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国界的友谊之孙中山与鲍罗廷
时间：2021-07-06 12:04: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孙中山与鲍罗廷的革命友谊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苏俄与中国共同需要的背景下建构的，在改组国民党与筹建黄埔军校的政治交锋中升温，在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形势极具转变中落下帷幕。他们不仅仅是外籍顾问与革命领袖的个人友谊，更是当时中国与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缩影。
关键词：孙中山；鲍罗廷；友谊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103-02
一、孙中山与鲍罗廷友谊建构的时代背景
1.共产国际、苏俄锁定孙中山为同盟者。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就提出：在绝对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1]。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究竟哪些力量是革命的民主派，共产国际当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十月革命胜利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的处境非常困难，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不断地派出使者到中国寻找同盟者，以实现中俄睦邻友好关系。要求同盟者必须同时具备与苏俄友好以及一定的军事实力的两个条件。当时的中国有两个政府，南北对峙，一个是北方的吴佩孚，一个是南方的孙中山，起初，共产国际与苏俄把目标定位在吴佩孚与陈炯明，但是，事与愿违，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1923年，吴佩孚制造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他们的真面目的暴露使共产国际与苏俄的愿望落空。后来，辗转曲折，共产国际与苏俄将中国的同盟者锁定在孙中山。
2.孙中山为争取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帮助所做的努力。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两次“护法运动”失败，陈炯明叛变革命，给了孙中山沉重的打击，此时此刻的孙中山是人生中的最低谷时期，但孙中山作为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化悲痛为力量，反思自身，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需要改组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同时需要借鉴于俄国。1922年12月，孙中山致函列宁，表示“拟派遣全权代表于近期前往莫斯科，与你和其他同志磋商合作事宜，以俾俄中两国之合法利益。”[2]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正式结盟。1923年8月，孙中山决定派出由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等问题。
3.鲍罗廷被派来华。鲍罗廷（1884·7—1951·5），全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拉脱维亚人。19世纪90年代初，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0年从事推翻沙皇统治的活动。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19年，奉共产国际指派，到美国和墨西哥工作，协助罗易创建墨西哥共产党。
1923年，鲍罗廷的好友加拉罕出任苏联驻中国大使，他建议派鲍罗廷到中国担任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首席顾问。当时，孙中山正派代表团在莫斯科考察，于是，在孙中山与苏联的共同需要下，鲍罗廷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来到中国，从此，鲍罗廷开始了为期四年的中国之行，这也为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的建构提供了时代背景。
二、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在革命交锋中升温
1.实质性推动国民党改组。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立即收到了孙中山的热情欢迎。鲍罗廷回忆当时的情景：“孙中山先生十分热情的欢迎我，让我和他坐在一起，并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达数秒钟之久。”[3]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希望通过借鉴苏联，依靠鲍罗廷，推动国民党的改组顺利进行。事实上，也是这样，在鲍罗廷来之前，孙中山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国民党的改组，但是没有打开局面，直到鲍罗廷的到来，为国民党的改组指明了方向。孙中山声称：“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4]。孙中山尊重鲍罗廷，听取鲍罗廷的建议，不仅仅是嘴上喊口号，而是实际行动也如此，他把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交给鲍罗廷来指导，同时，鲍罗廷可以出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种会议，并参与起草、审阅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决议。鲍罗廷经常宣传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和卓越功勋，而孙中山也多次在各种场合赞扬鲍罗廷。
1923年12月，鲍罗廷写到：“现在我同孙中山关系已至如此地步，我可以同他十分坦率地谈论他的种种事务。我已在国民党改组这件事情上向他证明了我们的打算，并给了他极重要的支持。”
为迅速推动改组，鲍罗廷分析当时形势，紧紧抓住孙中山，依靠中共的力量，壮大左派势力，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终于打开了改组的局势。1924年1月中旬，由鲍罗廷主导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基本拟定。国民党改组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对当时的国民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一大的宣言为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推动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在这个过程中，鲍罗廷是当之无愧的首位功臣。
孙中山也非常感谢鲍罗廷，1924年2月16日，孙中山致函齐契林：“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作出贡献的鲍罗廷同志表示深深感谢”。孙中山在信中高度评价了鲍罗廷，：“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情。”[5]
这都充分的体现了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孙中山与鲍罗廷的相互信任与相互好感，孙中山相信外籍顾问鲍罗廷的非凡政治经验与实践能力，鲍罗廷也坚信，革命领袖孙中山有声望，有革命的热情，有坚定的信念，只有孙中山才能推动国民革命的胜利。
诚然，信任是构建友谊的基石。正是鲍罗廷的信任，让孙中山的改组顺利进行，正是孙中山的信任，让鲍罗廷在异国他乡寻找到了知音，在这陌生的国度感觉不到丝毫的孤单。信任拉近了外籍顾问鲍罗廷和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关系。
2.创建黄埔军校。孙中山经过多次挫折，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分析俄国虽然遇到多重障碍仍然能取得最终的革命胜利，孙中山得出“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即有了革命军才会有我们革命事业的成功。于是，孙中山着手筹建军官学校，以建立一支可靠地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