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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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代“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并受到了西方，尤其是日本国民外交理论的影响。然而，近代国人对外来的国民外交思想并非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因应于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对其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和改造。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是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输入与中国国民参与外交意识的日益发展，两者相互激荡、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民意识的增强以及知识人士与下层民众相互结合，全体国民共同对外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国民外交　文明排外　拒俄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113－09
　　
　　清末，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时局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国人开始对中国传统社会前所未有的国民意识进行自我考量和反思。随着1901年拒俄运动的发端，在梁启超等人国民思想的鼓动下，国人逐渐将国家观念、主权意识融入到排外运动中来。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参与外交意识的日益发展与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不断输入，两者并驾齐驱、相互激荡，共同对近代中国国民的外交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最终促使中国出现“国民外交”。近年来，学界对“国民外交”相关问题的研究已有所推进，但既有研究往往对“国民外交”在中国出现的背景、原因和历史过程等语焉不详。本文则通过对1903年前后中国国民参与外交的历时性考察，试图重现中国“国民外交”出现的历史图景。
　　
　　一、从“无国民”之国到“国民”思想的鼓动
　　
　　查中国古籍，早在战国初年的《左传·昭公十三年》中，就有关于“国民”的记载，但古人所指称的“国民”与近代之义相去甚远。近代中国列强环恃、外患迭起的时局激起了传统社会前所未有的国民意识。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知识人士在汲取了半个世纪以来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之后，开始进一步探讨中国自身问题，并逐步把对中国社会客体的思考转向对社会主体的探索，把救国与国人是否具备国民意识紧密联系起来。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国民外交”首先是由“国民”意识发展而来的。
　　1898年5月，时任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校长的徐勤撰写《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学记》，文章强调了国民“合群”救国的重要意义。同年8月，康门弟子陈继俨发表《伸民权即以尊国体说》，认为国人受专制影响达数千年之久，以致中国几成无国民之国，“今中国积弊之深，非经一番丧乱，振起国民之精神，不能致国民心志之专一”。固然，当把近代国人与有关国民思想的讨论联系起来时，梁启超所撰写发表的有关国民思想的诸多论著是不容忽视的。1899年2月2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刊发《爱国论》，痛陈国人无国民思想，以致中国“要害尽失，利权尽丧，全国命脉，朝不保夕”。H而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中，梁启超对“国民”一词做了进一步界定，并将“国民”与“国家”作为对立统一的概念加以阐发。与此同时，为了广泛唤起国人的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时人还将视线逐渐扩散至全体国民。1900年，东京留学界发起成立励志会，该会以“养成公德，以为国民之表率”为宗旨。同年12月6日，在励志会的协助下，中国留日学生创办了《译书汇编》。为了唤起国人的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该刊自创办之日起，连续三期译载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名著《国法泛论》(后定名为《国家论》)。此外，该刊还逐期刊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公论》(刊载时以《万法精理》为标题)、伯盖司的《政治学》以及斯宾塞的《代议政论》等欧美法政名著，从而对近代国民所应该具有的政治能力和公德意识等做了有力的宣传和倡导。对此时人称赞道：“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
　　可见，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中国知识人士已把救国与唤醒国人的国民意识紧密联系起来，对权利、责任、自由、平等、独立、自治、合群、尚武等思想进行了自我考量。然而，无论是戊戌时期的革新风潮还是庚子年间的救亡运动，中国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一直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随着中国瓜分时局的日益紧迫，沙俄等国列强的威胁激起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屈辱感。在以青年学生和趋新士绅为首的爱国人士发起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之后，中国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的分离状况才逐渐得以改观。
　　
　　二、拒俄运动：“国民”参与“外交”的尝试
　　
　　“外交”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如《墨子-修身篇》云：“近者不新，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国语》中载：“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古人所说的“外交”泛指与外人的交际，显然与后来的“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往”之义相去甚远。清末列强环恃、外患频仍的现状激起了国人强烈的危机感，庚子之后的瓜分危局更造成了国人无比的屈辱感。在此背景下，中国知识阶层和趋新人士在探索救亡道路的同时，开始对戊戌和庚子以来与下层民众的分离，及对民众“排外”的盲目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戊戌变法失败后，麦孟华逃往日本，并在横滨协助梁启超创办了《清议报》。1900年9月，正当义和团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麦孟华在该刊发文批评义和团“野蛮排外”之举，认为“义和团之召乱，其害在于不审外情，谬倡排外，而非在其气之盛也”。而在《排外平议》一文中，他根据对时局的观察，提出中国人虽言排外，但并不讲究排外之法，以致丧权失利，为此他还着重强调了“文明排外”的重要意义。麦孟华对文明排外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知识阶层对下层民众参与排外的关注和重视，而这正是中国知识人士有意识地发动和引导下层民众参与外交斗争的前奏和起点。
　　1900年10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借此将奉天置于其武力控制之下。1901年初，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又向清政府提出书面约款十二条，同时还进一步要求将中国的蒙古、新疆和华北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强烈愤慨。是年3月15日，上海社会各界人士齐集张园，主张力拒俄约，挽救危局，就此拉开了拒俄运动的序幕。1901年3月15日，上海“绅商假座张园，会议电争俄约”，到会者“共约二百余人”。会上，汪康年当众呼吁：“俄约一事，乃关系国家全局最要之事，亦关系我等一身最要之事也”，“我等同含血气，同具知识，必须竭我等心力，始足尽国民责任。”蒋智由亦大声亟呼：“国谓何矣?国民谓何矣?国者，一国自有一国之主权，国民者，人人各有国家之一分，而当尽其责任。”显然，集会中时人已初步认识到自己乃中国的“国民”，应该参与到拒俄的“外交”斗争中，同时要讲求外交之法。
　　值得一提的是，1901年2月，汪康年曾向时任日本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部长的井手三郎递交一封信函，函件附上由其撰写的《整理政法纲要》，并嘱托井手氏转交犬养毅、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等人。汪康年在信中批评“奉天将军增祺，不谙交涉，……妄舁以全权名目，与俄人立约九条，于敝国外交之道极有关碍”，故请求日本政府出面援助。而在《整理政法纲要》中，汪氏还针对清政府外交提出详细的改革方案，并拟定了“劝令民间绅士讲求外交之法”等建议，表现了其对普通国民参与外交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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