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
时间：2021-07-05 00:03: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政治信任——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心——被认为是联结普通公民与政治系统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根据2011年五大城市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运用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制度主义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信任建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以制度绩效为核心的制度主义因素以及以威权主义、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在中国城市人的政治信任建构中发生作用。而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政治系统信托者积极行为的社会参与对于政治信任的支撑力是微乎其微的。
〔关键词〕 政治信任;制度主义;威权主义;社会信任;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112-07
①社会学家卢曼第一次提出了系统信任的概念，在《信任》一书中，他将信任分为两类，个人信任与系统信任，前者以被信任者的个人特质为基础，而后者建立在各种社会系统能持续有效發挥功能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吉登斯亦有类似的观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09&ZD055）
〔作者简介〕后梦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博士;
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一般来说，政治信任被视为是系统信任的一种特殊形式①，本质上是社会行动者对于系统长期有效运行的期待与依赖。因此，它一般被定义为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心。<sup>〔1〕</sup>学界对解释政治信任的各种因素做了大量而细致的探讨，在这其中，制度绩效同文化传统被中西方学者视为是解释政治信任来源的两大主要方法<sup>〔2〕</sup>，下文就从这两方面切入回顾现有的研究成果。
（一）政治信任的制度主义因素
理性选择理论对于理性计算与利益最大化的强调，促使学界将政治信任的起源看作是制度主义的，即政治信任的产生来源于制度以及制度实行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在这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制度绩效的重要反映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许多研究都试图建立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模型。但是这种唯经济论的观点也受到了批判，政治信任的改变可能是由经济发展以外的其他政府行为所带来。这种批判促使学者们调整了单一经济绩效的测量方式，而更为广泛的讨论政府各种实际职能履行程度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例如奈就曾总结政府无效率、浪费公款、制定错误的政策是民众不信任政府的原因。<sup>〔3〕</sup>这种制度主义的看法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响应，认为对于政治系统制度成效的总体性评价决定了政治支持水平的高低<sup>〔4〕</sup>，而整体经济评价更是在这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到政治合法性与整个社会的和谐<sup>〔5〕</sup>，甚至不同的乡村主体经济类型也与政治信任密切相关<sup>〔6〕</sup>。
①格兰诺维特（2007）有关嵌入的观点集中体现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他继承波兰尼的观点，认为个人嵌入于关系网络之中，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
因此，受到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采用制度主义的视角来解释政治信任的起源，事实上强调了政治信任的内生性，暗含着政治信任中所包含的理性与利益的成分。这种信任感的产生直接来源于政治系统本身的可信性，隐含在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表现的理性评价之中。由此，在制度主义的框架下，政治信任的产生来源于政治系统本身，与其实际运行的效果直接相连。
（二）政治信任的社会文化因素
与制度主义框架下的政治信任起源不同，持文化路径的学者更看重那些为政治系统提供支撑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特质。对他们而言，政治信任与个体在社会化中习得并传承的价值判断紧密相连。这种社会文化因素的讨论可以进一步区分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社会信任，即个体对于大部分人的信任状况，影响着政治信任;二是在跨文化比较中对于特殊政治文化作用的强调。
在与政治信任有关的信任文化讨论中，西方学者强调社会信任是一种对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信任态度，是一种普遍的信任感。早在1963年，阿尔蒙德与维巴就指出政治冷漠与社会信任的一般态度相关联。<sup>〔7〕</sup>此后这种支撑政治系统的信任文化进一步被概括为两个类型，一种是建立在信任他人且愿意合作的信念之上，另一种则是不信任大多数人且他人可能是危险的预期之上。而帕特南进一步建立了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的表达模式，从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探索公民性程度的高低。<sup>〔8〕</sup>受此影响，在我国学者的讨论框架中，社会参与、人际信任等社会资本维度被认为与政治信任水平的高低紧密关联。在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中，除了对于信任文化的强调，不同社会对于权力与权威的看法会成为其独特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形成表现出重要作用。裴鲁恂就曾通过质性研究从理论上系统讨论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他将导源于父权制和儒家文化的权威崇拜视为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sup>〔9〕</sup>此后，威权主义——作为中国人对权力与权威看法的概括——成为中国式政治信任产生的重要外生性因素，被许多学者证明对于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确实的积极影响。<sup>〔10〕</sup>
应该说，这两种因素在政治信任的解释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前者从政治系统本身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制度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在政治系统运行中的直接影响;后者更为看重政治系统所嵌入①的社会文化环境，强调的是信任给予者——民众，及其日常生活状态在政治信任形成中的作用。但是，这两种形成机制究竟孰轻孰重，如何发生作用，学界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例如史天健就强调了传统政治文化所导引的认知会促使个体总是对政治系统的运行保持乐观，认为“总的来说还是好的”<sup>〔11〕</sup>，而王正绪的研究则表明对于实际制度绩效的评价远远超过了文化观念的影响，成为左右民众信任与否的主要因素<sup>〔12〕</sup>。并且，在以往有关政治信任的研究中，有关形成机制的讨论大多基于更具传统意义的中国农村，或是基于世界范围数据对于中国一般性状况的探讨，这就使得针对城市社会的政治信任研究相对缺乏。事实上，与农村社会不同，城市社会不仅保有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惯性，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现代性，这种双重特征促使城市居民政治信任感的形成更为复杂，对其的讨论也更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他们究竟是更为理性的看重政治系统所能带来的实际成效，还是从整个社会文化观念中模塑了政治信任感？因此本研究试图关注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力图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以下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