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成立初期对其他党派策略转变的原因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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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对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采取独立、排他的政治策略。随后，中共对以国民党为主的民主革命党派的政策发生了调整，逐步转变为联合与合作的政治策略。这一策略的转变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策略的重点转移和马林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调查；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的初步探索。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治策略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4—0104—03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党派策略主要是指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23年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党派实行的政治策略。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自成立起就主张对其他党派采取不与联系的态度，持“独立的”政策。中共原希望通过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式，完成其关于改造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伟大构想。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逐渐改变了这一独立的、客观排他的政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共正式宣布将“一大”确立的党派策略变更为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团体，自此以后中共积极谋求同各民主党派建立统一的联合战线。在中共“三大”上以决议案的方式规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开展实际工作，至此中共对其他党派的策略实现了根本的转变，由排斥到联合，再到加入国民党与之合作。这一策略的转变受到了共产国际战略转移和国际代表马林的影响，还与中共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密不可分。
　　一、共产国际革命策略的转移
　　共产国际是1919年列宁创建的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该组织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制定战略，并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其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中共所制定的一切政策都与共产国际的战略分不开。从1919年到1922年，共产国际针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调整其革命战略。它由最初确定的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策略，转变为支援殖民地无产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策略。
　　十月革命以后，红色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1919年3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认为此时正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马上夺取政权，“必须同彻头彻尾的资本走狗以及扼杀共产主义革命的刽子手（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充当的角色）决裂”[1]。
　　为加速革命进程，共产国际于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殖民地半殖民的民族运动纳入世界革命体系。此时共产国际本着殖民地的分离是加速世界革命胜利的意愿，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东方殖民地运动上，尤其是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确立了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目标和方式，尤其对国内其他党派政策实施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世界革命形势急剧转变，甚至在会议期间，革命的旗帜就已经出现了动摇的迹象。直至1921年6月第三次代表大会，革命的烈火不但没有像共产国际所预想的那样在全世界范围内燃烧起来，甚至还有被扑灭的苗头。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遭到各国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被共产国际看好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既没有冲垮世界资本主义，也没有冲垮欧洲资本主义”[2]，从此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低潮。此时资本主义各国对苏俄的军事进攻并未摧毁苏维埃政权，东方的民族运动恰恰活跃起来，殖民地各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开始对其革命策略进行审慎修订。1921年6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承认“世界革命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发展的过程。……帝国主义时期将转变为一个漫长的社会革命时代”[2]。兴起的殖民地运动被共产国际看作是“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3]。在世界革命的突破口还没有出现之前，共产国际对于殖民地民族运动，尤其是对中国的政治动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其突出表现在共产国际二大《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上，这一提纲成为中国共产党转变其独立政策为联合其他民主党派政策的指导性文件。
　　1922年1月，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多个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萨法洛夫发表关于《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明确指出共产党应支持民主运动，强调“领导中国南方政府的国民党是个革命的民主的政党”[4]，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彼此了解和信任，携手共同推翻“督军”的统治。大会为迷茫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革命的首要任务，还确立了进行革命联合各民主党派，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由于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策略的重点转移，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策略的实施。自参加远东大会的代表把国民革命的精神传达到党内后，中共开始全面分析国内局势及当时的各党派，从中甄选出具有民主性质的组织，并积极准备与之联合。1922年6月中共《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对其他党派的政策开始由成立之初的“独立政策”转变为选择性的“联合政策”。
　　二、马林在中共与其他党派间的斡旋
　　在影响中国共产党制定党派政策方面，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共产国际二大五次会议上，他根据自己领导爪哇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提出与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合作的必要性。马林于1921年4月前往中国，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直接参与了中共党纲的制定及组织纪律的讨论等具体工作，对中共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满怀希望的马林自6月至12月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考察，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5]。但12月当他在南方与当地国民党接触后，他改变了上述悲观的想法，不再认为中国革命的前景是暗淡的，相反他认为在南方是大有可为的，而且必然成功。通过在广西与孙中山的会面，在广州、汕头等地短期考察，马林总结了他对国民党的认识：国民党内部上到领袖孙中山，下到党员都有共产主义倾向，孙中山本人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大部分国民党党员因早年跟随孙中山革命“接触了社会主义”，也可称之为社会主义者；国民党的官员和青年军官对俄国革命抱有极大的兴趣，士兵接受俄国革命方面的政治宣传；国民党支持工会，支持工人罢工。马林认为国民党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据马林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称，在香港海员罢工期间，仅广州、汕头、香港三地约有一万两千名海员加入国民党。在马林看来，“引导广州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与职工国际发生联系，……是可能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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