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发展完善
时间：2021-07-05 16:00: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新型政党制度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它契合了中华传统政治文化，70年来的实践展现了这一制度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根基、代表性、党际关系、决策功能等方面具有超越旧式政党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坚持新型政党制度，同时发展、完善這一制度，充分展现其独特优势，尽量克服其不足之处。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 政治文化 先进性 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是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定位，新型政党制度思想从此成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政党制度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说明党中央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搞清楚新型政党制度从何而来，中国政党制度新在何处，在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比较中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用政治学和政党学理论分析中国政党制度，有助于更加深入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坚持新型政党制度，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从而找准发展和完善这种政党制度的切入点、方向和路径。
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党制度
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具有坚实的政治共识基础。中国政治发展历史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契合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合价值观，体现了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新型政党制度确立以来近70年的实践，也展现了其强大的政治功能和持久的生命力。
政党制度首先是历史的自然产物，某国采用这种或者那种政党制度不完全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要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
如果从20世纪初中国同盟会和帝国宪政会的诞生算起，中国有正式政党的历史已有100多年。在这100多年的政党史中，中国出现过多党制，实行过长时间的国民党一党专制，一直到现在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3]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4]在政党制度的探索方面，多党选举制度在民国初年的尝试昙花一现，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扼杀。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建立的一党专制排斥了进步政治力量，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中间党派为建立多党竞争制度而积极活动，但是为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所不容。这些党派也由此发生了分化，大部分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响应中共发出的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号召，与中共通力合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可以说，中国政党制度的变迁与每一阶段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有什么样的历史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历史的选择。百年政党发展史说明了一个问题，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帕累托最优选择。[5]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党制度是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基因的，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无视。欧洲竞争性政党制度以其市场文化、民主文化和法治文化为基础，美国的政党制度更是在移民心态、个人主义、自治的现实政治基础上，在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在欧洲大陆兴盛起来的背景下，在法治和三权分立的国家法治框架下自然生长出来的。中国社会早已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传统一经形成就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历史和现实无数次证明，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传统之下，强行嫁接西方的竞争性政党制度是很危险的事情。
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政治价值观，影响深远，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政党制度发育的文化土壤。如坚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的“大一统”政治价值与“家国一体”的爱国政治情感相互促进，使传统政治文化尤其强调团结统一，强调大局观念，强调“群而不党”，对只顾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的“朋党之争”极为贬斥。东汉、唐、明三个朝代后期的“党争”被认为是国家祸乱的重要原因。再如，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历史基因。和合文化，“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文化具有“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6]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偏爱整体而轻视个人，偏爱合作和排斥竞争。这种文化土壤显然与西方多党竞争制度赖以生存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存在文化基因上的本质差异。照搬西方多党竞争制度，必然产生文化上的排异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一方面强调先进政党的领导，强调政治共识、政治团结，契合了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合作与协商的政治安排，各个党派和而不同、和谐共处、和衷共济，契合了和合文化的优良品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政治制度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新型政党制度建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虽经历了“左”倾时期的挫折，但历经磨炼，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长足发展，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全面领导的基础上，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在政治协商的实践中，各民主党派一方面通过会议协商、约谈协商和书面协商的形式，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进行协商；另一方面通过各级人民政协的平台，广泛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实践证明，新型政党制度有效地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重大变迁，维护了政治稳定，凝聚了政治共识，团结了各方力量，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展现出广泛的适应性和持久的生命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