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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解析

    时间:2021-07-05 04:01: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今天,一个五十岁的北京人或成都人,驾着自己的私家车加满一箱燃油所花的钱,可能是他三十多年前在一个小镇上全年的生活费。这里已经考虑了物价上升因素。二○○八年美国《新闻周刊》首期的封面文章是谈论中国崛起的文章,其标题是《一个威猛而又易垮的超级大国的崛起》。这篇文章引述劳伦斯·萨默尔的分析说,在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欧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而当今中国的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会上升一万倍!也许再过一百年,那时的人们回头看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变化,仍然会惊叹不已。
      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三十年创造的财富比中国以往所有时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是因为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现代社会。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之中。
      在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有的民族快,有的民族慢;有的民族稳当和谐,有的民族长期挣扎痛苦。还有的民族干脆灭亡。
      毁灭传统社会合理性的力量是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和商业力量的崛起。专业化分工使财富极大增长,创造了军事力量专业化存在的可能,军队不再依靠掠夺也可以生存了。专业化分工的推动者是商人,商人的交换活动注定了对公平规则的热爱,对自由的热爱。专业化分工构造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公共事务需要协商才能决定,军人的命令主义和强制手段成为商业社会的桎梏,于是需要军事力量退出对社会的掌控,让民主政治登上历史舞台。近代思想家开始颂扬自由、平等和民主,他们以为这是永恒的人类博爱的主题,却不知道这更是商人的所爱。人们现在开始追逐财富,开始跟着商人走,扭头向三百万年的历史作揖告别。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历史转折,因为跟着商人走要比服从暴力、依附军事共同体的领袖们更符合来自远古人类基因所决定的人性要求。伦敦的商人,在内战中(十七世纪)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中也是军队的骨干。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是一场商业战争。
      然而,告别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商业社会,并非所有社会集团乐观其成。商业利益集团在传统社会的夹缝中崛起,意欲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改造社会,但却遭受了旧势力的抵抗。任何国家的历史过渡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英国在一六八八年完成了“光荣革命”,最早在高层实现了精英民主,军事贵族集团不再对社会实行专制控制,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标志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民权保障和地方自治的进步在英国此后的三百年里像蜗牛般蠕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被称作“羊吃人”的英国对弱势阶层的驱赶还在进行;至于地方自治,迄今仍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多少也与英国类似,民主革命的口号喊得很早,实际的民主政治发展是一个缓慢过程。美国直接从西欧继承了商业精神,但一七七六年的独立革命仍不过是搬开了一块发展精英民主的绊脚石,此后二百年里才缓慢推进了民权改革。
      西欧人领历史变革之先告别传统社会,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贡献。在中世纪,欧洲人就开始尝试建立私有产权制度、专利保护制度、股份公司制度、复式簿记制度、独立商业城市的民主制度和政党竞争制度等。这些制度加上欧洲基督教与世俗权力的分庭抗礼,构成了欧洲社会的多元化特征。这些历史遗产为羽翼逐渐丰满的商业集团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基础。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从明朝中叶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若承认这个观点,那就是说中国早在五百年前就开始向现代社会过渡了。更有甚者,说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就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私有制,又把私有制等同于现代商业社会。
      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并不是商人居住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早在中世纪,欧洲就出现了摆脱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城市自治体,这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的文官是依附于由军事领袖变成皇帝的奴婢,所以,马克思说中国古代实行的是普遍的奴隶制。至于中国古代的商人,要么是官商,要么是在夹缝里生存的私商,都无独立的财产权或财产权的保障。顾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舐一些太监的唾余,绝不敢要求政权。中国的宗教也是军事共同体的附庸。
      中世纪欧洲的商业城市也不能创造出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国家都曾有过商业城市,但它们先后衰落了。资本主义的命运必然和民族国家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商人需要国家机器来保障自己的利益,需要把君主赶下台,把商业谈判的原则运用到政治中去。英国的商人先做到了这一点,于是,英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社会,完成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国自己并没有出现过现代商业社会的萌芽;现代商业社会从实践到观念完全是一种外来的现象。晚清时期的“百日维新”只是外来商业思想试图敲打一下强大的传统社会。蒋介石的宪政思想仅仅停在纸面上,他所依赖的垄断买办商业集团既没有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又没有能力向社会提供一个适应商业社会的法权思想体系。推翻蒋介石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是来自商业社会,其在取得政权以后照样建立了一个控制一切的社会,甚至完全消灭了各类民间商业活动。近代各种外来政治理论来到中国,每一个政治集团拣到了适合自己的理论,讲新的政治话语,而他们的实际政治行动与以往的君主政治在社会结构上没有多少区别。中国的这种历史遗产决定了她在向现代社会过渡时存在巨大困难。
      中国三十年改革之前,一直有明显的军事共同体性质,包括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年这个时期。例如。基层组织都有武装力量;文化大革命动用了武装力量实行自我残害。中国真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过渡,从三十年前开始。
      革命是一个共同体的被控制者颠覆控制者的行为。改革是一个共同体的控制者为了使共同体强大所做的调整共同体公共规则的行为。近代以前,共同体规则的建立具有偶然性,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关系。
      西欧历史上一直潜藏着三个现代文明的基因。
      第一个是北欧海盗散播的海军化的社会结构。依我近些年对欧洲历史的阅读和思考,北欧海盗向南进攻对欧洲社会影响很大。海军活动是欧洲历史的普遍现象。庄园制度是海军舰队结构在陆地上的翻版。海军本身的分权程度就超过了陆军,这是海军的技术性质决定的。庄园制的内部分权程度超过了秦始皇以后的中国。
      第二个是犹太商业民族。商业民族天然拒绝专制。早期的欧洲自治城市产生于东西方贸易的交汇地带。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人社会拒绝贵族。土地贵族如果不和商业结合,不会太富有。在专业化的条件下,土地贵族不会卷入商业冒险。这种情形提供了商人赎买自治权的可能性。
      第三个是基督教。灵与肉的分离。基督教及其后来的演化形式介入世俗生活,从国王分权。基督教实际上在很长的时期里是穷人的宗教,起到了组织穷人的作用。这里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产生了欧洲社会的外部分权。
      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西欧社会有了制度变革的进程。政教分离、实验科学的兴起、知识阶层的独立化以及专利保护、复式簿记、股份公司、私有产权保护。以上的历史条件也给欧洲社会后来发生的商业战争(即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扎实的历史准备。
      商业战争在英国率先成功,人们以为英国和欧洲大陆有重要区别,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差别是有的,但不是根本性的,否则没有办法解释英国的成功能够在西欧很快普及。荷兰的开明,是它接纳了由西班牙驱赶的犹太商业集团。英国的岛屿屏障,使它易于保护自由思想和创造力。但欧洲的其他国家在分权结构上和荷兰与英国没有太大区别。欧洲,特别是西欧,总体上是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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