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普遍主义建构世界秩序
时间：2021-07-05 00:02: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 共生是一种智慧。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普遍主义思想，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政府与政府乃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这种普遍主义从关系、共通、联系角度看待和完善上述关系的共处和共生问题。那种认为适用于自己的法则同样也可以推及他者、干涉他者甚至改造他者的西方式普遍主义思想，已经成为阻碍文明间和谐共生的消极思想力量。新的普遍主义有助于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在寻找共通共鸣中实现和谐共生的秩序。
关 键 词 共生理论 合解/分解 关系/理性 两种普遍主义 世界秩序
作 者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对两篇商榷文章的感想和回应
共生是一种生活智慧和政治智慧。
笔者的《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与任晓教授的《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两篇文章，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一定的关注和讨论。近年来，主要是在上海国际关系学界以及胡守钧、杨洁勉、金应忠等学者的推动下，“共生”这个词在中国社会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引起讨论。《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4期刊登了陈雪飞的《中国应建立文明导向的世界秩序观》（以下简称陈文）和熊李力的《共生型国际体系还是竞合型国际体系》（以下简称熊文），对笔者和任晓的两篇文章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其中，陈文将拙文解读为是建立一种利益导向的国际体系观，笔者觉得误读的成分多了点，可能是因为拙文没有阐述清楚造成了误解。其实，拙文阐述的“共生”与陈文主张的文明导向的世界秩序恰恰是接近的。某种程度上，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一回事。当然，关键是对“文明间关系”究竟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会在后面讨论。
熊文集中讨论东亚是共生还是竞合体系的问题，我们可以找出十个理由来证明东亚是共生型体系，同样，熊李力先生也可以找出十个理由论述东亚不是共生型体系而是竞合型体系或依附型体系。这样的讨论因为没有聚焦将很难深入下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学者站出来说，东亚是西方政治学中的霸权体系，或者是朝贡体系，或者是均势体系。坦率地说，其他的概念都为我们理解亚洲秩序有所帮助，拙文也只是为人们理解世界秩序和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中国本土的概念，且笔者愈来愈坚持认为，中国要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首当其冲的是要用自己本土的概念逐步替换、覆盖、遮蔽掉来自西方的概念。学术争论要么是因为价值问题，要么是因为概念问题，而一旦涉及到概念问题的争论，恰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名学”，所谓“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
笔者以为，当我们形成了一个关于“共生”理论的共有知识背景时，才能够在共生这个理论上逐步形成对话平台，发展它，完善它。作为学术辩论，此文的目的不是去证明陈文和熊文哪里不对，而是要在他们的质疑下努力完善笔者对共生问题的看法。辩论集中在谁是谁非上，一定要争出个你对我错，这本身就是二元对立，不符合“共生”哲学。所以，笔者先对两篇商榷文章中的误解做个解释。
第一，共生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在共生论中，笔者坚持从中国传统中庸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毛泽东《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矛盾和冲突因素一直存在，这是事物运动的规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来。没有矛盾的世界是和谐世界的最高阶段，和谐世界的初级阶段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换句话说，乌托邦自由主义者幻想世界是个真空之幕，或者有一种方案能将世界彻底变成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这是空想学说，或者浪漫主义学说。生活世界或者国际关系中如果没有矛盾了，那要政治家和我们这些学者做什么呢？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叫科斯，指出世界不存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转换成矛盾论话语来说，其实就是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不存在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所以，科斯只是说出了一个常识而已，这个常识谁都明白，并不是多大的理论发明。
第二，共生理论向来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依为伴的，共生论反对二元对立，不主张多元冲突。共生理论中有一个核心概念是“关系”，它与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理性”恰恰形成了对照。在“关系”中，更重视相互依存；在“理性”中，更重视因果改变。因为理性是与个体能力提高结合在一起，并假设个体能力的提高会对他者产生一种动能，从而改变相互间关系状态。在这里，当我们习惯了“理性”这个概念时，就会习惯认为干涉是正当的，因为干涉可以形成新的平衡。但是，当我们习惯“关系”这个概念时，就不太会认为干涉是一个必然正当的做法，因为在一个共生体系中，干涉往往会破坏共生体系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来将不干涉视为是一种美德，但是在西方理性政治文化中，一直强调将干涉视为一种天定责任。
这就又引出了与“关系”和“理性”相关的另外一个政治學概念，即“权力”。美国政治学有一个对权力的经典定义，就是让别人做其不想做的事，或者不让别人做其想做的事。在这个概念里，“权力”与力量是联系在一起，也即权力一定能够产生施动或者吓阻效应才是“权力”。所以，这种权力其实与因果理性关系很密切，是因果性权力。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但是，对熟悉共生环境的人来说，权力则不能从因果联系上去理解，而应从关系网络去理解。在一个生态共生系统中，讨论老虎重要还是老鼠重要是没有意义的，两者都是生态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但是如果习惯了西方权力概念，一定会认为老虎因为力量大，所以更重要。在一个政治生态系统中，我们要讨论君主重要还是人民重要。按照西方权力理论，君主权力更大，当然更重要。但是在中国政治文化中，荀子说“水舟共生”，当代政治中认为党和人民是鱼水关系，相依为命。
因此，在共生理论中，在“关系”之中，一方不因为力量大、能力强，就一定居于支配地位。进一步说，在一个共生体系中，各方都处于互相依靠的关系之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共生体系中，由于相互依靠的关系性，大和小的区别往往失去意义，你不能说大一定就会支配小，也不能说小一定就屈从大。或者说，在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大国和小国是相依为命的关系。一旦我们按照这个相互依靠的关系性概念去理解东亚国际体系，就能理解东亚国际体系中大小国家之间关系并不是依附的、朝贡的，而是大小共生、相依为命的关系，小国不因为其力量小就不重要，甚至有时比力量大的国家更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种关系在西方因果权力支配的国际体系进来之后，被破坏了。正如孙中山先生曾经准确预测的，日本由于学了西方的战争扩张的术，丢了东亚和平的道，对东亚和平必定是个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