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革命与“反帝”话语的舶来中国
时间：2021-07-06 12:00: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所谓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对当时的中华民国并未产生人们想象和描述中的影响。即便是李大钊1918年前后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也未在民众中产生太大的热情。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中考察了《新青年》有关“十月革命”出现的频率和次数后证实说：“在十月革命发生的1917年及其后一两年，它被提及的次数极少，这表明当时《新青年》知识群体对这一事件并不特别关心。对十月革命的注重，也是发生在1919年以后，甚至是1920年代初，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这表明，十月革命是革命话语勃兴之后，才在观念史图像中被重新定位而受到重视的。因此，我们不能如以往那样简单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应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认同了社会革命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沈志华也在《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中说：“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热潮，并没有轻易地把国人引向俄式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头脑中泛滥起来的，其实还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所谓‘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它们并不带有任何革命的色彩。”或者说，如果不是“一战”后巴黎和会浇灭了满怀希望的国人；如果不是民国的武装割据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如果不是知识界那么孤陋寡闻、感情用事、一意孤行，中国的历史或许会被改写。
然而，不该发生的一切都鬼使神差地发生了，而且是地动山摇、惊世骇俗。
遭遇巴黎和会“道义”与“秩序”相权衡的失败打击，国人正在质疑“世界上第一位好人”（陈独秀语）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公理战胜强权”、“民族自决”等“十四条”时，刚刚结束国内镇压和稳定政权的苏俄政府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1919年7月25日，其代理外长加拉罕署名发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宣言》，史称“加拉罕宣言”。宣言声称苏维埃政府愿意将“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无偿交还中东铁路、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和他种产业；放弃庚子赔款；“废止一切特权”；放弃领事裁判权等。在民国北京政府漠然处之后，又于1920年9月27日，第二次发布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重申“加拉罕宣言”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宣称：
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可以说，若从宣言和照会的内容来说，与“巴黎和会”真是形成天上人间的对照，对于一贯怀有民族屈辱感的国人，用《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4月14日的文章话来说，就是不啻“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然而，它也只是看上去很美，并非真正是孙中山所言的“平等待我之民族”，因为按照1921年2月11日《外交部发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电》所记述的，宣言不但要求中华民国承担“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外交和领事代表的人断绝来往，一并把他们逐出中国国境。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以及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俄国”。而且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呈现的，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正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发出秘密指示：“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
历史清晰地昭示，若不是前苏联历史档案解密，若不是张作霖1927年4月搜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收缴了七卡车颠覆中国政府的文件、宣传品和枪械，并整理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册子，分发给了中外各国的报馆和公使团，大概自以为是的中国人还会为此一直深信不疑，一直被玩弄下去。这是后话。中国人再聪明也不会想象得到，一个号称全世界最民主的大国政府居然这样居心叵测，干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勾当。
不管怎样，当时的国人们只顾兴奋异常，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更加泛滥起来。据李洁在《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中所述，当年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袖姚作宾率先在北京成立“中国共产党”，并曾派人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主动找苏共联络，只是未果而已。长沙新民学会在1921年新年辩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须采取何种方法”时，经表决，18人中“赞成波尔什维克主义者”12票。湖北利群书社社员1921 年夏在黄冈开会，经过三天讨论，与会者一致通过“走俄国人的路”，“赞成组织新式的党——波尔什维克党”。据1924年朱务善的《北大廿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验”之分析》中所统计，1923年12月北京大学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的民意测验中，威尔逊在全部497票中得51票，居第二；列宁得227票，跃居第一。赞成“友俄”与“友美”的比例约为5：1。蒋介石在1930年所作的《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中也说，1917年时曾这样表示自己的心得体会：“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必与之力争；如有人攻击共产党，必竭力为之辩护。”在给孙中山的上书中，蒋介石还劝其放弃欧美、日本的外交努力，而取法苏俄，他写道：“吾党标榜显著，外人目中无不视吾党为劳农制之化身，故无论为美、为法，与吾党个人有极善之感情者，至一顾及其本国之政策，鲜有不为其所反对与阻梗者。故本党惟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以谭义金（现在习惯翻译为邓尼金——引者注）等反动军凭借外交之失败为殷鉴，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自有发展之余地也。”《孙中山年谱长编》中也清晰地记载了孙中山直至弥留之际，仍然留遗书给苏俄政府，内称：“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甚至留学美国多年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直到1925年还拒绝加入朋友们的“反赤化”讨论。1926年他还在名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赞扬说：“俄国的劳农阶级竟然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连胡适这个深受欧美文明浸渍的知识人，这时都这样头脑发热，也就难怪其他仁人志士们晕头转向、不知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