按照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应该消除所有政府不当干预，政府应该退出。
这个理论说起来逻辑和事实好像很清楚。如果政府存在干预、扭曲，一定会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效率会降低。有政府的干预和扭曲，就会创造租金，就会有寻租，就会有腐败、收入分配的问题。如果要消除资源错误配置，消除腐败，政府就不应该干预，就应该退出，让市场发挥作用。
当时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是什么？是中国推行的双轨制的经济，一方面还继续保留保护和补贴，还有很多干预扭曲;另一方面又放开了市场的准入，这样子的话，资源配置会比原来更糟，腐败和寻租的现象会比原来更严重。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基本上是理论界的共识，认为最糟糕的就是像中国那样的双轨制的经济。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按照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推行转型的国家，普遍的、没有例外的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在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平均的增长率比较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还低，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还高。而少数几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经济体，中国、越南、柬埔寨，还有更早的非洲的毛里求斯，都是推行双轨、渐进的转型。固然，推行渐进双轨转型的国家确实如新自由主义所预料的那样，出现了腐败、贪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按新自由主义所开药方转型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存在，并且更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