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小泉时期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战略调整

时间：2021-07-08 16:04:1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近年来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解释国家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也为解读日本对华外交的嬗变提供一个新视角。日本从安倍到野田政府，在对华外交政策领域进行了不断地战略调整，不同政治势力的彼此消长促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钟摆型结构。产生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大环境影响；另一方面是来自日本独特的国内政治生态的干预变量。国际和国内的变量关系是日本对华政策不断调整的根本动因。
　　【关键词】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体系国内政治日本对华政策战略调整
　　【作者简介】杨鲁慧，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中国亚太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省科社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
　　周政，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博士生
　　随着全球化日趋深入，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政治压力。近年来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解释国家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也为解读日本对华外交的嬗变提供一个新视角。在现实政治中，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充满了反复和起落，仅从国际体系或国内单元层面的论证都难以把握其全貌。国际体系力量作为影响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由此形成国际体系与国内力量的互动因果关系，从而产生了一个简约又精确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2006年小泉纯一郎下野之后，迫于新的国际形势，日本开始新一轮的对华政策调整，试图走一条在中美之间平衡，追求政治大国化的“中道”道路。而日本国内独特的政治生态，导致日本执行这条道路充满了复杂性，尤其是国内在思想上和行政上不同政治势力的消长促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钟摆型结构。
　　一、新古典现实主义：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理论视角
　　回顾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谱系，历经了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的不断演进和交锋，双方吸收和借鉴对方之长，走向保守与折中，乃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正如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两个层面的整合与融合无异于增强了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两个分支的解释力。新古典现实主义其特点可概括为：一是，在理论假设方面基本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假设，坚持国际体系对于国家行为的首要作用；二是，将国内政治变量作为影响国家行为的干预变量来考量；三是，在对于国内政治变量的选取中，标准并不严密。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是：第一，基本假设仍然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这种无政府状态既不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的那种霍布斯式的，也不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所肯定的良性状态，而是一种模糊的，难以被解读的状态，使存在于其中的国家很难分辨出安全是稀缺还是丰富。在国家行为方面，他们认为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但这种理性是一种长期的，总体的理性。或者说国家短期内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可能在长期看来是利于国内要素整合的理性行为，亦或表面不理性行为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理性逻辑。第二，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对于世界的看法基本保持了华尔兹的体系论，但对于国际体系如何决定个体国家的行为方面，新古典现实主义走的更远。他们认为，即便华尔兹认为的国际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格局及权力的转移是确实存在的，如果国家没有察觉和认知到的话，它们仍然不能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国家是有能动性的，如布尔所说，国家在感到威胁的时候是可以选择是否进行制衡行为的。第三，具体变量的关系上，国际体系的变更是自变量，而国内政治因素则是干预变量。国际体系因素仍然是影响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虽然内政也很重要，但内政的重要性也仅限于国家领导人需要在纷繁复杂的国内环境下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试图在侧重于国际压力影响的外交政策理论和侧重于内政的外交政策理论之间建立桥梁，在不过多损失理论简约性的情况下引进了与系统力量互动的国内力量，从而产生了一个简约又精确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双层模式或者“桥连”理论的建立仍处于其初兴阶段，我们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变量的互动上进行深入研究，。
　　每个国家根据自身内部的程序制定政策并采取行动，但它们的决定则是由其他国家的存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所塑造的。小泉内阁之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适应国际体系变革的过程。日本对于中国的外交定位根本上是由国际体系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决定的，具体说来日本所面临的对华政策调整的压力是从中国实力上升，日本政治大国化以及美日同盟三个层次的因素来综合判定的。此外，国际体系依然要通过国内政治才能影响国家行为。国内政治作为重要的干预变量客观上起到了透镜的的作用。事实上，国家作为单元因素并非是整齐划一的，日本国内政治的特点也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次要因素。政治精英在政治思潮上的分歧，及政治精英在决策过程中的分裂是影响日本对国际体系判断与反应的单元性因素。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使得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一系列特点。
　　二、从安倍到野田政府：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调整态势
　　安倍内阁：从“伙伴关系”到“战略互惠”关系
　　“小泉旋风”刮过之后，留给继任内阁的是半途而废的经济改革以及僵硬的周边关系。安倍晋三作为小泉甄选出来的理念最相近的继承者，也同样侧重对美外交。但是自民党毕竟是讲求实际的政党，安倍本身也意识到外交关系，尤其是对华政策不得不进行调整。2006年9 月底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后， 10月第一个出访国家就是中国，充分显示了日方希望修复中日关系的姿态。此次访华安倍提出要与中国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于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达成共识，正式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这也是中日第一次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中日双方“战略互惠关系”的意义在于，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涵盖了中日两国合作的新契机，彰显了日本对于大国身份的追求，“互惠性”恰当表述了双边关系的务实性基础。
　　福田内阁：从“价值观外交”到“共鸣外交”
　　在安倍内阁时期，虽然中日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具有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安倍与担任外相的麻生迎合美国提出的美日澳印安全合，提出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旨在为美国提出的价值观外交推波助澜，强化美日同盟。福田康夫出任日本第67届首相之时，因其父福田赳夫重视亚洲的形象以及其一贯的对华友好的姿态而备受中国各界的关注。虽仍属于鹰派，福田却是鹰派中政治主张相对折中的“温和派”，他倾向于修复与亚洲的关系而非激发国家主义情绪。福田外交主张的核心是“美日同盟”和“推进亚洲”的共鸣外交，认为对美国与对亚洲的外交同等重要。日本在强调其“共鸣外交”的同时，也是在彰显自身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归根结底是新保守主义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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